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渝

讲清楚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最大的难题在于讲清楚它如何相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创造性转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之所以要讲清楚传统，是因为飞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寻找到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与世界对话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持。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只有参与到国家发展的实际中，其优秀成分才会有真正发展的空间。

《论语》能流传至今，本来就是在不断地被诠释中获得生命力的。《论语》不仅能够、而且也需要从不同角度扩展其外延，获得当代价值。但是，我们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把书读懂”是第一步，“个人见解”是第二步。

儒家思想中，有许多不适应中国现实社会需要的部分，但也还有不少活的成分，能对眼下中国的发展、国人价值观的建立、文化认同等起到正面的作用。这是很需要讲清楚的。

当我们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习近平语）时，儒学能否在精神层面充当现代中国社会的“灵魂”？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将如何让现代化的中国有一颗“中国心”？

在当代，传统的赓续已成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比如，自秦始皇实施“书同文”以来，语与文逐渐“分家”，普通百姓能说（日常语言）但不能读（书面语言即文言文），文言文变成了“儒生”“士子”的专利。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以来，白话逐渐通行，语与文合一，但文言文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文言文的文献典籍，从此逐渐被束之高阁。

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文言文练习已经不是最基本必须的训练（英语练习却是），此其一。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文史哲艺贯通，义理、经世、考据、辞章一体，但我们已将传统文化“肢解”，分别纳入文、史、哲、艺等学科，如此，教师无法“教清楚”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学生无法“学清楚”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能够读通读懂文言文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更何况普通百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文献典籍，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很难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需要补现代化的课，另一方面还需要补传统文化课的大致原因。

汤一介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讲清楚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最大的难题在于讲清楚它如何相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创造性转化，重新为社会发挥影响。千百年来，儒家一直强调“道”与“势”的关系，主张道德修养要因势利导，而不主张把道德价值法则化、客观化、知识化、普遍化。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否则仁、义、礼、智、信“五常”之类就讲不清楚。所以，不能仅止于讲讲“原典”而已。这就像我们的某些地方戏，它是“非遗”不假，但如果没有了欣赏者或不培养新的欣赏者，就算保存下来了，又有什么意义？

宋儒张载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说的是儒家的政治抱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解读为“继绝学”与“开太平”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为往圣继绝学”，仍然存在，且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它们能否“为万世开太平”，在什么意义上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它们能否在现代社会主流价值的建设方面发挥某些作用，能否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中国弥补某些现代化的缺陷，具体途径何在，则是更需要研究并讲清楚的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