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明

2009年冬天，年前大约一个月，我回了一趟溧阳，为的是把我的户口迁回老家，挂靠在长兄的户头下，也才能把我的一代身份证换成二代身份证。网络上风传一代身份证即将停止使用，我唯恐再拖延下去会造成诸多不便，或者滞留外地回不了北京，或者陷守在北京哪儿都去不成，两者对我而言都是不愿落得的困境。回去之前我只和大哥私底下打了招呼，毕竟我要把名字登记在他作为户主的户口簿上，又不想弄得家人皆知，到时候穷于应对。

十五年前，我去常州读高中，随后三年都要寄宿，大哥陪我到溧阳城区的江南春批发市场购置行李箱等生活物品，昔日情景还历历在目。因为念的是高师预科班，类似于能参加高考的普通师专，当时户口就被迁走，然后是调档到南京，这两次上的都是集体户口。大学毕业后，我将档案直接挂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才市场，自以为免了后顾之忧，一挂将近十年，竟然差点想不起来。其间使用的身份证，一直都是在大学时统一办理的，发证机构是鼓楼区公安局。当时和同学排起长队拍照，照片上的人个个稚气犹存，乳臭未干。庆幸的是，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北京，身份证都没有弄丢过，免了我很多麻烦。2004年全国范围开始启动使用二代身份证，我一直拖到2009年，这才着急起来。大学不可能为离校好多年的毕业生升级补办二代身份证，必须也只能将我的户口和档案迁回原籍，以便在当地镇派出所办理新的身份证。

印象中位于镇郊的镇派出所，已变成一个工厂，我进不去。找人打听，才知道由于相邻两个镇合并，为了出警方便，派出所便搬到了一处居中的地点。好在并不是很远，我可以走过去，也能赶在他们下班前到达，不会误事。这条路拓宽了不少，显得更气派，但沿途并不陌生，初中时我曾多次骑车经过，路两旁的各个村庄里分散住着我的很多同学。每一年去烈士陵园扫墓，全校师生需要在这条路上步行蜿蜒，跋涉很久。植树节学校组织学生在路两旁植树，三五人一组，也能足足排出一两里路的队伍，男女学生的个子和树秧子差不多高，等到树苗都插上，这些颗人头便呼啦解散。具体什么树种已经忘记，但肯定不是松树，现在路边这些花、草和树，一看就是绿化公司的产物，人工、技术、规划的痕迹非常明显。植树活动充满了难得的快乐气氛，可能源于三方面原因：其一，在上课时间而能堂而皇之地在校外徘徊，顿觉天地宽广；其二，拿着挖锹、水桶等物却不是在自家地里干活，即使装装样子敷衍应付也不会遭到呵斥，加倍感到轻松；其三，不仅能和女生互动、吵架、追逐，还能站在路边不停张望看痴眼，将路上疾驰的车辆看饱。上世纪90年代车辆还很稀少稀奇，公共汽车一两个小时才开过去一趟，小轿车半个钟头左右有可能出现一次，卡车和拖拉机倒是很多，一会开过去一辆一会开过去一辆，发出噪音，扬起灰尘，喷吐黑烟。我那时候喜欢追着汽车屁股闻汽油味，也喜欢拾捡搜集从卡车和拖拉机上颠簸下来的各种工业边角料，金属的，有机塑料的。树苗种下去之后，除了老天爷，再没人管其死活，不浇水，不治虫，学生在上下学途中往往因为无聊折断树枝，甚至将刚有点生机的幼树连根拔起，像鲁智深，这其中就有我。小树的成活率很低，往往隔好远才有一棵挣扎着终于挺直起腰，像断了很多根齿的梳子，有碍观瞻，残缺一目了然，令人难忘。后来这些残存下来的树也都被移走，统一置换成现在的草皮、樱花、松树。园林局和绿化公司除了安装摄像探头，还安排职员专门巡视管理，无人再敢破坏，很快成了气候。现在路上交通繁忙，车辆往来不绝，尾气扬尘，铺天盖地，如果没有这些绿化植物静静吸收，卫生情况肯定极其糟糕。要想富，先修路。爱护草皮，请勿践踏。路边不时冒出这样的标牌，甚至有一块牌子上面还停栖着一只麻雀，一动不动，像是假的。走在这条崭新气派的公路上，我想象着噪音、尾气、灰尘统统被绿化带吸收，谁也不清楚它們能坚持多久，会不会罢工，或者突然报废。

