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赵 超

[内容提要] 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历经百年至今仍在征途之中，有关国家政府始终严加镇压或管控却一直无法平息问题，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之一就是国际势力的干预。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时期民族边界的任意划分、对立民族认同的人为建构和民族间的分层与歧视皆是根源。二战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库尔德人成了美国与苏联等大国在中东博弈中的棋子，因而在冷战后的海湾战争和美伊战争中趁机坐大。如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区域化趋势的加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剧变，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花样翻新，但仍未改变为国际势力所利用的宿命，更无法突破各相关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地区局势稳定的意志。

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组织中东政策的调整，库尔德问题一度成为中东地区安全的焦点，特别是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区的独立公投，①“What Next for Kurdistan?” 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explains/2017/09/28/what-next-for-kurdistan.(上网时间：2018年8月2日)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政府军间的合作与冲突，②Charles Glass,“Syria’s Kurds Return to Al Assad’s Fold，”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syrias-kurds-return-al-assads-fold.(上网时间：2018年8月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连任后对库尔德人政策的不确定性，③“Erdoan in High Stakes Game on Kurdish Issue，”https://ahvalnews.com/turkey-kurds/erdogan-high-stakes-game-kurdish-issue-academic.(上网时间：2018年7月17日)以及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对伊制裁形势下库尔德人武装活动的抬头④Seth J. Frantzman, “Iranian Kurds Increase Campaign Against Tehran Regime”,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Iranian-Kurds-increase-campaign-against-Tehran-regime-561800.(上网时间：2018年7月17日)，使库尔德问题成为牵动叙利亚局势、伊拉克统一与分裂、土耳其在中东坐大乃至撬动美俄博弈格局的关键因素。⑤董漫远：“库尔德问题与中东局势”，《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第49页。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总是起起落落，这既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库尔德人民族主义意识等有关，也与国际势力的介入密不可分，而后者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越发显现。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表面上是中东四国各自内政问题，其实质却是国际问题。⑥杨兴礼：“简论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23页。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循环的怪圈，即库尔德人在初期得到诸多承诺，之后遭到镇压，紧接着是军事政变，然后便是新一轮的循环。⑦李秉忠：“国际政治较量与库尔德学的演进”，《世界民族》，2015年第4期，第17页。可以说，国际势力的介入和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库尔德问题长期难解的直接原因。

一

库尔德人作为西亚古老民族之一，经过了一段民族自在发展的时间，之后在长达14个世纪里遭遇了不同国家的侵略，到20世纪初进一步遭遇政治分割。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征服，后相继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征服；7世纪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改信伊斯兰教。[注]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2007,p.23.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库尔德人先后遭到突厥人、蒙古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统治。库尔德斯坦16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1639年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菲王朝一分为二，其中2万平方公里归波斯(今伊朗，下同)。从18世纪末开始，一些库尔德酋长为了独立而反抗奥斯曼政府，英国和法国以基督徒利益受损为由向奥斯曼政府施压，迫使其镇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甚至直接支持并伙同奥斯曼军队实施镇压行动。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被分裂，英国和法国都曾占领了库尔德斯坦的领土。1920年，在由英国、法国所拟定的《色佛尔条约》第62、第64条中，库尔德人获得独立建国可能性的承诺。但是，1923年的《洛桑条约》关于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条款中并未提及库尔德人，库尔德地区在随后的边界划分中被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所分割，[注]王剑峰：《多维视野中的族群冲突》，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加上17世纪分割给波斯的部分，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四：伊拉克东北部、土耳其的东南部、波斯西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注]Erhard Franz, Kurden and Kurdentum, Hamburg: Deutsches Orient-Institut,1986,pp.12-13.可见，屡遭征服与奋起反抗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库尔德人历史的主旋律。[注]Ferhad Ibrahim,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Autonomy,”in Berch Berberoglu,eds, The National Ques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6-60.殖民者对库尔德人“分而治之”的恶果由此显露无遗。

