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臻

作为与中国地壤相接的朝鲜王朝，其存在期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制下的臣属国。朝鲜王朝与同时代的明清王朝，属于中朝关系史上典型的封贡关系时期，呈现出一些阶段性发展特征。笔者以臣属国朝鲜对上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为研究主线，对朝鲜、明朝、后金（清）的复杂三角关系予以辨析，凝练出该时期中朝封贡关系变迁的四个阶段特点；运用认同理论，剖析出导致朝鲜封贡对象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揭示问题实质，从而打开认识明清交替时期中朝封贡关系的新视野。

角色认同的转变：朝鲜王朝由“事大”明朝到“交邻”后金

朝鲜王朝自建立以来，即以臣属国的身份，尊奉明王朝为正统，视明朝为天朝上国，双方保持有200余年的传统封贡关系；但是，随着明朝边疆部族建州女真部的崛起，这种稳定的政治关系发生变化，迫于女真人的压力，为求得生存利益，彼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专事明朝的态度产生动摇，进而有意识地与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交好。政治立场的变化，体现出朝鲜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

1.朝鲜王朝长期“至诚事大”于明王朝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地缘优势使两国发展起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与朝鲜封建政权之间，政治往来频繁，经济贸易不断，文化交流兴盛。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对朝鲜半岛的高丽确立友好政策，遣使臣赴高丽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表明对高丽“一视同仁，不分化外”的政策。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新的朝鲜王朝后，明太祖对李成桂的即位予以承认，宣布将继续贯彻自高丽末期以来的两国友好政策，视朝鲜为亲密的臣属国。明朝对朝鲜国王、世子、王妃等予以册封，但并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只是在礼仪关系上将朝鲜纳入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

朝鲜则视明朝为天朝上国，甘愿以臣属国身份与明朝开展密切的往来。具体而言，政治上，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鲜后，继承高丽末期以来的对明政策，对明朝“卑辞谨事”，请明太祖为朝鲜确定“朝鲜”国号，向大明称臣纳贡，主动接受明的诰命、印信，奉明朝之“正朔”，积极推行同明王朝的“至诚事大”政策。由此，朝鲜与明朝使臣往来频繁，保持十分密切的封贡关系。此后的朝鲜历代国王，都效法太祖王李成桂的做法，即位后马上派使节到明朝，主动接受明廷的册封。每年，朝鲜都会选派使臣定期前往明朝，恭贺节日，庆贺皇帝诞辰、皇太子千秋，临时委派使臣前去吊祭亡故君主，祝贺新君即位、王后册封等，以示对中国皇帝的臣属。朝鲜国王通过对明朝皇帝的进贺，获得金印、诰命、冕服、九章等。

军事外交上，朝鲜接受明朝的“字小”政策，得到明朝的保护。1592年的“壬辰倭乱”中，当朝鲜受到日本入侵危及到国家安全时，上国明朝神宗皇帝应朝鲜宣祖国王之请求，及时出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使朝鲜免遭日本的涂炭，保障了朝鲜王朝政权的稳定。明朝出兵援助朝鲜，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封贡体制内实行“抚藩字小”政策，保护臣属国利益的极好例证。朝鲜寻求明朝的外交保护，还体现在围绕建州女真人的问题上。明朝境内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与朝鲜地壤相接，双方边民私自进入对方境内开展采参等活动，由此引发双方的冲突；对此，明朝及时出面调停二者之间的矛盾。

经济上，朝鲜与明朝通过进贡与回赐，进行定期的贸易往来，明朝则按照对待臣属国“厚往薄来”的传统原则，给与朝鲜非常优厚的回赐物品，如此一来，朝鲜从贡赐贸易中获益颇多。另外，朝鲜还通过与明朝开设互市的方式开展贸易往来，朝鲜甚至可以购入弓角等违禁物品。

文化上，朝鲜与明朝两国文人唱和诗文，切磋经史之学，朝鲜源源不断地从明朝输入大量的文化典籍，如明成祖赐给朝鲜“《春秋会通》、《大学衍义》、《通鉴纲目》诸书”，朝鲜通过全面而广泛地吸收明朝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推动本国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朝鲜自喻为“小中华”。

总之，自朝鲜王朝建立以来，以太祖李成桂为首的朝鲜国王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考虑，明智地奉行对明朝“事大”之策，因而朝鲜与明朝关系总体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对于明朝的“再造东藩”之恩，朝鲜上下一直感念不已，当时及后世的朝鲜国王多次表达感激之情。正是以朝鲜对明王朝上国地位的认同为基础，构成了当时中朝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2.朝鲜“两面外交”于明朝与后金政权

明朝神宗年间，明王朝境内出现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割据政权。自从后金政权建立，明、金公开对峙，朝鲜就成为明、金争夺战中的重要力量。不管是朝鲜臣属于明朝，还是朝鲜支持后金，都将对明朝和后金的战争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这样一来，朝鲜就处于后金、明朝两强之间的微妙地位，成为被拉拢、利用的对象。而此时的光海君国王李珲，在对待明朝和后金的关系上，采取了“两面外交”政策，即“事大”明朝与“交邻”后金并行的外交方针，这表明朝鲜王朝对明、后金的角色认同开始发生转变。