新的派出所坐落在一个丁字路口的右手，马路的一边突然陷进去一块，形成一个凹字。这个缺口里面停着三辆警车，车头一律朝外，随时都准备蹿上马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烧高香。站在派出所门外，我的心咯噔一下，竟然无来由地打了个冷战。办理新身份证的时候，果然出了一点小意外。一位民警在接待窗口为我做登记时，突然问我有没有犯法违规的记录。我很确定我没有，但是他盯着他调出来的记录，责怪我没有说实话。到了派出所，坦白从宽，还不应该实话实说吗？我也觉得奇怪，除非我有梦游症，否则犯没犯罪违没违法，我自己难道还能被蒙在鼓里不成？他把电脑扁平的方脑门偏过来很多，以让我看到大部分液晶显示器。屏幕上面确实映着，我在2005年10月，因为打架纠纷惊动了110，还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接受民警苦口婆心的教育，“牙齿和舌头再好，也有咬着的时候”，“夫妻打架，床头打床位和”，最后调解成功。全程都有记录，白屏黑字，显然是事实。我更糊涂了，仔细逐条核对出警记录，确实是我的名字，身份证号码也没有错。看到最后却让我哭笑不得，这个“我”，原来是和妻子过不下去，属于家庭矛盾，闹得凶了，周围邻居怕出事，这才偷偷报警，也算是及时阻止了一场人间惨剧。时间是晚上11点20分，寂寂人定，万物静默。地点是大湾庄，也就是我现在户口迁回地。“我”的妻子名叫黄彩琴，一个性格泼辣的少妇，敢于和丈夫大打出手，并不落下风。村里何时住着另外一个“我”，除非我分身有术，不然我如何能同时既在北京又在村里。更何况，我并没有结婚，怎么就多了一个妻子，还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睛。所以，上述行为绝非本人所为。那个民警也解释不清楚，不停地摇头，渐渐摇出一头雾水。过了一会儿，他被一个神情严肃的胖警察叫走了。差不多过了五分钟，他回来，之后对此事绝口不谈。他似乎已确定此事与我彻底无关，完全是一场误会，多谈无益，再也无须解释。很可能只是电脑出了故障，数据混乱导致；另外，既然旧的身份证要换成新的，错误的信息一笔勾销就是，以后自然也不会影响到我。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再坚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还想不想办二代身份证了？很显然，我的身份证曾被人冒用，还好那个人只是以我的名义和他强悍的妻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架，声势惊人，把邻居都惊醒了，此外没有做出更过激的行为，比如杀人放火，否则的话我即使身在北京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停在广场上的三辆警车之一，必然会冲上路，一路开到北京，再把我风尘仆仆地带回来，关在监牢里，唱一出铁窗泪。我又安慰自己，如果真的犯了大事，估计别人也不敢擅报我的身份证号，报了也没用，违法必究，审查必严，那种情况下反而再无漏洞可钻。可是，这个和妻子打架闹到派出所都不敢用自己真实姓名的人，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他会不会是一个潜逃的通缉犯，借用我的身份改头换面，在此地某个工厂里谋得一件差事呢？王八沉塘走直线，他现在又窝在哪里呢？我就这样七想八想，明知道里面肯定有问题，问题说不定还不小，而我一旦办下二代身份证，再想追查就绝无可能。我坐在圆凳上，心神不宁，显得很不适应。负责拍照的姑娘忍不住埋怨，说我又不是第一次拍身份证，何至于如此紧张，她让我摘下眼镜，坐好坐直，不要低头，不要眨眼，调整了好久终于拍到她满意的照片。新的身份证将在一周后寄往我留给他们的北京地址，我很快就能收到。在此期间，派出所发给我一张临时身份证，有效期是三个月。临时身份证上显示的形象模糊，眼泡略肿，眼球凸出，眼镜戴时间长了的人都这样。身份证上的照片都会把人往丑里拍，也许好看都是打扮出来自己在镜子里才能看到，落在别人眼里的都是一副丑相，可笑每个人都不自知。话虽如此，我还是很懊恼：身份证上的我虽然不像在逃的犯人，但脸上分明有一种疲惫厌倦的感觉，如同丧家犬。此后说来也怪，只要用到身份证，取火车票，过机场安检，订酒店客房，每次掏出来，一律都是背面朝上，显然我并不想看到身份证上正面的照片。背面2009—2029的有效期限，让我时时重温那次回乡之旅，想起那个素未谋面的“我”，还有黄彩琴，这框定的二十年时间，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度过。

事情的始末说起来比具体操作容易很多，为了拿到各种证明和盖章，我多次往返南京和溧阳，嘴皮虽然没有磨破，但双腿确实走得酸疼。最后，我带着所有材料在一个叫五家墩的村子路口下了车，找现任的大队书记盖上大红印章。村委会就设在村头一座废弃小学里，一路听不到狗叫鸡叫猪叫，人影也不见一个，好像被施了魔法，所有生物都同时陷入沉睡，只有植物疯长。五家墩当然住了不止五户人家，但即使如此，也难掩它是一个弹丸小村的事实，一个明显的证据，以前村小学只设一年级和二年级两个班。该村最知名的竟然是一家榨油坊，老板叫八斤子，生下来就有八斤重，所以后来也一直是一个大胖子。很多人家都将晒干的菜籽用板车拉来，机器开动，村子里便笼罩香极了的菜籽油味。菜饼可以作为鱼饲料卖给养鱼户，但小孩会偷偷地藏起一些来，钓鱼的时候，撒一把到河里，铺成一个鱼窝子，坐等鱼来上钩。菜饼很快沉入水中不见，水面顿时染上一层五颜六色的油。我在村口使劲吸一口气，以为还能闻到当年的菜油香味。在村委会走完最后一道程序后，我才发现我竟然是一个幸运儿，再迟两个月，也就是春节后，新的政策就会下来，那个时候因为到外地读书户口被调出去的学生，就不能再迁回头了。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好马不吃回头草，泼出去的水收回不到碗里。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我还能把我的一代身份证换成二代身份证吗？我确实嚇出一身冷汗。出冷汗还有一个原因，那个低头在证明函上认真盖章的大队书记突然想起我是谁了。他是我姐夫的同村人，年纪也相仿。他抬起头看我，几乎是很得意地一口气说出了我父亲、我大哥、我姐夫他们的名字。态度随即变得更加和气，语气近乎温柔。这意味着，即使大哥会帮我刻意隐瞒，其他人也终究会很快知晓，就像纸包不住火。这种节外生枝让我很沮丧，毫无疑问它会让我的如意算盘落空，台面下会翻到台面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问题将生出新花头，好像嫌我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我其实对自己的户口最终落在哪里并不在意，要不然大学毕业后这么长时间也不会选择只身蓬飘万里，我只是担心身份证，人在江湖漂，没有身份证可不行。但家人和村人显然不会这样想，也绝对不可能把所谓的乡下人和城里人，南京人或北京人混淆，即使他们已然犯错：他们以为我在哪里工作，户口就落在哪里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情呢？

总而言之，我虽然把户口顺利迁回，也如愿以偿办下了二代身份证，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再不用担心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处处碰壁困守一隅，但另一块大石头又迅速被推到了心尖尖上，高悬在那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都是那个西西弗斯吧，终日终身滚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也像屎壳郎。我必须很快做好可能被反复盘问的准备，尽管那些问题高悬如巨石，无聊胜狗屎。家人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户口顶不容易迁出去却又迁回头，好比一觉睡到解放前，若在别人口中说出听到耳朵里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们会觉得我这些年的书都白念了，“某人家的孩子读书读傻了”，同时必然益发怀疑我大学毕业后这么多年究竟在做什么，可能什么也没做，从南京到北京，说起来名义上是好听，在大城市工作，其实都荒废了，混来混去的结果，最终一事无成，还不如回到溧阳，正正经经找个单位，老老实实上班。和其他同龄人一比较，之间的差距再明显不过，我的存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买车，更不用说置房，未曾带过女友回家，结婚八字还缺那一撇，如同老话所说，老婆都不知道结在哪棵树上，谈什么生儿育女。凡此种种，我难免涌起一阵阵巨大的羞惭，头顶心像是要炸开来，一如当年那个稀里糊涂的初中生，遇事就缩脖子，不知不觉脖子变短，眼光变浅，再没有一点长进。这些年来，家人对我，颇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而顾得了脑袋顾不上腚，摁住葫芦浮起瓢，不知道被我钻了多少空子，撒了多少谎，瞒了多少事，现在一朝真相大白，可想而知他们的失望之大，溢于言表。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就只能死猪不怕开水烫，索性再次装作死蟹一只。