其一，民族边界的任意划分。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占领库尔德斯坦后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划分边界，将库尔德人分割在波斯、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给库尔德人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是传统的聚居区遭到人为的割裂，原本同一民族被划分为地域不同的群体，进而将宗教和语言差别在不同疆域里日益固化，以致加大了库尔德人形成统一民族认同的难度。[注]Ayse Betul Celik,“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urkey: From the Denial of Kurds to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Dan Landis and R.D. Albert (eds.), Handbook of Ethn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Boston: Springer, 2012,p.243.库尔德人在7世纪时信仰了伊斯兰教，但在不同国家者却日见差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伊斯兰教逊尼教派中的沙斐仪派(Shafi’i)，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少数属于什叶派，极少的库尔德人信仰基督教。分隔在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在语言上亦有差别，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二是库尔德民族认同日益为其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所削弱或取代。一战后的波斯、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都试图将库尔德人整合进民族国家认同中，以统一的国家认同来取代或消除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土耳其1924年4月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88条规定：“凡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皆称为土耳其人”，“凡土耳其人，必须进土耳其学校”，并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注]唐裕生：“库尔德人问题的发展历程与前景”，《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第39页。叙利亚在1946年独立后制定了一系列将库尔德人边缘化的政策，如剥夺库尔德人的公民权，否认其少数民族身份，严格控制库尔德人的政治活动，以及在库尔德地区推行“阿拉伯带”政策等。[注]Jordi Tejel,Syria’s Kurds: History, Pol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2009,pp.83-93.波斯在1921年后限制库尔德人的议会席位，禁止在学校、印刷出版等领域使用库尔德语，在军事上强力打压库尔德人的反叛，派遣驻军，军事化管理库尔德斯坦。[注]Sharif Behruz, “Kurds in Contemporary Iran: Domestic And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to Self-rule and what Lies ahead,”http://www.iraqstudies.com/sherif%20behruz-Kurds%20in%20contemporary%20Iran.pdf.( 上网时间：2018年7月17日)伊拉克共和国1958年新成立时卡塞姆政权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民族的合法地位，但在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国家主义根本分歧的影响下，对库尔德人只承认文化权利、而不允许政治自治。以后的伊拉克政府基本沿袭了这一同化政策，甚至曾将库尔德人强行迁至非库尔德地区。[注]张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及其对伊准联邦国家构建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74～175页。

其二，对立民族认同的人为建构。殖民主义者在库尔德人民族地区任意、专横地进行的边界划分，加以“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致使库尔德民族认同与所在国的国家认同、其他民族认同之间日益分野和对立，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库尔德人与伊朗人以及库尔德人与叙利亚人之间的民族认同差异无不如此。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种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相生是指各个民族能够基于国家领土的边界对主权国家形成一致认同，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张力时，个人将国家认同放在首位；相克则为相反的认同排序。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历史表明，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显然属于后者。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初期被视为山地土耳其人，后来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库尔德人武装斗争的展开，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按“好坏”分论：从库尔德地区迁入土耳其人居住地区者为好的库尔德人，而留在库尔德地区开展独立运动者为坏的库尔德人。[注]E. Fuat Keyman,“Rethinking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Turkey: Modernity,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 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 Vol.38,No.4,2012,pp.467-476.这种以是否愿意被同化或归属国家认同为准绳的划分法正是土耳其库尔德人反抗土耳其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注]Ross Dayton, “Identity and Conflict: PKK vs. Turkey (1984-Present),” http://digitalcommons.fi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1&context=ippcs_studentworks.(上网时间2018年8月9日)在伊拉克，英国在一战期间担心与德国同在一个阵营的奥斯曼帝国损害英在印度的利益，出兵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Baghdad)、巴士拉(Basra)和摩苏尔(Mosul)三个省，并将三者合并即为现在的伊拉克。为了便于统治，英国在每个省设立了迥异的管理体制，在巴格达省多为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巴士拉省多为什叶派阿拉伯人，在摩苏尔省则为库尔德人，他们之间相互隔绝、了解甚少。这种历史格局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伊拉克国家认同，这里各民族世代生活在同一国土之内，但各自的民族认同远远强于国家认同，库尔德人尤甚。[注]Sherko Kirmanj, Indentity and Nation in Iraq,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orporated,2013,pp.3-11.

