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_本刊记者 化定兴（发自湖南长沙）

朱高正1954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曾参与创办民进党，一度担任民进党的中常委。民进党成立之初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后来逐渐走上了“台独”之路，主张两岸统一的朱高正便退出了民进党。后来他又组建社会民主党，参与新党的建立。在台湾政坛，朱高正极为活跃。

在学界，朱高正亦有很深的造诣。他是朱熹的第26代嫡孙，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之后到德国波恩大学深造，学的是康德的法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朱高正于1990年出版的德文著作《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被全球哲学权威刊物《康德研究》季刊评为“当代研究康德法权哲学之必备著作”。

朱高正虽然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但他更加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还给自己的长子起名为“仰丘”，意为仰慕孔丘。朱高正对《周易》、朱子学、阳明学都有很深的研究，出版了《周易六十四卦通解》《近思录通解》等著作。朱高正说：“我和我的先祖可以说心有灵犀，他有本著作叫《仪礼经传通解》，而我后来写的几本书都是通解性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评价《近思录通解》时“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浅出”。

在朱高正看来，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中道”。比如易经64卦，吉卦约占7成，不吉的卦约占3成。到了上爻的时候，不吉的卦占了7成，吉卦只占3成，所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内外卦的中爻，90%都是好的。由此可知，《易经》崇尚的是“中道”。“《周易》中任何的对立转化，其最终目的都为达成一种永恒的且随时适变的和谐状态。这种太和、中和的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朱高正说。

由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朱高正一直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9月7日，朱高正先生（以下简称“朱”）就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的采访，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的，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就是文化主体意识的凸显。

儒家文化是反对专制的

记：大家之所以对传统文化有所质疑，主要是觉得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如果说传统文化是维护专制，这就是“批林批孔”时留下的余毒。孔子、孟子、朱子的著作中，对专制都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例如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读孟子的书，在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朱元璋就让当时的大学士刘三吾删改《孟子》中批判君王的部分，将其编成《孟子节文》。据我统计，《孟子》当时被删掉了46.69%。换言之，《孟子》一书中，有接近一半都是反对专制的，反对君王的恣意统治的。

因此，对传统文化有很多误解的人，要先谦虚一点，先了解一点，再来评价传统文化，不要停留在人云亦云的水平。

记：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三纲五常”经常被大家提起，也被批判得很厉害。但是大陆有一位学者认为，“三纲”并不是绝对地服从，而是从大局出发，是“小我”服从“大我”，所以说还是有正面价值的。您怎么认为？

朱：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先讲“五常”，“五常”是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被朱熹放到《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第一条，朱熹说我们学就是要学这五点。“所谓学者，学为人也”。用现代的话来说比较简单，这五种关系就是指每个人生下来，你就是人家的“儿子”嘛；你在社会上一定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你总要传宗接代，于是就有了夫妇关系；生活难以为继，就一定有最亲近的兄弟姐妹的关心；最后就是朋友的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你只要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理顺，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好了。

所以“所谓学者，学为人也”就是在说这里。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就是在封建社会特定的背景之下才说出来的；康德也同样讲过这种话。这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与现在不同，所以说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不要断章取义。

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基础

记：您对传统文化是比较推崇的，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陈独秀这些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比较深的，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今天看是否还有价值？

朱：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科学这个方面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过深，把我们的文化自信都给“刨根刨光了”。我从小就很强调文化自信，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豪感的话，就更不用再说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了，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呢？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一是我在德国求学时，我的老师和我讲，在德国吃饭，喝汤的时候不要有声音，因为德国的汤都是温的，可以一饮而尽。而我们吃中餐，在喝汤之前都要先吹一吹，因为中餐的汤都是烫的。所以说，吃西餐要遵循西餐的规矩，吃中餐要遵循中餐的规矩，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自信。

二是我在德国求学时也喜欢听音乐，但是西方的音乐会观众是不能出声的，哪怕睡着了也不能出声。但是中国的京剧则不同，台下的观众可以边喝茶边嗑瓜子边听京剧，台上唱得正好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就会和台上的演员应和起来，观众一应和，演员表演得更起劲，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就是中国京剧的欣赏方式。倘若你将西方音乐会的规矩放置到京剧里来，那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也是文化自信。1984年，我的老师送我们全家去机场回台湾，我的恩师很喜欢我的两个儿子，就和我说，希望20年后我的儿子也到德国来留学。当时我就“翻脸”了，我说敬爱的老师，连我朱高正的儿子20年后还要到德国来留学，您要我们中国人再到德国来留学几代？我的老师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我的要求不高，我希望30年后，老师您的孙子跟我到中国来写论文。我的老师听到之后十分高兴，觉得总算没看错人。