姐夫姐姐他们特地过来一趟，我们一起在大哥家吃晚饭。那个大队书记，显然已为此事找过姐夫。几杯酒下肚，姐夫忍不住了，抛出一连串问题。他以为我把户口迁回家，人也会紧跟着回溧阳。不然为什么要眼巴巴地迁户口呢？这是他唯一勉强可以接受的理由，这样毕竟离家近了很多。以前在南京，我隔几个月才回家一次，到了北京，一年就只能回来一两趟。但我并不接话，也不表态，表明我无疑还是会继续待在北京，一直熬下去。北京有什么好，难道真的有窖子挖到吗？姐夫暂时陷入迷茫，而我在他的沉默中更加惶恐。该怎么解释呢？我在北京待习惯了，那里有我玩得来的朋友，有我不头疼的工作，熟悉的环境、作息、饮食，这些都让我适应了，我已经很难接受在其他城市生活和工作，哪怕是溧阳，一样也是遥远和陌生的。就像现在，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虽然门窗紧闭，但我还是感到冷得受不了，而他们早已习惯，浑然不察，以为我冷只是因为衣服穿得少。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室内我外套都不用穿，着一件单衣，赤着脚走来走去。这些其实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讲，算什么呢？可是都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生活不就应在冷暖二字上吗？更何况，我真的也不能确定，一旦离开北京，我还能做什么，还愿意做什么。姐姐几乎是一直脸带愁容地看着我，她眼神里的内容我懂：反正在外面也没人管我，我偷懶已成习惯；习惯病，习惯病，养成容易改掉难。

还有几个问题，是他们很想问却最终没有问出口的，我打算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多年来，我因为这类问题饱受折磨，内心愈发排斥，无法给出答案，也不想回答，但又没觉得对方这样问有什么不对，并非冒犯或不敬。问题是问得太多，倒似成了见面的常用问候语，齐刷刷众口一词，以致众口铄金。可能也是我生性容易紧张，在这些问题上不断累积情绪，觉得极其愚蠢，变得过于敏感。我真正反感的是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那种趋同一致的生活，那套非得如此不可的逻辑。很显然，从生活迈向更好的生活，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让更好的生活完全凌驾于生活之上，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我年幼时，耳熟能详的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管一代”，慢慢变成“金坛县，溧阳县，不如现过现”。转折发生在80年代，完成于90年代，正是我青少年时期。9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生活之上的花团锦簇，变身为花团锦簇之上的生活，有点本末倒置了。

2008年奥运会后，即使遥远的溧阳人，大抵已清楚北京的房价，知道在首都买房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没有房子，娶妻生子就更像是讲空话。早动买房子的心思就好了，那就赚到了，所有人都这样想，渴望在北京三环附近拥有一套房子，能在某个饭局、某列火车上有意无意地提起。没有房子而又在北京勉强混着的人，就像我辈，只能深深地埋下头去，半天抬不起，视若假寐。如同打麻将，摸了一张白板，又摸一张白板，再摸一张白板，继续摸还是一张白板，形成白板对子，白板碰子，白板杠，若想杠上开花胡一把大的，那是想太美。就拿我来说，不要说我工作这么些年没有多少存款，即使我每年省吃俭用努力存下些钱，和买房的钱相比也不值一提，这么大的亏空如何填补得上。还有一句潜台词，他们私底下肯定是为此长吁短叹的，在2009年时，我已是实足年龄三十岁的人，还没有结婚。大队书记和拍照姑娘因为察看我的身份证，表达过类似的惊讶。哎呀，小伙子你还没有结婚啊，要赶个紧了。姐夫更是感慨，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年纪，又没有结婚的，在老家地面上，扳起手指头数，算来算去也只有一个国荣。国荣的娘老子绝可怜，早就愁白了头发，两个人吃辛吃苦，每天过得都像是在还债。但是姐姐不愿意拿我和国荣比，姐姐觉得我是她弟弟，怎么都要胜过那个国荣。姐姐说，国荣是不要好，而我是太要强。这个国荣我知道，他是我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现在还能浮泛起来的印象是，他面孔圆圆的，笑起来两边嘴角露出一对小虎牙。国荣现在怎么样了，我有些好奇。这个时候我翻过来打听国荣的事，流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明显是想转移话题，用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他们就都及时缩住话头，陷入一阵沉默。外面天光暗下来，风声渐紧，终于姐夫姐姐他们也觉得冷了。天气预报早晨说要降温，果然降温。现在天气预报也比以前准多了。他们还要开电瓶车回去，大概骑十分钟到家。交通工具确实缩短了路程，在骑自行车的年代，天冷、风大、暗星夜、落雨、下雪，逢上这样的天气，姐姐姐夫便会住下来，最多也就是姐夫一个人回家，姐姐会在娘家歇一夜。现在，一家人吃饭不复以前那般热闹，这肯定不全是我的原因。眼面前的时代确确实实变了。