其三，民族间的分层与歧视。民族分层往往导致民族竞争，而民族竞争常常成为民族冲突的基础。殖民当局在殖民地通过强制力量建构了民族间的分层结构。处于顶端的是殖民者(多数为欧洲的白人)，包括直接参与生产的官员、贸易商和商人、掌管进出口和运输公司的人员、教育工作者和传教士以及军事人员。他们分享殖民地的国家权力，是统治阶层。处于最低端的是库尔德人，他们按照殖民者的意愿提供劳工和税收，成为殖民者剥削、打压、压制的对象，成为底层的民族。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伊朗的库尔德人在政治参与、宗教信仰、就业、住宅、教育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发展方面受到歧视，处于边缘地位。[注]Amnesty International, “Iran: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the Kurdish Minority,”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89174f72.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9日)土耳其对库尔德人采取同化和镇压的双重策略，通过强迫迁移、禁止库尔德人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在经济上实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政策，致使库尔德人处于社会边缘，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也降低了正常参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可能性。[注]Kurdok Törökországban, “Kurds in Turkey: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Suppression,” http://old.szocialismunka.btk.pte.hu/files/tiny_mce/File/Szocialis_Szemle/SzSz2011_1-2_78-81.pdf.(上网时间2018年8月9日)这一现象在土耳其争取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有所改观，2010年通过的土耳其宪法修正案更是给予了库尔德人里程碑式的权利如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地位、提高取缔库尔德人政党的门槛等，但在现实生活中，民族平等和自由的实现仍有很长的路要。[注]Ozgur H. Cinar & Tolga Sirin, “Turkey’s Human Rights Agenda,” Research and Policy on Turkey, Vol.2, No.2,2017,p.133.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受到历届叙政府的严格控制；有研究统计称其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一直受到歧视，如他们人口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7%但在大学任教者只有5人左右，在军队中职衔达到上校级别者仅2人，无人在外交部门任职，等等。[注]“Human Rights Issues Concerning Kurds in Syria,” https://www.nyidanmark.dk/NR/rdonlyres/FF03AB63-10A5-4467-A038-20FE46B74CE8/0/Syrienrapport2010pdf.pdf.(上网时间：2018年8月9日)伊拉克是最早签署《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但其违反人权的事时有发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尤为严重。2005年新宪法中有条款规定“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等，库尔德地区也切实获得了一定的自治、发展经济的权利，但库尔德人在宗教、政治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没有变化。[注]Jaafar H. Khidir, Sarhang H. Salih,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Iraq andKurdistan Region: Constitutionaland Political Prospects,”https://file.scirp.org/pdf/BLR_2014123011471678.pdf.(上网时间：2018年8月10日)

在殖民主义时期，库尔德人成了西方殖民者控制中东地区的筹码，由此遭遇“对立民族认同”、“民族歧视”等难题。这种路径的依赖性是库尔德人独立诉求难以实现的结构性障碍。

二

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思想基础。[注][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9世纪末，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影响，库尔德民族主义得以出现。据统计，库尔德斯坦地区1804～1878年爆发了约50场起义，1880年奥贝杜拉教长领导的起义号召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联合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早期库尔德人的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均遭到镇压。一战前后，库尔德人如同其他民族一样寻求民族独立，但在土耳其和伊朗每每遭遇镇压，加之该地区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招致西方对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染指。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由此便在土耳其与西方势力的博弈中被阻断，其独立建国梦想至凯末尔革命胜利后在《洛桑条约》的架构下被彻底击碎。受此激发，库尔德人民族主义的运动以土耳其为中心随之展开，一系列的库尔德文出版物在伊斯坦布尔发行，同时爆发了诸如谢赫·赛义德领导、大规模反对土耳其政府的起义。后来，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二战前后在伊朗，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在伊拉克，[注]王京烈：“困扰多国的库尔德问题“，《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55页。如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政府的运动(1961～1975)、伊朗-伊拉克战争中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1980～1988年)、海湾战争中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2003年美伊战争至今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同时，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此起彼伏。1984～2013年，土耳其政府军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武装冲突共造成近4万人死亡，2.7万多人受伤。[注]Mustafa Cosar Unal, Fatih Mehmet Harmanci, “Turkey’s Struggle with the Kurdish Question Roots, Evolution and Changing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Middle East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1, No.2, 2016, p.3.伊朗的库尔德人运动在1979年伊朗革命及其后都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注]Kaveh Bayat, “Iran and the Kurdish Questio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7, 2008, pp. 33-35.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则成为叙利亚政府处理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筹码，与叙政府的关系相对平和。[注]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70-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成美国和苏联争霸的两极格局，两者围绕着意识形态之争在中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美苏竞争、地区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作用，触发了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一波又一波浪潮。