今年7月，我到德国去，碰到了一个我30多年前的好友，我问他，你还记得吗，1985年，我博士毕业回国的时候，我和你说，我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德国，学你们的康德哲学，学你们战后的“波恩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我想学的我都学到了，我现在要回去建设我的祖国了。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在你们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学习你们的长处，我们都要回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但是我在这坦白问你一句话，你们何时曾想要向中国学习？我估计你们想都没想过，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这种心态，30年后，苦日子在等着你们。我的朋友说他记得，说我讲得很有道理。这就是文化自信。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两位程夫子（程颐、程颢）认为《论语》应该是有子和曾子的弟子所编，而曾子最杰出的弟子就是子思，因为子思作出了《中庸》。所以提到《论语》，子思的发言权最大。而《论语》的最后一篇《论语·尧曰篇》，正是子思为了说明他祖先的思想从何而来。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说的就是，无论做任何事，心要无所偏倚，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到最后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是“中”和“家”而已。“家”就是“孝悌”。文王、周公父子为《周易》细化“卦”和“爻”词，其中是“中”就体现在第六十一卦“中孚卦”中，一卦六爻，从下往上第二爻，多能得到美誉；从下往上第五爻，可以建功立业，因为第二爻是下卦的中爻，第五爻是上卦的中爻，只要“中”，就是好。也就是把“中”落实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里头。你如果不懂“中”，你还当什么“中”国人呢？

朱高正（左）与本刊总编辑汪太理合影

王阳明不是一个合格的学问家

记：在台湾，像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儒学前辈，您是怎么评价他们呢？

朱：我认为殷海光和徐复观之间的辩论，最后是徐复观赢了，殷海光被徐复观说服了。因为殷海光代表自由主义，徐复观则是捍卫传统文化。牟宗三和唐君毅相比，我认为唐君毅比较中正平和，牟宗三太狂妄。牟宗三的狂妄几乎可以和王阳明相提并论。牟宗三批评朱子，其实他连朱熹编著的《近思录》都没有好好看过一遍，他根本不了解朱子。而王阳明讲的话，朱子90%以上都讲过了。我认为王阳明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学问家。如果放到今天，王阳明可能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我做了一个统计，就以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为例，他每引用经典三次，至少有一次是误引、错引、乱引和漏引。例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是出自《周易·说卦传》，而《传习录》中至少有30次将其说成了《周易·系辞》。王阳明还曾批评朱熹调整《大学》的章序；但我认为王阳明没有资格在这方面批评朱熹。因为朱熹说明了，他是按照两位程夫子的意思来调整的；但是王阳明却一向自称师承程颢，而恰恰程颢是历史上第一个认为《大学》的章节有错漏的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动手去调节《大学》章节的人。其弟程颐则在其基础上做了更为细致的调整，朱熹是按照程颐的版本再做更为细致的调整而已。所以王阳明批评朱熹，完全可以追溯到程颢身上。

另外，《大学》中有一句话“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王阳明每次在引用时，就会将其顺序颠倒，改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诸如此类现象，至少有500字以上。《二程遗书》是朱熹40岁时候编著的，从卷一到卷十，都写明了二先生语，意思就是，该著作中，有些注明了是程颢先生语，有的则注明了是程颐先生语，但还有一些没有注明是谁说的。

《二程遗书》中，第十一卷到第十四卷是程颢先生语，十五卷到二十五卷是程颐先生语，而《传习录》中至少有10次以上，明明是第十一卷到第十四卷中的内容，但因为王阳明不喜欢，便说成是程颐先生语。前十卷的内容中，王阳明只要是喜欢的，就说成是程颢先生语，不喜欢的就说成是程颐先生语，这是王阳明最不可原谅的地方。而牟宗三则更荒唐，他说《二程遗书》卷一到卷十中，他能够判断出哪些是程颢先生说的，哪些是程颐先生说的，这连朱熹都不敢这样说。

问：清朝时是很重视义理考据的，就没人看出来吗？

朱：那是当时没有人将王阳明当成一位大儒来看。像魏源就批评王阳明很厉害，只是大家都没有在书中写出来。而我就直接将这些错漏捞出来。

问：您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复礼”，就类似于康德的自由，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自由主义？

朱：如果自由主义在中国崛起的话，那将会是中国的灾难。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强者的个人就过于张扬，弱者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在中国是不存在个人主义的，中国人都是讲关系——父子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是不孤单的。

康德号称西方伦理学的大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否认了灵魂的不朽以及上帝的存在；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让灵魂的不朽以及上帝都“复活”了。这是因为康德要在这里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拥有良好道德的人，必须要得到幸福。但是现实生活中，有时候好人没好报，坏人也没得到坏报。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人类的道德感情要变成理性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从出生开始，你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动过什么念头，他全部都知道。好的就加分，坏的就减分，加加减减，到你死的时候，是加分的就上天堂，是减分的就下地狱。到最后，还是报到你自己的身上，这是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就不同，我们说在活着的时候要多积阴德，犯了错还可以有自我救赎的机会，这样才能造福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