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明　熊宇珊　韩丹

[摘 要] 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发展，企业的经营与创新都离不开科学的决策，科学决策必须以丰富而详实的信息作为依据与保障。信息与档案信息在科学决策的制定、反馈评价、优化、预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信息科学和档案管理的基本原理，档案信息影响着决策信息的真实度、权威性、可信度、成本与价值效应、不完全性及非对称性，对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加强科学决策的程序性控制与反馈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档案信息；信息资源；决策；决策信息；科学决策

[中图分类号] G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1-0010-12

社会信息化、信息社会化是信息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信息完全呈现出资源化的趋势。今天，“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 [1]，信息资源已取代物质资源及能源资源成为当今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战略性、战术性资源，是社会及经济发展最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之一。

我国最高决策层早就注意到信息资源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与能源、材料资源同等重要”，要“高度重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最为根本的竞争是信息资源的竞争。拥有丰富信息资源储备的国家或企业，不仅可在当前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更能主动定义未来竞争的内容并主导竞争的走向。

决策是国家建设及社会发展包括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系统性、决定性环节，而科学的决策须臾离不开丰富详实的信息作为基础和判断依据，任何脱离信息的决策都是轻率、盲目、不负责任的行为。占有信息，已经成为科学决策的首要前提。

信息资源的种类丰富，构成相异，各具特点，信息的差异使其在科学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产生的反馈机制也呈现不同特点。在各种信息资源中，档案信息具有区别于其他信息资源的诸多特性，在决策中产生着不同的作用，其反馈机制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信息資源。研究档案信息与决策的关系、作用特点及其反馈机制，既能提升我们严谨分析、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又能刺激和促进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同时也能引导知识经济时代档案工作的重构与发展。

一、信息与决策的关系及作用

档案信息是信息资源中的重要形式，具有信息资源的一般特性及功能，要分析档案信息与决策的关系，厘清决策与信息的关系及作用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逻辑前提。

1. 决策与信息。决策是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行为，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与任务，根据现实的可能性，在搜集一定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基于相应的原则，借助一定的工具、技巧和方法， 对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选优后， 对未来活动所作出的判断及行为方案。

决策是一项主观性、条件性很强的工作，但是主观的判断除了睿智的分析外，更需要大量的、详实的信息作为判断分析的基础。耳熟能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谋攻篇》）就是说明决策条件性。一个“知”字，就是突出强调要掌握作战双方及战场环境等大量的信息，惟其如此，方能“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

决策是一项决定全局性、系统性成败的工作，科学决策一直就是人类发展及现代管理学追求的目标[2]。从决策的要素看，“决策变量”与“环境变量” [2]所指的都是科学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信息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过去某些盲目决策的教训中得出必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认识，而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就是决策必须建立在详实的信息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已有一批学者在研究科学决策的过程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姜圣阶、张顺江、毕全忠认为，科学决策的基本要素是信息，“只有获得大量可靠的内信息与外信息，才能‘知己知彼，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决策”[3]。黄孟藩先生深刻认识到信息之于科学决策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决策的基本条件是“掌握决策所需的充足信息” [2]，并一再强调“决策没有信息可以说寸步难行，因为如果情况不明，决策者就等于是个瞎子，是没法做好决策的”[2]。

张尧庭将信息与决策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因为每个人、每个机构每天都在为某个行为进行决策，所以他认为，“信息与决策是现代人生活、工作离不开的两个对象，它们是那么重要，又那么难以掌握” [4]。此后，随着决策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信息对于科学决策的依据性、基础性和条件性作用普遍得到认同，信息资源的搜集、分析、处理成为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