首先，美苏竞争的挑动或抑制。此间，库尔德人卷入美苏意识形态竞争并不断切换对象、选边站队。1945年，在苏联支持下，库尔德人在伊朗建立了马哈巴德共和国，将伊朗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推向高潮。1946年4月苏联与伊朗签订共同开发伊朗北部油田的协议后，苏联放弃了对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支持，马哈巴德共和国很快被伊朗政府镇压、解散。1970年，伊拉克库尔德人武装组织通过斗争迫使伊拉克巴提(Baathist)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库尔德人在语言使用、自治政府、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自治权”。[注]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1,p.87.伊拉克政府为了获取苏联支持，以转让其海港的使用权等为条件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同时废除之前与库尔德人签订的协议。[注]“Ismet Sheriff Vanlym Kurdistan In Iraq,” in Gerard Chaliand, eds., People Without a Country: The Kurds and Kurdistan, London: Zed Press,1980,pp.153-228.此间的1972年，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领袖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领导库尔德民兵组织、库尔德民主党武装组织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注]Bernd Debusmann, “Kurdish Party Leaders Tells Reuters: Iraq Intensifies Battle Against Us,” in E. Franz,eds., Material Zum Kurden Problem, Hamburg: German Orient Institute, 1977,pp.127-128.同时，苏联给与伊拉克政府大量的军事支持。[注]Stephen C. Pelletiere, The Kurds: An Unstable Element in the Gulf, Boulder, CO: Westview,1984, p.166.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中东大国开始填补苏联解体在库尔德斯坦地区造成的权力真空，西方自由主义大举渗入，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如海湾战争一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和策划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设为“禁飞区”，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了自治。[注]Ala Jabar Mohamme, “The Politics of Iraqi Kurdistan: Towards Federalism or Secession?” Thesis-PHD, University of Canberra,2013,p.108.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库尔德人积极配合美国行动，换取了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的权力分享回报，在新成立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Iraqi Governing Council)25名成员中，库尔德人占了5名。[注]“Iraq’s Governing Council AssumesBroad Authority”,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17436.pdf.(上网时间 2018年9月8日)在此基础上，2006 年5 月20 日伊拉克建立了国家联合政府，其成员中有21名什叶派、8名逊尼派阿拉伯人、7名库尔德人和1名基督徒。伊拉克宪法确认了这种权力分享原则，称之为“国家团结规划”(National Unity Program)。这届伊拉克政府一经组成即得到联合国安理会1546 号决议的认可。[注]“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46 - UNSCR,” http://unscr.com/en/resolutions/1546.(上网时间：2018年9月8日)由此，在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下，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建立了以权力分享为特征的“合作性民主”政府。在这种联邦国家的体制下，随着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变化，伊拉克库尔德人在领土、经济和基础建设、政治力量上都取得长足发展，为2017年9月的独立公投埋下了伏笔。[注]Laura Broker, “Any Hope for a Kurdish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ny and the Prospects of Kurdish Self-Determination,” p.1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3.0.(上网时间：2018年9月8日)

与此同时，美苏经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或抑制了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库尔德斯坦地区拥有着丰富的石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尤其突出。20世纪40年代，伊朗政府以油气开发权来换取苏联放弃对库尔德人马哈德共和国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政府同样以油气资源的开发权为条件，获取了苏联改变原有的中立立场，转向给予军事支持，以打压库尔德人的武装斗争。西方国家在海湾战争中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划为禁飞区，美伊战争之后给与该地区以高度自治权让其拥有独立的油气开采权和出口权，都是为了确保来自该地区的石油供应。如2013年12月，伊拉克库尔德地方自治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能源贸易合同，合同规定库尔德地方自治政府可通过土耳其境内连接欧亚的油气管线向外输出石油和天然气。[注]Ben Van Heuvelen, “Iraq’s Kurdish Region Pursues Ties with Turkey — for Oil and Independenc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iraqs-kurdish-region-pursues-ties-with-turkey--for-oil-and-independence/2013/11/09/ffae210a-41a5-11e3-8b74-d89d714ca4dd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5890ce3b2c49.(上网时间：2018年10月14日)

