文/马玲

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再次使用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思想理论这种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以领袖名字命名思想理论的这种做法，需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以领袖名字命名思想理论是国际共运的通行做法；其次，以领袖名字命名理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以领袖名字命名思想理论是国际共运的通行做法

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在十九大报告解读专题发布会上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用领袖名字命名的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用党的领袖名字命名理论或指导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行做法。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早用领袖名字命名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起创立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19世纪70年代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派在贬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用法，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则由考茨基率先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表彰马克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但马克思恩格斯最早表达自身理论时并不是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来表明自身理论，并以此区别与当时流行的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并在1847年把以自己理论指导的政党称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把政党的纲领也称为“共产党宣言”。到19世纪70年代后，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理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把自身理论与工人比较熟悉的社会主义概念相联系，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为“科学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者们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经济决定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这种理论曲解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并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考茨基“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越来越搬进我原有的历史观”，开始在正面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之后，恩格斯进一步肯定并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一词。恩格斯在解释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世界观为什么要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时说：“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最后的明确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指导思想的代表。

无独有偶，“列宁主义”最初也是由列宁的反对者作为贬义词使用的。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结合俄国实际创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在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反对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建党思想，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歪曲为专制主义，并在1903年发动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直到1923年列宁病重时，布尔什维克才开始从褒义上使用“列宁主义”。1924年1月列宁病危时，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在18日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在我们所有组织中成立列宁主义研究小组。”1月21日列宁病故后，俄共布中央在22日发表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正式提出“列宁主义”，把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我国，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深入农村，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在党内影响逐渐增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正确的领导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大大加快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导地位，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在之后逐步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1943年，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党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邓小平高瞻远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略；客观认识中国国情，把国家发展方式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之上；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逐步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快速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国际共运史上用领袖名字命名理论，一方面是基于领袖们的思想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公认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强调领袖思想的指导作用，以进一步排除错误思想对实践的干扰。

二、以领袖名字命名理论是推动当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系统完备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开辟了新局面、取得新成就、达到新境界，得到党内外、国内外高度肯定和一致拥护。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打上了鲜明的习近平色彩，无论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还是深化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的判断，还是对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的方法和举措；无论是对近期奋斗目标的制定，还是对长远奋斗目标的展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高明远识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但是，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党仍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要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必须进一步强化核心意识、凝聚发展力量、抓住发展机遇，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政治保障。而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而提出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强化核心意识、凝聚思想共识、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

首先，打破利益藩篱，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强化核心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其中，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并举，特别是在既得利益不愿意改变利益格局并有阻碍和反对改革倾向时，更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的领导核心的坚定领导，用权力进一步推动改革，以突破既得利益，真正让改革政策落地。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开展，需要强化核心意识。20世纪末以来，中国腐败呈现一定特点：一是腐败广度大。既有“老虎”又有“苍蝇”，而且腐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扩展到各级党政军机构。二是腐败的深度强。腐败深入各级领导权力核心，且腐败数量和规模大。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动则数十亿、金额巨大，数量惊人。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紧紧扭住反腐倡廉这个“牛鼻子”，才得以率领全党“打虎拍蝇”、正风反腐，在实践中一边是对腐败零容忍，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一边是建章立制，廉政建设取得极大进步，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面对成绩，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使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转化为压倒性胜利，必须继续用雷霆手段惩治打击腐败分子，必须进一步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最后，强化中央权威，增强思想共识，需要强化核心意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体制特点和优点就是具有思想共识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目前我国社会动员能力虽然很强，但在思想共识上有所欠缺。思想共识欠缺的原因一方面是腐败导致了执政党领导集体的分裂，一方面是集体领导体制需要根据情况变化进一步调整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建议把书记处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体制，1977年8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有力地促进了党内民主和有效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但是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中也逐渐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如党内高层权力的扁平化和民主程度提高的同时，也消弱了领导层的权威，并且由于领导核心的消弱带来政治责任担负主体的缺失；政治局常委的分工负责既加强了领导层内部的相互制衡，也由于权力过于分散而影响了决策的效率，为此，强化核心意识、适当集中权力，强化中央权威，强化思想共识，是新时期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