朝鲜光海君朝的“两面外交”政策体现在：一方面，朝鲜王朝表面上不承认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而是恪守君臣伦常，站在明朝政府一边，应明朝要求派出军队，参与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助明抗金，维护业已存在的传统臣属关系，并且给予明朝在朝鲜的毛文龙驻军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牵制后金；另一方面，面对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光海君被迫调整外交策略，改变了原来的“事明反虏”对抗后金的政策，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在“萨尔浒之战”中“观势向背”，消极作战，私下交邻后金，以最大限度地为朝鲜求得现实利益。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在“实利外交”思想的驱使下，光海君国王认为朝鲜还是应“明哲保身”，对于明朝设法敷衍搪塞，对于后金并不强硬回绝。

总之，光海君时期的朝鲜，受到中国大陆政治舞台上明衰金兴变化的极大影响，从原来单纯的与明朝维持封贡关系，转变角色的认同，采取“两面外交”政策，进而形成后金、朝鲜及明朝的三角均衡关系，这对中朝政治秩序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角色认同的重建：朝鲜由半“臣属”后金到“臣属”清朝

朝鲜王朝与明王朝之间，由最初牢固的单一上国与臣属国关系，转变为朝鲜光海君朝扮演“事大交邻”并行的角色；这种角色认同的状况，到了朝鲜仁祖时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朝鲜被迫以条约的形式半“臣属”于后金，进而成为清朝的“臣属”之国，从而朝鲜完成了对清朝角色认同的重建。

1.朝鲜半“臣属”于后金政权

朝鲜仁祖李倧即位后，摒弃光海君国王的“两面外交”政策，旗帜鲜明地站在明朝一边，宣布断绝同后金的关系，支持明朝毛文龙驻军在朝鲜牵制后金的军事斗争，从而使朝鲜与后金的政治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朝鲜对后金的强硬态度，说明封贡体制下的明朝，仍然对朝鲜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朝鲜依然是尊奉明朝的。对后金而言，朝鲜问题不解决，就直接影响到后金对明战争的进程，因为朝鲜允许明朝在朝鲜驻军，这牵制了后金的全力征明。因此，1626年后金汗努尔哈赤去世后，新汗皇太极于1627年正月发动对朝鲜的第一次征讨战争（“丁卯之役”），迫使朝鲜订立兄弟盟约，使朝鲜成为后金的半“臣属”国。

已经臣属明王朝200余年的朝鲜，一直固守着与明朝的封贡大义，面对后金的入侵，一向对女真采取蔑视态度的朝鲜统治者，虽然明确表示崇明斥金，但是在“丁卯之役”中朝鲜被后金打败，无奈称后金为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后金对父母之邦的大明王朝采取敌对行动而自己只能保持中立地位，在心理上是极不平衡的，在道义上是受谴责的。不过，为了自己的国家不至于遭受更大的灾难，也只能如此。对于与后金的议和，朝鲜仁祖王曾表白是为了保全朝鲜国家，议和是对后金实施的一种缓兵之策。由于朝鲜自身能力弱小，加之朝鲜的“保国”心理，因而在明军与后金的作战中，朝鲜对明军的配合非常有限。此时朝鲜受上国明朝的控制减弱，后金尚不能完全支配朝鲜，不过是朝鲜迈入对清事大的第一步；但由于朝鲜过分强调明哲保身，在明与后金之间发挥不了中间调节的作用，因而朝鲜在中朝政治秩序中的地位，自然是明显地下降了许多。

朝鲜与后金订立“兄弟”盟约以后，双方的关系并不和谐，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朝鲜依然同明朝保持传统封贡关系、“岁币”摩擦、“开市”冲突、边民越界、毛文龙驻军问题、外交礼仪之争等，这反映出朝鲜在中朝封贡关系变迁中的艰难性。

总之，朝鲜因军事战败被迫处于后金的半“臣属”地位，部分地听命于后金，而明朝对朝鲜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后金政权逐渐取代明朝对朝鲜的统治地位。由于后金政权在中朝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因此，传统的中朝政治秩序已经发生裂变。朝鲜这种逐渐脱离明朝、半“臣属”于后金的政策变化，反映出朝鲜向角色认同的重建，迈出了重要一步。

2.朝鲜成为清王朝的“臣属之国”

朝鲜王朝密切注视着明朝政局的变动和明金战争的动态，在“丁卯之役”后，仁祖国王奉行“事大交邻并行而不相悖”的方针，继续标榜对明事大忠诚，结果招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亲征朝鲜（“丙子之役”）。清朝通过此次战争，彻底战胜朝鲜，不仅在经济上获得金银、衣物、绸缎、粮食、牛马等财富，人口上获得劳动力，大批朝鲜百姓被清俘虏充当八旗的奴仆，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中止了朝鲜与明维系200余年的朝贡关系，将朝鲜由明朝的臣属国完全纳入清朝的封贡体系之中，从而确立了清朝为君、朝鲜称臣的封贡关系体制。