其次，中东国家的分化、打击。库尔德人被划分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在民族主义运动中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自发起民族主义运动以来，库尔德人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民族政党和武装组织，但政治上的思想分歧和不团结较突出，以致将正当的民族权利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混淆在一起。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成熟由此可见一斑，致使其不同政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注]杨兴礼：“简论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23页。这使库尔德人经常沦为所在国政府或者外部力量手中的筹码，它们不时利用库尔德问题打压对手，以获取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如1972年，伊朗占据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航道几个有争议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屿是伊朗、伊拉克通往波斯湾的必经之处，伊拉克对伊朗的举动极为不满，伊朗为了转移伊拉克的注意力、降低伊拉克报复的可能性，就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斗争。[注]J.M. Abdulghani, Iraq and Iran: The Years of Crisis, London: Croom Helm, 1984, pp.145-147.叙利亚独立初期，政府致力于国家建构，库尔德人问题经历了一段平静期。之后，叙利亚为了获取地区影响力而开打库尔德人牌，以获取对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关系的资本。1980年，随着伊拉克与叙利亚关系的恶化，叙军队招募了众多与伊拉克库尔德人领袖巴尔扎尼有关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入伍，以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在海湾战争中，叙利亚伙同西方势力强迫伊拉克武装撤离科威特，并加强与“禁飞区”内库尔德人的联系。叙利亚与土耳其的矛盾始于1939年法国与土耳其关于土叙边界的争端，1970年随着土耳其开两河流域上游水资源的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启动、叙农业产值大降，叙政府随即宣称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为其提供军事训练、武器、资金等支持，并帮助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与黎巴嫩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叙利亚北部地区因此变成了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的沃土。

与此同时，中东四国外交关系的变动时常以牺牲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为代价。如伊拉克库尔德人1972年发动反政府的武装斗争，1975年伊拉克与伊朗关系修缮后即遭镇压。镇压行动援引的是伊朗国王与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1975年3月所签《阿尔及尔条约》。它规定，双方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对方的行动。伊朗为了与伊拉克修好，在没有知会库尔德人武装组织的情况下，迅即停止对库尔德人的一切援助，结果导致2万多库尔德人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被伊拉克政府军所杀。[注]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1,p.174.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再度兴起，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军开始残酷镇压，库尔德人全民族在萨达姆统治期间尤其遭到了残酷的压制。在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中，1990年随着土停止分流幼发拉底河水，叙利亚也开始宣称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组织，主张与土耳其对其施加共同管控。[注]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2009,p.77.

此外，国际社会的援助。近年来，国际组织在少数民族权利维护和民族冲突的管控方面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注]青觉：“区域组织与民族冲突的管控”，《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4期，第17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再觉醒。在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救助之中。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在推进库尔德人的人权保护事业方面走在前列。一方面，它们通过发布人权报告等方式向世界披露将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利用国际舆论压力促使中东四国维护和改善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它们动用国际组织的规范力量，敦促有关成员国或申请国改善库尔德人的人权，如欧盟利用哥本哈根标准成功促使土耳其政府承认和维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身份和权利。[注]Sule Toktas, Bulent Aras, “The EU and Minority Rights in Turke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24, No.4,2009, p.697同时，国际组织积极开始参与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的管控，如海湾战争中，联合国就通过第688号决议，在埃尔比勒、摩苏尔、扎胡等城市设置安全区，并授权美、法、德和土耳其政府定期巡逻，同时保护当地库尔德人难民安全返回故乡。

三

库尔德人民族独立运动历经百年血泪与荣辱的洗礼，他们在大国竞争和四国夹缝中斗争，虽然未能圆梦独立，但在争取正当的民族权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近期，全球化、信息化、区域化深入发展，大国对中东政策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调整，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新变化均受到影响或牵制。