隔壁村的寄爷知道我回来，打电话让我去家里吃晚饭。其实他不喊，我也会去看望他们，难得回来一趟，不能绕门过。这门寄亲还是在我小学时认下的。当时我的父亲过辈了小半年，我一直生病，去医院怎么看都不见好，没有办法，迫不得已信了巫医。巫医是个和蔼的老妇人，笑眯眯的，不像医院的医生护士那般冷冰冰，隔人三丈远，不爱搭理人，见到我第一面简直就把我当成了孙子孙女辈。巫医的话容不得人怀疑，我的病是年少丧父加上运道不好引发的，必须找到生肖符合的一对夫妻，认作他们的干儿子，病才能好起来。说起来很神奇，也确实有效果。我的母亲颇费了一番工夫，走村串户地仔细打听，果真找到了这么一户人家，夫妻两个的生肖都符合，而且只生了两个女儿，膝下没有儿子。事情至此就相对简单了一些。母亲领我上门去，给我的寄爷寄娘磕头。寄爷家准备的回礼是一套手工定做的西服西裤，我穿上了很贴身，也显得神气，乍一看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我很清楚这是假象，因为我只有这样一套像样的衣服，除了节假日，根本舍不得穿，平时都穿补丁撂补丁的衣服。尤其是有一条运动裤，补丁无巧不巧缝在裆部，不注意看不出来，弯腰的时候在屁股那里就会露出小半块阴影。阴缺的同学于是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吃豆腐干佬”。为此我很羞愧，甚至恨不得真的把那块豆腐干一口全部吃掉。而且那块阴影时时都会闪现出来，让我总是陷入沮丧的情绪。寄爷家没有男孩，很希望我真的做他们家的儿子，不仅是认寄亲，走走亲眷那样，而是过继过去，由他们养大，以后养他们的老。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母亲始终没有松口，也许她不愿意轻易把拉扯孩子长大的责任让渡给他人，也可能是她觉得这样做对不住我死去的父亲。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寄爷一家一直遮遮掩掩，时不时像讲一句笑话一样不着痕迹地提及，可能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实凭空多出一个儿子，对他们未必是好事，他们要蜕层皮，才能盖好房子，帮儿子娶到媳妇，而且这个所谓的儿子和儿媳，估计难得和他们贴心贴肉，到时把他们养在井锅里也不一定。那时我每次去寄爷家，他们都会夸张似的说起过继这件事，他们是有多么希望我这个寄儿子有朝一日变成真儿子，而我总是手足无措，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如果母亲真的要把我送给别人，我或许也能接受，但母亲不发话，我就只能成为哑巴，一个字也不往外吐。怎么着这事都不由我说了算，也就似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能像一个附属物，或者一件奖品，甚至是赠品。中考之后，寄爷一家逐渐不再提及此事，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他们以为我有了出息，而这显然是对我母亲含辛茹苦养大我的犒劳与奖赏，他们更不好意思分杯羹。他们这时再想让我做儿子，有点不近情理，倒像是存心占人家便宜，索性不再说。然后是高考，然后是大学，然后是工作，即使我迟迟没有结婚，寄爷一家再也不像母亲这般着急上火，一方面是他们很相信我，另一方面他们显然也疏远了我。从小学一直到现在，我在寄爷家经历了一段抛物线，先上升，到顶点，再下降。我毕竟只是他們的螟蛉子，不是嫡亲的骨肉，他们很希望接手管我，但管不了我，也不想管我。有些事随着时日推移，终究会不了了之。因为担心寄爷一家也已经知道我将户口迁回一事，一路上我很是忐忑。不知怎么的，面对他们，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仍然没长大，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依旧不懂事，横竖都让人担心。把户口迁回来，不过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佐证。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混得比现在要好一些，要好很多，才能避免这一轮又一轮的尴尬和害臊。我确实感到羞愧，想要逃避，但也仅此而已。迈过三十岁的门槛，我虽然依旧单身，但处事确实老练了一些。

有一年，大概是我到北京的第二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溧阳乡下的习俗，腊月最后几天是向祖先祭祀的日子，最迟要在三十那天完成祭祖，祭祀毕还要去先人坟地烧纸，回来张贴门联，这些事情都要赶在太阳落山前完成，天上没有太阳的话就看时辰，然后一家人吃饭守岁。大致是这个流程。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和大哥一家去坟地上烧完纸钱，还只是中午，有充足的时间去镇上浴室洗把澡。大哥一家和母亲会在下午借用邻人家的浴锅烧水洗澡，按照先男后女的顺序，大哥和侄子先洗，大嫂同母亲后洗。前一家洗完，把脏的洗澡水都舀掉，另一家早就等候多时，提水洗锅，再烧一锅新的洗澡水，灶膛里塞进稻草，水升到一定温度，也按照先男后女，像下水馄饨一样依次入锅。初中时我曾用一盒电光炮作为贿赂，让一个小孩偷偷地往灶膛多塞了几把稻草，水温升高，很快变烫，害得里面洗澡的人衣服都没穿就跑了出来。自此之后，我对这种浴锅反而落下心理阴影，大约是担心别人也不会放过我。大哥告诉我，有家浴室标志醒目，很容易找到。其实镇上有三家浴室，在同一条街上，相隔不远，既可扎堆形成洗浴一条街的效应，也能互相争抢生意。大哥说的估计是他常去的那家，叫“光明浴室”。我有好多同学都叫“光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赵光明，李光明，周光明，陈光明，蔡光明，总有这样的名字在身边熠熠生辉。这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遗留，不仅有人名，还涉及理发店、器材店、照相馆、百货商店、饭店、电影院。浴室取这样的名字，我倒是第一次见，不禁哑然失笑。光明浴室虽不大，也分男女，一楼为女浴室，二楼是男浴室，三楼用作休息室，每个房间有两张床位，像宾馆的标间。在光明浴室里裸体的男女，都像一根根体态臃肿分了枝杈的白色蜡烛，想一想，确实明晃晃。如果又有叫光明的人，也大驾光临到光明浴室洗澡，一定更加亮堂堂。可惜我没有名字里含有“光明”的女同学。洗澡的时候我忍不住这样想。

其实也没什么好洗的，主要是洗头，头发容易惹脏，起味道，必须勤洗，身体反而积不下泥垢。小时候冬天往往个把月才洗一次澡，身上能搓下麻绳一样粗的泥垢，几个人洗完，浴锅里的沉淀物都能用脚蹈起来，确实脏，要好好洗，特别是过年前。我的父亲生前常说，钱是人身上的垢，搓搓就能有，害得我恨不能把皮肤都搓下来，那分明是满满的一吊钱。我挤了洗发精涂在头上，往身上打了一遍香洋碱，等到从头到脚都起了泡沫，就在淋浴下冲洗。洗完澡，时间还早，想起中午转播的一场NBA篮球赛应该还没结束，便去三楼休息室，要了一个床位，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五套，点上一支烟，躺在床上看。期间有人敲门进来，给我倒了一杯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还问我要不要服务，掏耳朵、敲背、洗脚之类，我拒绝了，因为不想妨碍看球赛。两支队你来我往，攻防打得确实好看，一个小时倏忽而过。这段时间旁边那张床一直空着，也许是下午，池子里的水已经很脏，没人来洗澡，也就没人需要躺在上面。他们好像在上午把澡都洗完了，十点左右是高峰期，池子里面都是人，挤得水面一下涨过了池子壁，不时有水被晃出去。里面很多人头都熟人熟面，彼此大声喧哗，对如此袒胸露背丝毫不以为意。在城市的浴室里，这种情况是难得一见的，最多几个同学同事好友相约去泡澡，怎么可能满池子都是相识的人，有种包场的感觉。