2. 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信息资源有辅助决策、支撑决策、验证决策的效能，充分可靠的信息资源可以减少决策失误，提升决策效率、促进决策顺利落实与推进。信息在决策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依据。伟大的革命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查，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句话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认识到信息是决策之源，且依据这种理性、科学的认识，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战略与战术决策，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从本质上讲，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政和组织机构的决策行为，都是把信息转变为行动的过程[5]。在决策中，决策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占有一切与决策对象相关的资料信息，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基础上，有效把握各种不确定性，降低决策风险，避免决策失误。没有信息作为基础与依据的决策，只能是盲目决策，无数的历史案例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2）信息活动是决策活动的主体构成。从本质上看，对于政府或者企业等机构而言，决策活动无论遵循怎样的程序、历经怎样的环节、耗费多长的时间，其主体过程都是信息行为。于决策本身来说，最终的拍板定案是很短暂的，中间的活动、内容、程序都是围绕信息展开，其主体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信息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决策科学先驱赫尔伯特·西蒙（H.A.Simon）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决策过程的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和实施活动4个阶段中，任何一个活动不仅离不开信息，而且体现为对决策信息的采集与获取、信息的加工与处理、信息的分析与判断、不对称信息的预测等信息行为，从而甄别决策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支撑最终的决策活动，而从总体的表现上看，整个决策过程似乎就是围绕目标展开的主体活动[5]。

在今天，决策活动的信息行为表现得更加深入和重要，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模型（或者模拟）推演等信息技术都被运用到决策行为的信息活动中，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率。

（3）决策的评价基于信息的反馈。决策付诸实施后是完全失败甚至造成更坏的恶果、还是仅仅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或者部分成功，最终只能靠现实的信息来反映与评价。社会管理及其活动的决策看老百姓的评价及舆论等民意信息，科研决策看最终试验（或实验）的数据信息，企业决策看最终的产品销售数据、市场反馈及利润信息，出一本书看销售码洋，拍一部电影看上座率，凡此种种，决策成败与效果的优劣完全依靠最终的社会信息和数据信息来统计，最终形成对决策的评价，并反馈至决策者及相关的实施环节。

（4）信息具有优化决策的功能。为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决策行为中，往往会事先形成多种可选方案，再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及优化。在方案选择及优化的过程中，其基本的工具还是基础信息及各种方案所可能产生的效果信息的比较分析，包括凭借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技术的手段、利用相关信息对可选方案及优化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反馈信息的比较分析，最终依据基础信息及反馈信息在方案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优化后的最终决策方案。

决策科学的实践证明，这种基于信息的优化决策模式是科学决策、提升决策效率与效果的必由之路。

（5）信息在科学决策中的预见功能。科学决策与盲目决策的最大差异在于科学决策对最终的决策效果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这种预见不是无依据的判断或者估计，而是基于科学的信息分析与推测。科学的预见是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分析与科学推理基础上的，它大体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既有的信息分析手段。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客观规律，这种手段是通过采集历史和现实中类似的、相关的各种决策活动所产生的效果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因果效应及相关性分析，从中寻找特定的规律性，并依据这种规律性对决策效果进行预见，甚至有些决策的最终拍板就是基于这种预见。譬如二战中诺曼底战役的登陆日，就是基于历史气候气象信息的分析，预见特定日期气象条件来影响决策的。成语“重蹈覆辙”的涵义及相关典故也是这种决策预见的历史写照。

第二种方式是模拟信息的分析预见手段。这种方式是建立在现代计算机模拟技术和信息技术手段基础上的，是现代决策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决策行为逐步摆脱主观臆断进入客观预判的科学模式。依据相关科学原理及历史数据信息、开发相关技术模型，在技术模型的计算机平台上对相关决策进行计算机推演，依据推演的结果及效果信息对决策效果进行预见。这种决策预见目前在工业与技术决策、军事战略与战术决策、经济投资决策中已经拥有较多的成功预见案例，并在逐步的成熟之中。

没有信息的决策是一种愚昧的赌博行为。随着决策科学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将会日益凸显，决策者和管理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会逐渐加深。

二、档案信息与决策的关系及作用

1. 档案信息与决策信息的关系。信息与决策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然而，信息却又是一个很庞大的资源体系，它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决策、不同时期的决策、不同的人或者机构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有差异的。而科学决策中所需要的信息类型，则要依据决策的性质、方法、程序及决策信息提供的途径进行分类。

在今天，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企业经营等决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综合性、专业性，因此科学决策需要的信息也呈现出专业化的特征，具体可以划分为政治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科技信息、文化信息、市场信息、政策法规信息、消费娱乐信息等[1]，而这些信息都是在各自的专业活动中形成与积累的，其中包含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大量档案信息，而从资源建设及增长趋势看，档案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居于主体地位。

