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和贸易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式，将二者结合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典型特征。中国对非援助与贸易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中非双方的比较优势，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实现互利双赢。然而，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却将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视为掠夺非洲资源和抢占当地市场。200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中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视为“新殖民主义”；2011年，BBC记者Justin Rowlatt制作的纪录片“The Chinese are Coming”大肆宣扬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活动。历史上，欧盟主要成员国是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也是传统援助国的最主要代表，对外援助是“后殖民时代”加强欧盟与受援国贸易的有效方式。虽然欧盟对非援助政策在新时期发生了转变，经济方面的考虑逐渐减少，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但是其用于服务欧盟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可抹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回应全球关注的新答案。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当前非洲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流入最多的地区，同期欧盟对外援助资金也主要流入非洲地区。同时，非洲也是中国和欧盟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2016年，中非贸易额是149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4%，占非洲对外贸易额的18.8%，中国已连续8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欧非贸易额为2897亿美元，占欧盟对外贸易的2.7%，占非洲对外贸易的37.3%。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中方将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进而助力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宣布，“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以深化民心相通，实现贸易畅通。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援助在中非贸易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和欧盟国家有何区别？如何回应西方国家所渲染的“新殖民主义”气氛？为回答该问题，本文从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视角进行分析，以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和贸易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比较二者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在研究内容上，一是我们从双边贸易、出口和进口三个视角全面考察了中、欧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异同；二是本文将欧盟成员国加以分类，分别与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进行对比；三是基于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比较中、欧对非援助对贸易的非线性影响。

关于对外援助贸易效应的研究

对外援助影响援助国的出口，同时也会对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产生作用。对外援助影响贸易的机制有三：一是通过捆绑性援助直接带动援助国的出口，即将对外援助与援助国的出口商品捆绑在一起，或要求受援国用援助资金购买援助国的商品；二是通过提高受援国的经济水平，增加收入，进而提高进口能力；三是通过习惯形成效应或友好效应间接影响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出口，即对外援助有利于新建客户关系、提高声誉和开拓商品销售渠道。

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质疑与援助领域密切相关。与欧盟等传统援助国相比，中国的援助大多集中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Kragelund, 2008），该领域的援助更易于和经济利益相联系（Pianeselli, 2016）。就对外援助的效果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可以避免西方国家的援助困境，从而更加有效（Wang & Ozanne, 2010）。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需要加强中国与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比较研究。当前，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区域，同时也在欧盟对外援助政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目前将二者对非援助贸易效应进行对比的研究较少。另外，从援助国角度看，欧盟成员国对外援助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该差异在已有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就受援国而言，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异较大。因此，中、欧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对比研究中需考察因受援国经济规模差异而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第二，需要基于援助国角度从双边贸易、出口和进口三个方面全方位地比较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现有研究已经从援助国角度探讨了对外援助的出口效应，或从受援国角度分析了对外援助的出口或/和进口效应，其中基于受援国角度的研究较为全面，但从援助国角度的分析却略显单薄。为深入理解援助国对外援助的贸易动机，需要立足于援助国视角从双边贸易、出口和进口三方面全面考察对外援助的贸易效应。第三，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援助贸易效应较恰当的方法。现有研究已经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为引力模型在援助-贸易关系中的应用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对外援助纳入引力模型。估计时，以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处理随机扰动项的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或组间同期相关问题。

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实证方法

本文将对外援助纳入引力模型，以2003—2013年中国/欧盟8国对非洲30个国家的贸易和援助数据进行研究，并以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处理随机扰动项的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或组间同期相关问题。

（二）全样本估计结果及比较

就贸易效应来看，中非双边贸易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正相关；就欧盟国家而言，其对非援助也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这说明不论中国还是欧盟国家，对非援助都会有贸易利益的考虑。同时，与欧盟国家相比，中国并未像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更重视援助的贸易利益。究其原因，一是中、欧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对外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形式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双边贸易则是其中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当前，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受援地区，以对外援助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目标的重要体现。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前殖民地，非洲是欧盟主要原材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市场（王新影，2009），是欧盟经济利益的核心所在。对外援助作为欧盟实现对外经济利益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推动欧非双边贸易发展的有效手段。二是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具有长期性。

就出口效应来看，中国和欧盟国家对非援助均推动了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出口，但中国的援助对出口的促进程度并没有欧盟国家高。这是因为：就受援国而言，一方面，中、欧对外援助均可弥补受援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打破受援国原有的预算约束，提高购买力，从而提升受援国的进口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习惯形成效应或者友好效应，对外援助有利于巩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开拓援助国在受援国的商品销售渠道。就援助国而言，一是捆绑性援助是中国以及欧盟等传统援助国实现对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通常情况下，捆绑性援助要求受援国应优先采购援助国相关商品和服务，从而带动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出口，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实施条件体现了这一点。捆绑性援助也普遍存在于大部分欧盟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中。二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效应具有滞后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效应逐渐减弱。

就进口效应来看，中国对非援助均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效应，而该效应在欧盟国家中并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非援助是西方所宣扬的掠夺非洲资源。究其原因，中国对非援助遵循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非洲是世界上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大陆，因此，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另一方面，中国具有非洲发展亟需的资本和技术，因此非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尽管如此，中国对非援助依然承受着较大的国际舆论挑战。