第一，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给世界各民族带来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各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世界燃起民族冲突的火焰。[注]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2003,p.10.一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催生了俄罗斯犹太裔、东南亚华裔、拉美的白人、西非洲的黎巴嫩人等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一批少数族群，成为自由市场的较大受益者，从而加剧了民族间的分层。库尔德独立运动无法自外于潮流，库尔德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因为地位边缘化而获益较小，如土耳其库尔德人在住房、医疗以及食物等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注]Ayse Betul Celik,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Norms and Its Impact on Iternally Displaced Kurd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27, No.3,2005,p.981.二是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所鼓噪的“民族自决”、“少数民族人权”等不断诱发不合理的民族诉求，进而导致民族冲突。如苏珊·奥扎克(Susan Olzak)认为，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增加族群竞争和冲突的概率。[注]Susan Olzak, “Does Globalization Breed Ethnic Discont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5, No.1,2011,p.3.民族自决的理念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用作举行独立公投的理论武器。[注]Alex Danilovich, “Federalism,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Regime: Iraqi Kurdistan at a Crossroad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2017,p.7.这一理念在土耳其的传播也在腐蚀其国家统一的思想。[注]Ieva Vezbergaite,” Self-Dtermination of the Kurds People: Undermining the Unity of the Turkish Nation?” Institute of Ferderalism Working Paper Online, No.9,2015,p.12.“少数民族人权”在中东四国库尔德人中的传播刺激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意识，引发新的激烈斗争，结果遭遇有关国家政府残酷镇压，酿成流血冲突和危害人权事件。据统计，2018年，土耳其政府军与库尔德工人党在迪亚巴克尔省爆发冲突，造成大规模的难民和数以百计的人员伤亡。[注]“Peoples Under Threat Data,” https://peoplesunderthreat.org/countries/turkey/.(上网时间2018年9月24日)最后，贸易全球化造成轻小型武器的流通，拉升了民族冲突的烈度与周期。如约翰·西林(John Silin)研究发现国际社会对军事贸易的控制会影响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每当泰米尔人获得大量军事武器后，冲突便会加剧。[注]John Silin, Frederic Pearson, “Arms and Escalation in Ethnic Conflicts: the Case of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spectives, Vol.7,No.2, 2006,pp.137-158.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据报道，总体上看，2015年以来库尔德人的枪支市场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从美、俄、德、法、意和捷克购买武器，仅德国就于2014～2015年间向库尔德人交付了2万支G3型步枪。[注]Jonathan Brown，”The Rise of the Kurdish Gun Marke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5/10/rise-kurdish-gun-market-151007121649691.html.(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3日)就个例看，2017年5月，仅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组织就从美国获取了下列武器：1.2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6000挺机枪、3000枚榴弹发射器和约1000件俄罗斯或美国原产的反坦克武器，这极大地改变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注]Sarah Abed, “The Kurds: Washington’s Weapon Of Mass Destabi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ttp://www.voltairenet.org/article197437.html.(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3日)

第二，区域化形势的助推。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形成了具有内部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区域性共同体，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等，促进了地区内的经贸合作、政治稳定和安全保障。[注]青觉：“区域组织与民族冲突的管控”，第18页。在此影响下，中东四国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日益走向联合，呈现牵一发(处)而动全身(域)的动向。如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增强，日益引起土耳其政府军的不安；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让其他三国感到害怕引起多米诺效应。因此，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日益走进国际视野，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和有关国家政策选择的大事。一方面，大量库尔德人离开库尔德地区成为国际移民，并建立国际库尔德人组织。如成立于1999年的库尔德斯坦国民大会汇集了来自库尔德地区的库尔德人代表，游说外国政府、欧盟、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以提高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斯坦地区形势的关注度。2007年5月成立的库尔德斯坦社会联盟是中东库尔德地区所有库库尔德相关组织和政党的联合体，致力于以民主联邦制来解决中东冲突问题。2013年6月更名的欧洲库尔德民主团体大会，宗旨是利用欧洲民主框架实现、保卫和发展库尔德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拥有全球近200个库尔德组织成员，是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所有与库尔德工人党联系的中心。[注]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2010, p.167.另一方面，国际一些力量多方利用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如欧盟将库尔德人人权问题列为衡量土入盟的条件之一。俄罗斯不时利用库尔德问题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库尔德人人权问题、库尔德武装力量在中东谋取或扩大利益。

由于库尔德斯坦处于中东诸国交界处的内陆山区，特别是其族群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的散布，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区域化具有复杂性。2011年中东剧变引发了大动荡，也改变了地区内部传统的政治生态，催生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包括美国主导地位弱化、区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碎片化、地区安全威胁多元化等。[注]唐志超：”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64～69页。这些巨大变化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斗争意识，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库尔德人中引发了一连串维护和扩大民族权利、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注]Claire Berlinski, “The Arab Spring Is Now the Kurdish Spring,” https://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2/7/turkey4056.htm.(上网时间：2018年9月24日)库尔德人这些新的民族主义活动促使中东国家调整政策，为库尔德人扩展实力、推进独立事业提供了新机遇，也埋下了政治社会不稳定的因子。[注]唐志超：“中东新秩序下库尔德问题走向与中国的角色”，《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26页。

