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

基本公共服务平台，是指用“平台”思维来贯彻和定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领域”。与新时代呼唤的平台型政府（平台型电子政务）相对应的是平台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平台”视野下，基本公共服务结构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供需匹配平台三个部分。在我国电子政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从最为初级的“达成一定共识”“逐渐形成一定标准”等物理层面，实现了新定位和新目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一跨越式发展。人民群众是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需求方，如何满足需求方的基本需要和基本需求，让“互联网+”真正实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相关科技力量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基本要义。

供给的难点与服务的痛点

1.不同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

资金等投入力度有强有弱，平台建设或仓促或迟滞，差异性明显。有的平台实现了平台文化、平台口号和平台标识统一，而有的平台则呈现出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和服务割裂化等问题。

2.海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数据资源未得到更好运用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领域开放或半开放式地向公众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文化体育和民政等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方面的数据资源，但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仍需加强，相关部门的数据领导力仍有待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数据的质量、相关性、获得性以及安全性应该得到切实保障。此外，数据红利有待释放，应充分发挥数据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3.存在应用相对分散、便利与安全冲突等问题

不同平台、不同应用、数据规范和数据端口不一致，导致无法实现数据互通互联。数据安全始终是重要命题，目前，尚不能做到数据安全与数据便利使用的兼顾。

4.平台面临协调发展与统筹发展的双重难题

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数据平台的建设成效目标与受众的服务体验结果不一致，服务供给方与服务需求方之间存在阻碍，尚需打通。

5.部分平台建设华而不实

部分平台建设技术概念多、产品介绍多、预期功能多，而实际需求少、实际作用少、效能评估少，花费了较多的资金资源和时间，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有的平台甚至出现平台应用假象。

6.不同地区政策推动力度各有不同

有的地区能够快速有意识地去加紧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推动平台建设，而有的地区相关部门尤其是主要领导者还处于错误的“平台观”和原始的“数据观”状态，认为自己部门投入建设的平台和数据资源应该自己维护、自己使用，与其他部门无关。

7.平台建设与平台应用缺乏科学评估

有的重平台建设、轻平台应用，有的重平台应用、缺科学评估，有的假以技术概念替换业务概念、用技术指标描述业务结果、以主观推定取代工作任务，逃避工作责任。

8.平台建设与发展路径须取得进一步共识

争取科学而统一的规划、迅速及开创性地推进，是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必然要求。

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践

1.注重平台应用集合，“一平台、多应用”和“一平台、全应用”趋势明显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内涵式”发展，必须统一编制网上服务指南标准，精细化指导、明晰化流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数据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实用性，防止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空洞化、虚假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方式的完备性、服务事项的覆盖性、服务指南的准确性和在线服务的交互性，提升受众的服务体验和满意度。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单一部门提供多项服务要通过多个平台来完成的现象有所遏制，多应用集合于一个平台的趋势明显，全应用集合于一个平台的意愿增强。

2.注重建设规范与建设标准，为不同应用的多平台融合发展做好先期准备

既往不同地方、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系统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管理规范存在差异、标准不一，平台具有“割据性”缺少“融合性”。多平台的服务应用、多元化的服务渠道以及多形态的服务模式，常常出现不同领域的“规范性”与趋于融合的统一标准矛盾的现象。解决好平台建设与运维的“规范与标准”问题，需要在平台建设实践与平台管理探索中逐步完成。

3.注重数据质量，保证多源头的数据真实可靠

数据的真实决定了平台和应用的基本效能。实务中一些平台应用，其实际应用并不理想，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数据质量不高。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受限于不同的应用要求、多头的数据来源以及平台建设数据供给机制，另一方面是数据的数量不够、范围不够、深度不够、精准度不够、时效性不够、专业性不够、可利用性不够及表现性不够。调研中发现，由于数据采集的渠道不同，其数据优劣程度也不同。而数据采集的合法性与数据运用（包括多部门共享）的合法性同样受到主管责任部门的严重关切，相关部门的数据主权观和数据责任观彰显，这也是数据壁垒不能彻底打通的一个重要因素。