等到球赛打完，我翻看手机，已经一点半，是时候回家了。我准备穿衣服，把浴巾扯下的刹那，无巧不巧有个女的推门进来。这显然是故意的。这女的看上去年龄不大，闷头进来，像走错门，又慌忙出去，轻轻带上门。我倒有些意外，没想到有人这时候进来。等我穿上内裤后，那女人在外面象征性地敲了下门，不等回应便偏身闪入，随即将门反锁。我看出她不是本地人，像是湖南人或四川人。听到房门的保险咔嗒被拉上的声音，我的身体居然不争气地有了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客气果断地拒绝了她。是这样的，我恪守老家一些难以启齿的代代相传的规矩。规矩一：远嫖近赌，理由不赘述。规矩二：三十晚上夫妻不能行房事，具体原因不明，我也很好奇，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即使想践行破坏也找不到愿意配合的人。这个突然站在我面前的女人，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显然不是合适人选。只不过她比我老练和大胆，也许还更放肆，在向我不依不饶招徕生意的时候，竟然一把拉下了我的内裤。这样做了之后，她似乎闪闪烁烁地笑了，好像在说：“你看！”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她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狠狠戳穿我言不由衷的谎言，不必再费口舌讨价还价，顺手牵羊般把我拉到床边。一眨眼工夫，她人已经躺到床上，脱得只剩下内裤和胸衣。我目瞪口呆，可能还为此感到难受和伤感。大多数青春不再的肉体都是丑陋不堪的，无法坐视。那一年，我还年轻，年轻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所反应，但我阻止她脱光自己。我不想有进一步的行为，那更难堪。我没有忘记，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我又不是畜生不如的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更何况还是在我读初中的镇子上，离我家不过三里地，骑摩托车甚至不需要一支烟的时间。她显然没有放弃，不停地在说。那种普通话听起来很像川普。这个小镇，即使我难得回来，通过其他人的讲述，我已十分清楚它近十年的变化。当我选择成为北京外省人的时候，它也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涌入，来此说不上安居乐业，但显然是一种相对不错的选择。或者进工厂做工人，或者在饭店旅店做服务人员，或者其他。普通话大有淹没本地方言的趋势。过年了，她用川普说。过年了，她留在这边过年，她用川普说。过年了，她却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她用川普说。过年了，她的孩子在盼她回去，但她却不能回去，她用川普说。是的，她有一个或者不止一个孩子，这从她的身体就能一目了然。当然，她或许还有一个动不动就喝醉拿她出气的丈夫，于是她逃了出来，即使过年，举国团圆欢庆的日子，她也不太情愿回去。即使她想家想孩子，犹豫再三，她最终也没能回去。她没买到回家乡的车票。既然如此，她就留下来，勇敢地在异地一个人过年，同时如果可以的话继续工作挣钱。我用我的方言在心里默默地想。说实话，我几乎相信了她的所有话，并在心里升起一丝同情。这个时候，我几乎自私又无助地产生恐惧，如果她叫起来呢，如果她不仅叫喊起来，那个房门口还很快聚集上百颗脑袋，里面不乏我的邻居、同学和老师呢？他们挤破脑袋，看戏一般，还在牙齿缝里用方言吐出我的名字，不知道是羡慕、理解，还是嫌弃、厌恶。我竟然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呢？在初中时，我可不是這样的孩子。暑假里我和女生在教室走廊里说话，教导主任在楼底下冲这边大喊一声，我都会惊慌失措，还是女生嫣然一笑，打开了遮阳伞挡住。和女生一起骑车去同学家玩，不提防路边走着我母亲，她叫一声我的名字，吓得我使劲蹬车，骑很远了还不敢回头。高中时我和甘平每次晚自习后都送一个女同学回家，顺便再走一段路到火车站买茶叶蛋吃，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和该女同学好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样看着他。大学时我约了另外一个系的女生在湖南路吃晚饭，回到学校女生宿舍已经上锁了，她犹豫再三，不敢惊动宿管科的阿姨，还是我自告奋勇把宿舍门拍得山响。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千年道行一朝丧，奔流到海不复还。对异性的渴望让我抓狂，厚着脸皮求欢，广撒网多捞鱼，恨不得一个也不放过。但不是在溧阳，也不是现在。现在我妥协了，告诉她，我可以给她钱，但不需要她为我做任何事，真的不需要。平时我并不会如此大方，但我一直是怕麻烦的人，这点从来没改掉。我给她钱，她收下，流露出一些羞赧。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她身体上或脸上霎时涌现出来的这种表情。她也许不是惯犯，她的身世和遭遇可能都是真的，但我无法向她解释大年三十这天对我辈的意义，也解释不清楚。我只能再次妥协，这次是在她貌似要求公平合理的一再坚持下，我接受了她一只手的帮助。那一天是好天气，阳光透过窗户铺在床边，感觉很是温暖，从里面望出去，外面没有高楼，所以不用担心被看到。我的注意力有一部分在她手上，有一部分在门上，我担心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进来，哪怕是响起敲门声，也会让我心惊胆战。还有一部分，我回想起初中时，我第一次牵女孩手，我的手就像我此刻的阴茎一样发烫。那真是奇妙的经历，牵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她如果效法田小娥，或者像现在这样。我不知道当年的女同学现在何处，或者远去外地嫁人，或者就在镇上生活。幻想逝去，我只盼望着赶紧结束。等到她闪身离开，我穿上内裤，继续此前被意外中断的着衣过程，穿上保暖内衣，套上毛衣，穿上外套鞋裤。还有残余的涌出物，粘在了我的内裤上。很长一段时间，它慢慢凝固，变成硬硬的一小块，不时因为摩擦而被我感觉到。我有点发愣，满大河的珍珠蚌，也不声不响占领光明浴室的洗澡池子了吗？