在具体的决策行为中，决策信息依据提供途径可以划分为图书信息、情报信息、网络信息、檔案信息等类型。其中，档案信息是最为稳定、最为基础的决策信息。

从决策信息的来源看，可以将信息简单区分为内源信息和外源信息。而无论内源信息还是外源信息，都包括档案信息，且具有相对稳定的来源。

从决策信息的加工性质看，可以归类为原生信息（或一次性信息）和再生信息（或者二次性、三次性加工信息）。原生信息是在人们特定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具有原始的依据凭证性，这种“原生态” [6]形式的信息就是档案信息。而在再生信息中，很大的比重和成分也与档案信息密切相关，有些信息就是基于档案信息的处理而产生的。譬如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可形成图书；情报资料机构对得到的档案加工处理后则转变为情报信息及文献信息；各类网站将档案信息以网页的形式编辑公布后成为网络信息资源，网络受众再以其他媒体管道的形式传播则又演化为消息。因此，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追根溯源，于大量的再生信息而言，档案信息是“基础信息”或曰“信息母体”，与档案信息大有渊源。

总之，档案信息是决策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信息与其他信息类型一起，共同作为决策的基础与依据。

2. 档案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档案信息是国家、机构及个人重要的信息资源及无形资产，在历史记录、法律保障、科学管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权益维护、计划决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条件性、知识性作用。档案信息与科学决策高度相关，是科学决策中不可缺少的信息类型，也与其他决策所需信息类型密切相关且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故此，从科学逻辑的角度考量，前论中信息之于科学决策中的基础依据、主体构成、反馈评价、优化决策、预见作用等功能同样体现在档案信息上，不过是各有侧重、各具规律，或者在效能上有所差异，而档案信息在科学决策中的作用特点则会在后文作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与保障[6]，而档案信息不仅是决策信息中的重要成分，还是其他信息类型的基础，因此档案信息同样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与保障，发挥着同样类似的作用与效能。而从决策的理论、决策方法与反馈来看，档案信息更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化程度，甚至影响决策进程及效率。

三、档案信息在决策中的应用特点

“信息→信念→决策” [4]是科学决策的机制，决策者通过对占有信息的分析与判断，形成关于决策对象的信念与观念，进而做出决策。从这一机制中可以发现，科学决策的产生与决策信息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决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二是决策信息的加工分析方法。

在决定决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中，档案信息起到较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将会在下文对档案信息作用特点的分析中具体予以呈现。而在对信息加工与分析中，档案管理的手段也有助于对决策信息的正确分析、评估与提炼，有助于决策者形成正确的信念与观点，将影响决策的各种不确定性降低到安全的阈值，从而保障科学决策的产生。

由此可见，档案信息对决策行为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决策信息数量与质量的影响上，其次表现在决策活动的具体过程与方法之中。基于科学决策的机制，依据档案信息的属性与特点，大体可以分析总结出档案信息在科学决策中的作用特点。

1. 档案信息对决策信息的应用特点

（1）影响决策信息的真实度。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但是科学的决策需要的是真实可靠的信息，决策信息的真实程度直接决定着决策的成败及实施效果。因此，如何提升决策信息的真实度是决策活动采集、分析与评估信息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档案学原理表明，档案信息区别于其他信息形式的最核心特点是原始记录性和法律凭证性。无论从档案的形成特点、归档控制方式、保管模式等技术手段与管理特征分析，还是从国家赋予档案事业及档案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及法理属性考察，档案信息无疑是真实程度最高的信息类型。譬如法律范畴的信息被称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赋予了档案信息以特殊的司法属性，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在所列证据类型中，档案部门出具的档案信息的真实程度最高，司法实践也证明档案证据的可采性及证据效力远高于其他类型证据形式。

因此，在采集和占有决策信息的过程中，广开渠道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类档案信息，提升档案信息在决策信息中的权重及占比，是增强决策信息真实度最有效的手段及最直接的途径。档案信息的比重越高、分布越全面，决策信息的真实可靠程度就越高，管理者在决策时的信心就越足，不确定性自然大大降低，决策的风险随之减小。