4.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物质载体

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还存在部分重复建设的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成本意识淡薄，建设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投入产出明显失调，加重了地方和部门的平台建设运维资金压力。基于此，多应用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防止“信息化烂尾”和“资金黑洞”现象，科学合理使用财政资金和多元渠道资金，加强平台建设资金成本意识；有关方面对多应用平台与统一的信息基础设施承载互联所需的技术升级、转型与相关产品更新换代的资金量预估不足，一刀切式的“推倒重来”现象应当严防。

5.注重平台内部协作机制建设，平台式工作机制提上日程

鉴于我国平台建设存在的“老三难”现象（即资源共享难、互通互联难、业务协同难），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在框架拟定、总体方案设计与规划实施等方面要充分考虑现实的阻碍因素，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工作机制保障等多重措施有力缓解制约、打破束缚，让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得起来、建得好、用得起来、用得好。平台内部协作机制不仅是不同部门、不同系统间的商榷协议与分工机制，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有赖于云计算等互联网科技的智能化分工与协作，是科技智慧化的人工与智能融合的协作机制。在调研中发现，平台内部协作机制是基本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的基本依据。

6.注重供给双方服务与需求的对接，服务模式向“需求为先”转变

在互联网技术时代，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需求方的个性化服务要求成为主流趋势。这个趋势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类型等多元服务要求将从“尽其所有”快速转化为“应有尽有”。互联网技术驱动的智慧平台帮助平台用户实现各种需求，并且开发出更加丰富多元的人机交互新模式，增进平台用户的体验感。

7.注重一体化建设，通过互联网科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平台自身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和层级，一站式“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跨系统的智慧化协作公共服务，这是未来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发展的主流趋势和主要特征。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科技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细致和有效。此外，平台一体化建设也有赖于科技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可以说，平台一体化程度取决于科技与生活相融合的程度，这是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共识。

8.注重平台效能的发挥和平台绩效的考核评估

在平台运行过程中，不能缺少对平台绩效的考核与评估。调研中发现，目前平台绩效考核评估已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开展进行，并制定了配套的考核办法，但是评估指标还有待进一步完整化、规范化与合理化，相应的指标体系应得以确立并且分级，并且至少在服务方式完备度、服务事项覆盖度、服务指南准确度和在线服务成熟度四个方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达”“可见”“可用”和“可办”。

9.注重平台治理，平台建设与平台治理同行

伴随新兴互联网技术应运而生的平台，是科技时代的产物，也是新生事物。如何防止新兴科技带来的负外部性是平台建设过程中始终绕不开的命题。所以，平台建设与平台治理密不可分。平台责任部门在拟定平台基本框架、制定平台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过程中，要时时不忘数据安全与平台稳定。通过制定不同层级的平台管理规则，为积极推进平台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策略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两个立意，一是促进全民所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加快实现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面向“十四五”进行前瞻性地探索与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加快制定“互联网+公共服务”行动计划，以平台建设“标准化”引领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从初期的“部门牵头”转变为“一把手工程”，再逐步向以平台建设和平台治理为重要内容的法治化、制度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转变，并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体系。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现代化”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搭桥链接、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让繁琐冗杂的流程和手续在平台内部消化

尽管有的社区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地市级平台架构完善合理，但是我们预判：省级统筹（省级平台）将成为主流发展趋势。一体化建设是指省级基本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体化，各地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规范的实施原则，构建集约化的省级基本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体系，通过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信息资源，搭建信息流转和共享的数据通道，构建无障碍互联互通的信息流转模式，通过平台内部协作机制为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协同办理服务业务提供支持。

3.实现“互联网+公共服务”与“互联网+政务服务”联动效应

新兴信息技术不仅成为提升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新支撑，也已成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新支撑，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同时，要同步实现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