也就在那时，一年难得联系几次的寄爷，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吃饭。那顿饭，我兴致不高，几乎是恍惚地吃完。不知怎的，我挥之不去地揣测着，我在家鄉的亲朋好友和同学老师，也许都是光明浴室的常客，比如我的寄爷，我的姐夫，还有我的大哥。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就这样，我满载着记忆，像一艘载重过巨的慢船，前去寄爷家吃饭。在看似杂乱无章像荒草一般丛生的往事中，突然理出了一条偏僻悠长的小径。我是这样想的，多年前我前往寄爷家，因为一次荒唐的行为而暗自羞愧，这种羞愧并未延续至今，但今天再次前往寄爷家，我依然为又一次糟糕的行为而生愧。这不是巧合，更可能是必然。我没有在感情上做到洁身自爱，也没有因为窘迫的家境而知耻后勇，无法过上理想美好的生活，看起来更像是咎由自取。我进而想，如果寄爷一家旧事重提，考虑到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想必不会像当年那般沉默着反对，而我又已年过三十，不仅未婚，而且还重新变回农民身份，来自于他们的善意和善心还能像过去那般遭到无视和拒绝吗？然而，寄爷一家并未就我把户口迁回去一事说什么，他们也没有提醒我年过三十、至今未婚的现实，甚至全然忘了过继的可能。我松了口气，但隐隐又觉失望。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我深感沮丧。我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以及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似乎应该是青少年时期就要积极面对认真考虑的问题，我在三十岁头上才算第一次正视，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及时。在寄爷家的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偏又要装得津津有味，不仅是我，还有寄爷一家人，都有些强颜欢笑，该说的话却一句也没说。但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该说的话呢？寄娘在吃饭时一再提醒我，千万不要变成像国荣那样的人，会被人当笑话看。寄爷每次都及时打断她，不让她说下去，好像如果由着寄娘就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寄爷认为国荣也没什么不好，更何况国荣自己心里想什么，私底下做些什么，旁人并不清楚。隔着门缝把人瞧扁了，才会闹出大笑话。

上午，我沿着河岸随意行走，满眼入冬的灰败景象。近村的河岸两边倒满了生活垃圾，眼看就会把河身拦腰截断，河水堵塞，臭不可闻，要走出去很远，才相对干净。生活越好，产生的垃圾就越多，反之，垃圾似乎也能被贫穷消化。一公里之外，总算显出野外的迹象，水变深了，显得青绿，天空在水面有清晰的倒影。有一个人，悠然自得地坐在水边垂钓，斜斜伸向水面的钓竿，像一件精巧的工艺品，由粗渐细，线条感十足。隔着好远，我就猜想这可能是国荣，果然是他，这个旁人完全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手上做什么的人，我的初中老同学。冬天向阳的水底，会有鱼儿活动，大多是鲫鱼，因此便也只能钓到鲫鱼。初中时我们曾结伴在河边钓鱼，用的是竹林里现砍下的竹竿，放秧的秧线，缝衣针烧红扳弯的钩子，随便一个角落掘出的蚯蚓。青青竹竿，很快变黄，经年的秧线朽烂，受力便会扯断，钩子没有倒刺，容易导致滑钩，蚯蚓有一股臊臭的味道，不知道鱼儿会不会讨厌，凡此种种，都无损我们钓鱼的快乐。彼时这条河无论春夏秋冬都很诱人，趣味和危险共存，而我们几乎就在河沿上长大，每晚都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随时向晚霞发出啊呀啊呀的叫声。眼前的国荣，穿着青色滑雪衫，有破洞的牛仔裤，一双大头皮鞋，半坐半躺地斜靠在河埂上，嘴里嚼着一根细长的草茎，像另一根伸过来的钓竿。一个小马扎上放着半导体和茶杯，一根轻塑钓竿插在土里，浮子一动不动。这几天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去找国荣，没想到竟然在河边遇到了。我站在河埂上，他半躺在河坎上。天上飘着悠悠白云，水面冒出丝丝热气，水底有隐隐水草。撇开周遭环境不提，倒有点像人间仙境了。

国荣乐于分享他的钓鱼经。不仅是冬天，在这条河里平时也很难钓到鱼。当然，现在鱼也不值钱了，想吃鱼，无论何种鱼，街上什么时候都能买到，除了鲫鱼，还有青鱼、黑鱼、昂公、鲶鱼、鳜鱼，冰柜里甚至垒着冰冻的带鱼、鸦片鱼。所以钓鱼并不是为了吃鱼。刚开始那会，还能经常遇到鱼苗站的人员，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沿着两岸巡视，发现有人私自钓鱼就会上前劝阻驱赶，轻则没收钓具和养在网兜里的鱼，重则罚款。后来他们就只盯重点河段，那里河宽水深，鱼多也大，偷钓的人经常能钓到大鱼，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连溧阳城里爱好钓鱼的人都会专门开车下来野钓。鱼苗站的人为此焦头烂额，巡视和惩罚就更严更重。不过，国荣现在钓鱼的河段一般没人来问信，即使钓到几尾野鲫鱼，他们也懒得出面出手管。渐渐的，这块地方就成了国荣钓鱼的专座，他在这里架根钓竿也被默许。国荣的父母倒是希望鱼苗站的人来管管，哪怕是撵着他不停换地方钓鱼也好。

期间，浮子偶尔动起来，沉下去一点，又浮上来，再沉下去一点，又浮上来，不停在试探逗弄，好像要慢慢放松钓鱼人的戒备，突然一下沉得很深，鱼线瞬间被拉得笔直。我在岸上看得真切，心里竟然暗暗着急起来。国荣也赶紧提竿收线，但钩子上是空气，钓饵没有了，鱼鳞也不见一片。

现在的鱼，比人还聪明。国荣说。我每天上午来钓鱼，无论刮风下雨打雷飘雪，都不会间断，感觉是鱼在钓我，而不是我在钓鱼。真的，我一直觉得鱼在水里是看得见天空的，能看到水边钓鱼人的一举一动，但我站在岸边，最多只能看到水下一米深。更深处的水底有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当浮子显示有东西在吞吃钩子，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是鱼，每次提起来，什么也没有上钩，也许钩子上钓住的是别的什么，比如说河水本身。

说到这里，国荣把话题引到我身上，像从河坎底下向上扔一支烟给我，当然了，国荣并不抽烟。说说你吧，我们是老同学，又是同一个村上人，你怎么样？我听我妈说起过，你现在在北京大公司上班，挣大钱，似乎也还没结婚，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是因为眼眶子太高，要求太高，挑花眼了吧。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告诉国荣。这事说来话长，简单点讲就是，想结婚的时候没条件，有基础的时候找不到对劲的人。刚开始顾虑太多，越往后越成为惯性，觉得一个人挺好，习惯了，就不想改变了。我姐姐也说我，习惯病习惯病，旁人看得头痛，自己一点不觉得。兴许这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国荣点头附和，他讲的话好像从收音机里飘出来，听起来夹杂着自比的况味。男女结婚的理由千千万，可以被归结为一条，那就是想两个人一起生活，不结婚的理由万万千，同样能够被归结为一条，那就是还想继续一个人生活。可惜的是，两个人生活就被认为是对的，一个人生活总被质疑是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也没人认真去想，随便应应付付就过去了。