（三）基于援助国差异的比较

根据援助国是否达到联合国要求的ODA/GNI0.7%的目标将欧盟国家划分为第Ⅰ类国家（已达到ODA/GNI0.7%的目标，包括英国和瑞典）和第Ⅱ类国家（尚未达到ODA/GNI0.7%的目标，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地利），并比较中国与其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异同。

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第Ⅰ类国家对非援助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并且援助对贸易的影响弹性减小；第Ⅱ类国家对非援助对双边贸易以及出口影响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但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弹性减小，对出口的影响弹性增大，对进口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后者比前者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强。

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盟国家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效果与第Ⅱ类国家较为类似，即对非援助对援助国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出口促进效应和进口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对双边贸易以及出口的影响弹性与第Ⅰ类国家较为相近。

究其原因，一是第Ⅰ类国家在追求对外援助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更加积极地寻求政治和战略安全方面的利益，并且后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传统援助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对外援助规模的不同，经济、政治和战略安全利益在对外援助中的地位各异。就样本中的欧盟国家而言，英国和瑞典是目前人均GDP较高的国家，ODA/GNI比重也较大，相对而言，经济利益在两国对外援助中的重要性较低，而在第Ⅱ类国家中的重要性则较高。三是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和外部性问题，发展依然是首要任务。对外贸易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对外援助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现实选择。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政治和战略安全利益在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会发生变化。

（四）基于受援国差异的比较

贸易效应方面，就非洲较小经济规模国家而言，中国和欧盟的援助阻碍了双边贸易。就非洲较大经济规模国家而言，中、欧对非援助均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并且欧盟对非援助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就非洲中等经济规模国家而言，欧盟对非援助促进了双边贸易，而该效应并未在中国的援助中得到体现。尽管如此，上述结果仍然表明随着受援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对外援助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强。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受援国经济规模的增大，贸易利益在中、欧对非援助中的影响随之增强，而政治和战略安全利益的考虑则相应降低。另一方面，受援国经济规模越大，则市场规模越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潜力就越大，所以援助对双边贸易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同时，援助的贸易促进效应还受援助领域的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如前所述，援助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出口效应方面，中国与欧盟对非洲较小经济规模国家的援助均具有出口阻碍效应；当非洲国家经济规模跨越较低门限值后，欧盟的援助促进了其出口，而中国对非援助的影响不显著；当非洲国家经济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后，中国与欧盟的援助均具有出口促进效应。这是因为：受援助的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方面，对外援助提高了受援国的购买力，但受援国可能从其他国家购买援助国出口商品的替代性商品；另一方面，对外援助有利于提高受援国的生产能力，而国内生产的商品可能对援助国出口商品产生替代。对非洲较小经济规模国家而言，购买力以及生产能力提升的潜力较大，导致援助的贸易转移效应超过了创造效应。但随着受援国经济规模的增大，援助的贸易转移效应逐渐下降，而贸易创造效应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口效应方面，欧盟对非洲较小经济规模国家的援助对其自受援国进口的影响不显著；而对非洲中等以及较大经济规模国家而言，该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当受援国经济规模跨越较低门限值后，欧盟对非援助具有更强的进口促进效应。而中国对非洲较小和中等经济规模国家的援助具有进口阻碍效应；对非洲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援助则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效应。该结果表明，第一，随着受援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非援助的进口阻碍效应逐渐下降，当受援国经济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后，中国对非援助促进了其自受援国的进口。虽然中国对非援助对贸易的阻碍效应可以部分从受援国实际汇率升值的角度加以解释，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诟病。第二，中国和欧盟对非洲较大经济规模国家的援助均促进了援助国自受援国的进口，这是因为较大经济规模国家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出口的能力较高。第三，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前殖民地，非洲许多国家仍然是欧盟国家资源性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虽然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商品以农矿产品为主，但长期以来非洲只占中国进口份额的很小部分。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发现，中国和欧盟国家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通过援助促进贸易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特征，更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因此，不能仅局限于贸易角度评价一国的对外援助，还需要综合考虑政治和战略安全方面的动机。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第一，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非援助规模，通过实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中非全方位合作，打造“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回应西方媒体有关“新殖民主义”的歪曲。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经贸合作必将是实现“非洲梦”和“中国梦”的双赢选择。

第二，在“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原则下积极与欧盟国家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尽管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存在差异，对非援助的动机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双方在非洲只是竞争对手。中、欧加强在非洲的合作有利于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充分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第三，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援助需要重新定位，实现与国内和国际战略的相互协调和促进。根据当前国家工作重点，中国对非援助需要与“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相结合，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往来，实现中非经贸合作的全面升级。该转变也是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过程。

第四，中国政府在制定对非援助政策时要充分考虑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差异的现实，准确定位对非援助的目标，促进中非双边经贸往来。对非洲较小经济规模国家和中等经济规模国家，中国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扩大经济规模，挖掘对外贸易潜力；对非洲较大经济规模国家，中国的援助则需要选择适当时机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