然而，就朝鲜方面而言，朝鲜为清军所败，被迫由“奉明”转变为“事清”，成为清朝的臣属，但朝鲜君臣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接受、认可清朝，因为朝鲜民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仍对明朝念念不忘，因而君臣盟约下的朝鲜处处抵制清朝确立的封贡关系体制。其一，军事行动上，朝鲜消极怠战，在出兵过程中，士兵常常设法拖延进程。其二，外交关系中，朝鲜对清朝阳奉阴违，在私下里仍然心仪明朝，反映出朝鲜并不想亲近清朝。其三，朝鲜质子蓄谋抗清。曾在清朝为质的凤林大君李淏成为朝鲜孝宗国王后，重用对清强硬派大臣，暗中从事反清活动。其后的显宗国王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打算在反清的斗争中发挥作用。不过，形势的发展却未能如朝鲜所愿。清军入关之后，其统治越来越巩固，而中国的反清复明斗争为清军所镇压，南明政权最后终于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君臣虽有反清的大志，但显然是力不从心，实无回天之力，因而所谓的“反清”最终成为泡影。

总之，清军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朝鲜，双方由原来的兄弟关系变成君臣关系，迫使朝鲜转变封贡对象，从而使朝鲜的角色认同得以重建，但是朝鲜人并未能真正从心理上接受、认可清朝。起初，朝鲜整顿武备，希望能够与中国国内的反清复明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清朝，重振明朝的统治；但这种所作所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最终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伴随着清朝统一中国大业的完成，清朝统治者顺治、康熙皇帝，调整了对朝鲜的策略，注重对朝鲜施行怀柔政策，缓和因战争而造成的与朝鲜的敌对关系。朝鲜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改变了传统的事大于明的观念，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从而使中朝两国的关系又恢复到了明朝时期的传统封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此朝鲜对清朝角色认同的重建得以实现。

结语

如上所述，朝鲜王朝对上国中国的认同，与中国明清王朝易代几乎同步地发生了转变。综观朝鲜王朝对明清王朝封贡关系变迁的历程，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朝鲜王朝对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变化，经历了转变与重建的艰难过程。朝鲜作为与明王朝保持200余年封贡关系的臣属国，对明朝奉行“事大”，明朝对朝鲜“字小”，这已是中朝两国保持多年的传统。16世纪末，壬辰卫国战争中明朝的抗倭援朝即是“字小”朝鲜的明显例证。但正是由于在壬辰战争中明朝消耗了国力，国势日渐颓废，使注重现实利益的朝鲜光海君国王不得不调整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方略，由初期牢固遵守与明的传统封贡关系，转变为游离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展开“两面”外交交涉。朝鲜仁祖王上台后，极力推行“亲明斥金”外交政策，但招致后金的大军压境，后金强迫朝鲜缔结不平等的“兄弟之盟”，在政治军事关系上作为后金的半“臣属”国。由于朝鲜对后金依然采用“交邻”政策，在贸易、贡物等方面处处不与后金合作，由此导致清朝对朝鲜的第二次军事征讨，迫使朝鲜签订君臣盟约，朝鲜由明朝的臣属国彻底转变为清朝的臣属国。概言之，朝鲜对明朝上国地位的脱离、转移乃至转变为以清朝为上国的角色认同，是一个痛苦、焦虑的权衡过程。

第二，朝鲜王朝对明清封贡关系艰难变迁的历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朝鲜最初奉明朝为正统，仰慕的是明王朝所体现的中原文化，而轻视女真民族所代表的渔猎文化，因而并不承认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及至朝鲜遭受后金的第一次军事打击，朝鲜在形式上仍按春秋大义保持与明朝的朝聘礼文，坚持明王朝的正统地位。朝鲜一直以小中华自居，不情愿与“夷狄”女真保持屈辱性的兄弟关系。清朝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战争，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上国对象的转变，对朝鲜而言，是一次痛苦的抉择过程，他们极不情愿“事大”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因而在与清朝封贡关系的体制下，朝鲜仍有一些亲明背清的举动。直到后来，随着明朝彻底被推翻，清朝入关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康熙年间，清朝与朝鲜最终确立了稳定而典型的封贡关系。而到了乾隆年间，随着朝鲜对清文化的认同，即把清朝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者，于是兴起了所谓向清朝学习的“北学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明朝为中心的传统封贡体制，对朝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且一直持续至清朝前期。及至后来清朝入主中原，满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文化，此时朝鲜也转入虔诚奉清的轨道上来，这说明朝鲜所尊奉的是代表中国先进文明的中原文化，由此反映出：后金（清）对朝鲜的武力战胜固然是影响中朝政治秩序变化的因素，但朝鲜诚心奉明与仇视清朝的心理表现，是由于朝鲜民众思想文化因素使然，思想文化是决定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是否顺利的重要影响因素，换言之，思想文化因素影响了朝鲜对明清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