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谈得来劲时甚至不愿意有鱼上钩来打岔，陷入沉默时又巴不得有东西咬钩吃饵以分我们的心。眼前的这条河，已经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前的模樣。好像因为我们长高了，河身就变窄，河水也变浅。不只是河流，村庄也是，也在不断缩小，就好像人老之后会变矮缩短一样。只有公路越修越宽，越修越长。六车道的马路用作飞机跑道也够了，只是不知道它最终延伸到哪里，又会把人带向何方。说到飞机跑道，每次坐飞机，我都尽量选靠舷窗的位置，这样下降时就能看到下方的建筑群，一开始像高中时手工课上焊有零件的电路板，慢慢放大，渐次像同事小孩迷恋的乐高玩具建筑、无数人流连观摩的楼盘沙盘，等到猛然接近实体大小时，都会有些吃惊，难道我们每天就是在这些奇怪的建筑中出出进进吗？当飞机盘旋在城市上空，地面的一切特别像我随手点下的密密麻麻的眼屎，等到飞机着陆后，坐在飞机上的我就只能是仰视这些高矮胖瘦的建筑，充作它们的包芯都嫌小。因为飞机，国荣顺口提到一个叫“野猫”的村上人，年龄和我们父辈相差不大，野猫有一年去海南岛打工，去一趟，回来一趟，都乘了飞机，因为坐过飞机，上过天，就断言他的人生再没什么遗憾。国荣现在对村里男女老少人头的情况比我熟悉得多，如今这个野猫已经害病去世。国荣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如果野猫坟头的碑上也能刻上墓志铭，这句话会不会是他一生最为生动的写照：“这里埋着一个叫野猫的人，因为坐过一次飞机，此生已无憾。”人生如果真能过成这样简简单单就好了。

国荣每天的活动雷打不动，上午钓鱼，下午去镇上买彩票。这也是他引人侧目遭来闲话的主要原因。线路已经固定，如同用两脚圆规画出来。其实我也买彩票，一三六体彩大乐透，二四日福彩双色球。买彩票看起来成了我和国荣最大的共同点，我们的运气也一样，四等奖以上望眼欲穿，那些中过大奖的人都像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从来没有在我们周围出现过，但我们依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我和国荣步行去镇上彩票店，像两个真正游手好闲的人。路上偶尔遇到个把个行人，停下和我们打招呼，看样子同国荣很熟悉，也认得我，但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他们是谁。和他们作别后，国荣会向我大致介绍他们的情况，倒出来的信息，如同在课堂上对着老师背一段索然无味的课文，我也不认真听，更不费劲想。早上这条去镇上的必经之路上的行人想必才多，一直到中午都会络绎不绝，有上街买菜卖菜的，有去茶馆喝茶玩牌的，有去厂里上班的，有做其他营生的，剃把头，修个车，抓副药，总之有事可做。当然那个时候国荣多半已经一个人窝在河边钓鱼，独自享有一整条寂静的河流，云无心而徘徊，鸟倦飞而知还。由于彩票店上午十点之后才开门营业，到晚上八点半关门打样，如果不是玩3D彩票，而是买双色球或大乐透，在这个时间段里任何时候去买都可以，大可以不必赶在一时，挤在一块。国荣上午去钓鱼，被视为无所事事，下午去彩票店，被看作不务正业。一个人不能既无所事事，又不务正业，这样人就废掉了。买彩票这种事，更被村人视同赌博。坐吃山空，赌到山穷水尽。赌徒都想赢铜钿，赢来赢去就只能赢台子板凳了。

天下彩票店，似乎都一个样。一个柜台，两台机器，柜子里摆着一沓沓刮刮乐彩票，总有几个人用一张卡或者一枚硬币在哼哧哼哧地刮卡，刮完一叠，再要一叠，中奖了喜出望外，将奖金换为新的一沓卡，什么也没中就瞪大眼睛发一会呆，好像明白必然如此，不如此才是痴心妄想，叹几口气，吸根把烟，如释重负，黯然离开。柜台所占位置有限，余下更大的空间里，摆着几张麻将桌，几张牌桌，都是固定的牌搭子，下午人陆陆续续过来，聚齐一桌就开始。其他人想玩，很难被接纳，只能站在一旁吊长脖子过干瘾。打牌的人，旁观的人，间隙想出几组数字，扔到柜台那边，让人打出来，到离开时一同会钞。买彩票的人，都以为好运气会在不经意间降临，刻意去求反而求到雪山冰山上。等到放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数字，这组数据却突然大放光明，中了一等奖二等奖，像是一个笑话，让人后悔得想死的心都有。国荣去彩票店虽然一天不落，但他不打麻将，也不玩牌，停留不超过十分钟。他每次都是花十元钱照打五组数据，这些数据他已追了三年，时不时中六等奖，偶尔中五等奖，仅此而已，运气再难往前走一步。按理说是失望的，但失望越大，希望也随之增大。这是玩彩票人都有的心理。不过，国荣心态更为放松，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花十块钱买彩票，就好比一天抽一包烟。钱花了也就花了，无论侥幸中什么奖，感觉都是高兴的。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国荣买彩票，表面上看是为自己的生活添一个念想，就像旁人说的，期待咸鱼翻个身成为百万富翁什么的，其实不是，他只是让自己有一件固定的事情做，以打发溢出来的时间，钓鱼也好，买彩票也好，在国荣那里就好比上班。仔细想想，上班也就是这么回事，把时间花掉，把生活费挣到，把讨老婆买房子养孩子的钱挣到，把看病的钱旅游的钱养老的钱挣到，如此而已，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值得大说特说。

一些初中老同学纷纷在手机里跳出来，表示要“好好聚一下”，你一言我一句，出主意，献点子，最后讲定了在镇上一道吃晚饭。他们本来要预订溧阳城里的高档饭店会所之类，反正现在都有车子，接送很方便，从大湾村到城里，跑一趟也就十来分钟。但国荣建议，还是在镇里吃，一来他们既然有车子代步，来去方便；二来镇上还有其他老同学，索性来个小聚会，闹热点；三来就是为我考虑了，我在北京什么没吃过，高档饭店反而显得没特色，不如在镇上吃点本地菜。讲妥之后，国荣还感慨一句，还是从北京回来的人面子大，几百年没冒头的人都争着要请客。我脸上顿时发热，赶紧岔开话头。