（2）辨识决策信息的可信度。无论我们通过怎样的采集渠道，使用怎样的加工处理方法，在决策信息中总是不乏虚假信息和噪音信息。虚假信息或者噪音信息会扰乱和迷惑决策者、增加决策的混乱度。因此，如何甄别决策信息同样是决策活动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档案信息不仅影响甚至决定着决策信息的总体真实性，还能够对其他类型的决策信息起到一定的鉴别与辨识作用。一般而言，信息资源之间往往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对于特定的主客体及历史事件，既有图书文献信息的描述，也有情报信息记载、网络信息及社会消息的传播，而档案信息也许有着更直接的记录，这些信息会共同影响着决策者的分析与判断。所以，决策者一定要充分分析這些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并基于真实程度最高的档案信息来鉴别与辨识虚假信息和噪音信息，将其排除在决策影响之外，从而降低决策的风险。

因此，在对决策信息的分析鉴别中，档案信息能起到一定的参照、鉴别的作用，对于有效剔除虚假信息和噪音信息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选择。

（3）提升决策信息的权威性。在决策活动中，决策信息的真实程度、可信程度影响着决策的成败，而决策信息的权威程度决定着决策者的信息及决策的效率与效果。换言之，决策进程的快慢及最终决策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决策信息的权威性。决策信息越权威，就越不可替代，决策分析就越清晰，决策者的信心就越坚定，决策的进程就越快，最终决策的效果也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档案信息的权威性是由两个因素型塑的，一是基本来源于社会公信度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的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二是档案的生成、流转遵从严格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从来源及生成特点看，档案信息主要来自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通常都具有特定的“官方”色彩，本身的社会公信度较高。这些机构一般都是依法办事，行为有严格的纪律及标准约束，文件的积累、归档、保管、鉴定都有严格的标准与规范，其形成的档案具有较高的严肃性、权威性及社会认同度，这些信息绝大多数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在决策活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其他类型的信息就不一样，他们往往来自于带有利益色彩的市场化机构，或者大众化的网络传媒，其自由度很高，缺乏严肃性，难言权威性，可替代性也较强，对于决策更多只是起到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

因此，在决策信息中，档案信息由于有生成机构的职责加持及生成过程的规范控制而最具权威性，是决策活动中的首选信息，同时也是最具信任度、最具价值的决策信息。

（4）增强决策信息的时效特征。任何信息形式的使用价值都存在对时间的分布规律，即时间效应[1]。有的信息仅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超过这个期限就转化为无用或者噪音信息。有些信息的时间效应没有特定规律，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决策的参考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使用起来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于决策行为而言，决策信息的时效特征如果比较明显，那么使用起来就安全便利，这种特征将提升决策信息的指向性，降低决策风险，提升决策效果。

在所有信息形式中，档案信息的时效特征最为明显、易于把握，因为在文件的归档及在档案的保管过程中，档案文件有一套科学化、并经过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文件价值鉴定标准与方法，在这一标准与方法的控制下，任何一件档案都标识了保管期限，这个保管期限就是档案信息的价值存续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这件档案的价值就非常低微，基本不具备决策的利用价值。

因此，对于已占有的决策信息而言，档案信息因其具备明确的时效标签而最具价值利用指向，也可利用其时效标签的价值标准及信息内容的关联关系，来判定其他信息形式的时效特征，从而从总体上增强决策信息的时效特征，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决策。

（5）降低决策信息的成本。决策需要信息，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无论是由决策者自己还是雇佣他人进行决策信息的采集、处理或者形成相关的信息分析报告，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支出，这个经济支出就是决策信息的成本[5]。

决策信息的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直接成本，即有关决策信息的购买成本或者使用成本。比如向有关机构或者人员购买情报信息的经济支出、订购有关数据库使用权的经济支出等。二是间接成本，就是对决策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分析、技术处理、存储保管等过程中产生的设备费用和人工费用。

不同的信息类型所产生的信息成本是有差异的，在决策信息中，档案信息的成本是最低的。

首先，档案信息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信息的直接成本较低。于政府决策而言，不仅可以任意调用公共档案馆的档案信息，而且可以在不损害机构权益的前提下使用保存在社会各类机构的档案信息，直接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机构决策而言，一是可以无偿使用公共档案馆的档案信息，二是可以自由支配机构内部保存的档案信息，此外还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低成本使用其他社会机构的档案信息，总体的直接成本也较低。