第三，信息化带来的便捷利好。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让世界联通成为瞬间即可传输、存取和加工信息的网络，形成网络化、数据化社会。海量、丰富的经济技术信息和文化信息给各民族带来发展的机遇，也生出弊端如言行失范、关系失调、秩序紊乱、安全威胁等问题，尤其为各种社会运动提供了隐蔽而有效的串联工具。[注]Stefaan Walgrave, W. Lance Bennett, Jeroen Van Laer and Christian Breunig, “Multiple Engagements and Network Bridging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Digital Media Use of Protest Participants,” Mobilization, Vol. 16,No.3,2011,pp. 325-349.这为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提供了巨大便利。信息化形成的网络政治空间增强了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协调性。2011年中东剧变就是以这种方式在短时内席卷中东绝大多数国家。随着互联网、半岛电视台以及手机等通讯设备和平台的广泛应用，中东地区出现网络政治空间。大批库尔德人个人和组织由此获得新的交流技术和政治社会等信息，摆脱了以往国家单一传输信息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在库尔德人族群中进行跨国乃至跨区域联络和开展政治活动的协调性、同步性，削弱了中东威权政府对于公共政治议程设置、政治信息披露的垄断权。[注]Marc Lynch, The Arab Upris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s of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3,p.11.同时，库尔德人通过电子化、网络化的信息跨界传输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如有人研究发现，脸书(Facebook)现已成为流亡海外库尔德人的第二故乡，他们通过脸书讨论、分享和收集关于库尔德人的信息，增加了自己作为库尔德人的归属感、认同感。[注]Kurdin Jacob, “ Facebook is my second home: The Kurdish Diaspora’s Use of Facebook in Shaping a Nation,” http://bora.uib.no/bitstream/handle/1956/7629/Master%20thesis_Kurdin%20Jacob.pdf;sequence=1.(上网时间：2018年10月31日)同样，库尔德人及其地区的人权等状况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化、网络化渠道向外界广泛报道、传播。[注]David Romano, “Moder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Ethnic Nationalist Hands: The Case of the Kurd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 1, 2002, pp. 127-149.另外，库尔德人通过这些渠道获取、学习其他族群的相关技术和策略，用以支持本族群的独立运动。有研究发现，近年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开始向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组织、伊朗人民圣战组织(the People’s Mujahedin of Iran)等学习，以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心理战和信息搜集、人员培训与招募、筹款、宣传，以及网络行动规划和协调等；或者学习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斗争策略和技术，如利用互联网的运动代码制作和传播视频等。[注]Gabriel Weimann, “How Modern Terrorism Uses the Internet，”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sr116.pdf(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4日)；Karen Kaya，“PKK’s Changing Tactics and Rhetoric Mimic Insurgencies, Al-Qaida，” https://community.apan.org /.../ 2010_2D00_08_2D00_01-PKKs.(上网时间2018年11月14日)

结 语

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将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在21世纪带入了一个高潮。然而，在四国围殴和大国操纵的不变局面中，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目标目前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四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始终未变。土耳其始终是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承认库尔德民族的身份；伊拉克库尔德人作为伊拉克战争的最大赢家，在政治、经济乃至领土管辖范围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其独立公投招致了伊拉克政府的坚决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内战中坐大，但丝毫未能动摇叙政府绝不允许库尔德人独立的立场；[注]“18 Dead as Syria Kurds Clash with Regime Forces,” http://www.dailystar.com.lb/News/Middle-East/2018/Sep-08/462811-kurds-say-18-dead-in-clashes-with-syria-regime-forces.ashx.(上网时间：2018年9月8日)伊朗库尔德人虽然在美经济制裁的形势下显得更加活跃，但仍在伊朗政府的严格控制之内。大国利用库尔德人为筹码的贼心仍不会死。库尔德斯坦地区丰富的资源是吸引大国的诱饵，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四国的散布是它们撬开中东大门的缝隙。出于巨大的石油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西方大国实际上并不想由于库尔德问题造成该地区形势的过分动荡。[注]解传广：“21世纪的库尔德问题”，《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1期，第28页。因此，稳定、发展的中东四国和中东地区是当前各相关国家及其人民的需求和意愿，也是时代条件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