其次，档案信息的结构化程度较高，间接成本也较低。档案信息在归档、整理、鉴定过程中经过了科学的分类、著录、摘录、编研，信息的序化程度很高，可以直接供决策使用，避免决策信息的重复分析费用。而在现代信息条件下，档案信息遵从知识管理的需要，充分运用了数据库存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数字档案馆提供服务的档案信息已经是结构化的信息数据，可以直接应用于决策系统之中。简言之，档案信息是一种成品或半成品信息，决策时使用档案信息不仅直接省略了对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的设备费用和人工费用，还节省了决策信息处理的时间，提升了决策的效率。

除档案信息外的其他决策信息则不同，要么是信息与媒体机构提供的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化信息，其获取和使用需要较高的直接成本。要么是混乱度较高的初级信息，必须再经过序化与分析处理，需要较高的间接成本。

因此，在决策行为中，由于档案信息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很低，可以降低决策信息的总体成本，减少决策的经济投入，提升决策的效率与效益。

（6）不改变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及非对称性。虽然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各类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但是信息分析告诉我们，人类对任何主客体及所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对其的认知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没有人能够穷尽任何主客体及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信息，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知永远都是不完全的。同时，就算是这个不完全的信息集合，任何信息的采集方和管理方无论使用何种手段和方式，也都不能完全掌握这部分本就不完全的信息集合。因此，对于人类的任何活动而言，其所掌握的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相对有限的[1]。

信息不对称原理告诉我们，在竞争性条件下，任何信息活动包括决策行为，不同的决策人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决策机构和决策人所收集和占有的信息無论从数量、质量、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不对称的[4]。

对于决策行为而言，决策人主观上一方面总是希望得到完全的信息、消除不完全信息现象，另一方面又渴望自己得到的信息比竞争方数量更多、质量更好、分布更合理，建立对己方有利的不对称信息形式，因而在信息的采集上总是广开门路，甚至不择手段。但从客观上说，这些意图和行为是徒劳的，改变不了决策信息依然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现实。

档案信息虽然在真实性、权威性、可信度、成本与价值效应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同样改变不了决策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的规律。因此，在决策行为中，决策人可以努力做好信息包括档案信息的采集工作，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信息的这种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存在，并恰恰要基于这种不完全及不对称原理，利用不完全信息分析的手段，科学分析、处理和使用这些不完全、不对称的信息，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2. 档案信息在决策行为中的应用特点

（1）提升决策的科学性。目标确立和措施（方案）选择是决策活动的基本行为。决策是否科学，无非是目标确定得对不对和好不好、方案选择得对不对和是否恰当。前者是是非对错标准，后者是优劣比较与选择标准；前者决定决策的成败，后者关系决策的效果[2]。

首先，在目标的确定上，基于信息的目标判定非常强调目标描述的真实性、权威性与清晰度，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不确定性。在这里，档案信息的优势无与伦比，以其严肃、真实、权威的特性优先得到决策者的青睐。譬如人才的录用、官员的任命、合作对手的选择、投标企业的筛选，决策者一定是选择调阅相关人员或者机构的档案信息，而不是其他的描述或者道听途说。又譬如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利润增长目标的分配，也是基于相关历史档案数据的分析及发展趋势而确定的。因此，在决策目标的确定上，档案信息无疑最具话语权，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

其次，在决策方案的选择和优化上，档案信息依然能起到针对性、借鉴性很强的作用。决策方案是为实现决策目标而制定的，无论对于政府还是机构而言，工作总是连续性的、业务总是有关联性的。新的决策与过去的绝大部分决策在性质和业务上是类似的。譬如年度工作安排、产品研发计划、投资发展规划等几乎年年相似。过去的决策在执行中形成了真实的、系列的档案资料，过去的决策所取得的经验可以优化新的决策方案，过去决策存在的失误与教训可以给新的决策提供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给新的决策方案提供选择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得失、懂进退。过往决策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都体现在档案记录上，加强对这些档案的分析研究，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和优化新的决策方案，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2）强化决策的程序性控制。决策的科学性，首先强调的是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依法行政、依规决策，既是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性控制，也可保障决策的公平和公正，因为许多决策是会涉及利益分配和资源流向问题的。

决策尽管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是决策学研究及决策实践发现，所有的科学决策存在相似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体现在科学决策的一般程序上[3]。综合决策科学研究的成果及决策实践探索的经验，科学决策的基本程序可分为：提出问题（目标）→分析问题→制定方案（对策或措施）→可行性分析与论证→审核方案→决定（决策或决议）[3]。只有经过这些程序，我们对决策目标的把握才最准确，对信息的分析才最全面，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最有把握，对决策目标的实现才最有信心。忽略或者跳过任何一个程序，都可能给决策留下隐患，决策目标的达成就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科学决策必须强化程序性控制，譬如我国在基本建设投资上，通过立法的形式，坚持一定规模的投资项目的决策立项，必须编制详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严格的审核。在我国，决策的程序性控制已经走上法制化轨道。

那么，从操作层面上看，决策的程序性控制怎样才能行之有效呢？决策会留下痕迹，决策的每一个过程会产生相应的文件，越过某一个环节，这一程序的文件就会缺失，伪造的文件缺乏逻辑和事由关联。因此，对决策文件进行归档，并依据决策档案来检查监督决策的程序性，具有理论与逻辑上的科学性。同时，实践证明，加强决策档案的管理是对决策进行程序性控制最为有效的策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将行政决策限定在法制的框架内，保障决策的规范化、科学性，助力法治政府的建设。在重大行政决策方面，我国基本确立了基于科学决策基本程序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5个行政决策法定程序[7]。为此，我国许多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纷纷出台有关规定，旨在通过对决策档案的规范化管理与监督，控制同级或者下级政府科学决策的实施。

譬如北京市档案局颁布的《关于加强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性规定》、福建泉州市档案局印发的《泉州市行政权力实施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基本都规定决策过程的全部文件材料应及时整理归档，加强决策档案的管理，并在行政执法检查中作为行政决策合法性、合规性审查的主要凭证材料。

（3）增强决策的反馈性。由于决策终归是对未来发生的行为与事件所进行的一种主观判断，而决策的内外部环境、执行主体、客观需求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无论我们基于怎样正确的观念与理论、使用什么样的科学分析方法、遵循多么严格的决策程序、执行如何周详的论证与审核，都无法避免决策的失误。

决策是人做出的，是人就难免有失误。科学意义层面上的决策，既能容忍一定几率的决策失误，也会对可能发生的决策失误提出应对措施，这个措施就是决策的反馈作用[3]。

决策的执行要经过一个过程，在实施中发现与决策预想不一致的情况并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而是要适时对决策进行检验和修正，从而保障决策在实施中逐步完善，对不科学的决策予以矫正，甚至对错误决策适时终止、避免更大损失，这就是科学决策的反馈机制[5]。

决策反馈作用的实现是依据信息所作的行为及方案的调整，而这些信息除变化了的环境信息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产生并得以保存的档案信息，这部分信息对决策具有直接的评价与验证作用，对决策完善和修正的反馈能力也是最强的。

此外，决策过程产生的档案信息的反馈作用并不仅限于对决策的调整与修正，还包括在决策后期补充、扩充与修正决策者的知识结构，丰富决策者的决策经验，进一步提升决策者科学决策的能力[5]。

因此，及时归档与分析决策过程中产生的档案信息，增强对决策的反馈作用，成为加强科学决策和档案管理工作的双重诉求。

自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以来，档案工作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升机构管理能力、提升政府决策与行政效能等方面作用越来越显著。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决策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深入、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逐步深化，档案信息对于科学决策的促进作用也会上升至新的高度和水平。

正确认识科学决策与档案信息的关系、掌握档案信息对科学决策的作用特点，对于加强决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升国家与机构的科学决策与管理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复兴梦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费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学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黄孟藩.决策概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3]姜圣阶，张顺江，毕全忠.决策学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9.

[4]張尧庭.信息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杨乃定，李怀祖.决策管理新思维·制定科学合理决策的方法[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6]王艳明，杨 艺，王 雁.档案文化发展解读[J].决策与信息，2016，（4）.

[7]巩 慧.让“决策档案”落地生根[J].中国档案，2016，（4）.

[责任编辑：邹立鸣，杨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