时间还早，我们若先回趟家再赶过来，却又有点急促，便在镇上闲逛。下半天，镇上没什么人，理发店、车行、药店、邮局、小商场门可罗雀，加起来还没有彩票店的人气旺。偶尔卷过来一阵风，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扫大街。为这次聚会，特设了两个联络员，城里一个，负责在QQ同学群里发布聚会消息，通知聚会时间地点，乡下一个，就是国荣，联系在镇上工作的老同学，他们平时基本隐身，在同学群里向来不作声，不知道看到消息没有，或者看到也当没看到。镇上的老同学，一个在小学里教书，一个在大药房里做销售，还有一个承包了镇上的移动营业厅。他们应该也都在城里买了房，平时可以在城里镇上两头歇，但因为工作所在地的关系，都还是以乡下人自居。我们踱步过去，顺便逐一探访。老师在上课，给同办公室的同事交代了一句，说我们来过；医药代表上午很空闲，下午交关忙，三个人没说上几句话，我们告辞出来；营业厅老板今朝没来，只能打电话通知他。另外还有几个同学，在附近几个工厂里上班，国荣一一打电话通知，一个出差去了浙江，肯定赶不回来，一个说孩子生病在家需要照顾，就不过来了，还有一个说可能要加班，下班时才能决定来还是不来。俗话说，饭好吃，客难请，同学聚会也是如此，越到后来越有可能聚不全聚不起来。何况这一天又不是周末，周末不用上班也许好点，可周末事情或许更多更难脱身。像国荣，天天休息，天天上班，休息就是上班，上班就是休息，也就无所谓周末不周末。很快，能够参加聚会的人数确定下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在常州宜兴做生意的同学表态也要赶过来，这样加起来也有十多个人，满满一圆台子。

不知不觉路过光明浴室，竟然还在，牌子都没有换掉。兴之所至，时间也够，我们便进去冲了把澡，要了两个床位休息。这次没有人进来招徕生意，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国荣，很大可能是国荣先前跟他们打了招呼，免了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或许是刚才在澡池子里的裸体相见，我们彼此放松了很多。我告诉国荣，我这次回来是为了迁户口，在北京落户是绝对不可能了，只能把户口迁回头，不然二代身份证就没着落。没有身份证，在外面寸步难行，说不定分分钟都可能被遣散回来。国荣也有他的烦恼，他并不是村人眼中那种附着在年老父母身上的蚂蟥，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工作挣钱，虽然不多，但足够他一个人不那么光鲜地生活下去。因为他已深深厌倦不切实际、高攀不上的生活。国荣觉得我能理解他，作为过来人，他也希望我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内裤破烂有洞眼谁人知晓。那些住别墅开豪车的人，说不定资不抵债，欠银行贷款说出来可能吓死人，正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国荣说：“我显而易见是村人眼中的失败者，被他们认作反面的典型。所有父母都会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活得像国荣，不要长大了像国荣。好像只要避免像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受，都是成功。”我在嘴里反复咀嚼着这句话，心想：可是到底什么才是成功呢？事业可以用成功来修饰，生活难道也要用成功来丈量吗？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外面马路上不时有大卡车开过，呼啸着碾过我们的似醒非醒，似睡非睡。想来这时，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人，都在上班的上班，干活的干活，在通往成功的大道上一路狂奔，过五关斩六将，一骑绝尘，独有我和国荣两个，浮生眼看着就这般滴滴答答地漂走。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没睡着，只是耳朵里反复听到我和国荣的手机滴滴作响，一会收到一条短信，一会收到一条短信，都是晚上要一起吃饭的人发来的，或是问候短信，或是段子笑话，或回忆某件昔日往事。有的电话是存在通讯录里的，有的是陌生电话。一串数据发来的短信，如果末尾没有顺带着标注姓名，我一时对不上号，那么短信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熟悉乃至亲热的口气，就会很让人生疑。我明知肯定是某个初中同学，但从初中毕业后，我们交往得就少了，越来越少，几近于无，但随着这个人突然在手机里冒出来，却好像我们一直互相陪伴着不离不弃地生长，一起过二十岁，一起过三十岁，互相喝结婚酒，甚至喝了养儿酒。如果大家一直在溧阳，这是很可能的，即使外出过一段时间，读书或者工作，然后又很快杀回来，再也不走，也会处得很熟，熟得像兄弟。像我这种，偶尔才回来，显然是老同学不假，但生分了也是不争的事实。像国荣，很晚才回来，很多同学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即使决定不再离开，确实很难再熟络起来。就这样，我看到国荣躺在床上认真回短信的样子，突然意识到认真恰恰是疏远的反映，认真的人反而可能是率先遭遇失败溃不成军的人。国荣躺在床上，鼾声渐起，突然手机“滴”一声，便立马挣扎着醒过来，一把捞起手机。整个动作准确无误，一气呵成，却也显得恍惚茫然。在国荣看来，我肯定也是一样，好像在我们躺着的两张床之间，竖着一块看不见的镜子。我们透过镜子，看到彼此。

晚上吃饭的地方，在“水库大酒店”，其名源于离镇数里的塘马水库。初中时我们常去塘马水库，那时候傻瓜照相机还很少见，好不容易借到一部，肯定会买两三卷柯达胶卷，约了要好的同学去水库游玩，精心选景，拍一些照片留作纪念。现在已是溧阳著名旅游景点，很多人周末都会去度假，周边地区跟着沾光，类似“水库大酒店”的场所，镇上就有好几家。主要是吃河鲜，因为溧阳离长江也不远，所以还有江鲜品尝，其他各色菜肴，也是应有尽有。大家寒暄一番，团团坐定。我和国荣挨着坐，我们两旁边分坐着其他同学。从我这边是徐江、大伟、方明、马李，从国荣那边是建国、毛鑫、董军、潘庆，潘庆和马李中间坐着谢宁宁，这次聚会里唯一的女生。徐江就是桃李满天下的徐老师，大伟是日进斗金的药房销售员，方明是加班费满天飞的钢铁侠，马李是窃听成性的移动营业厅老板；建国开广告公司，平时接两单小生意，毛鑫是房地产公司经理，为旁人打工当马仔，董军买卖汽车，挣点辛苦铜钿，潘庆手底下有两个小厂，天天为鸡毛蒜皮的事体烦心，头顶心都已经秃了一个圈圈子。谢宁宁在城里开连锁花店，是交际花一般的存在。为什么谢宁宁越活越年轻，越长越漂亮？天天和鲜花相伴，面孔能不和花一样香喷喷得好看吗？至于国荣，是在外面挣足了钱回来将老家当疗养所，快活惬意无人可比。而我是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舍不得回到小地方小城市。菜没走起，酒没开喝，先就着一杯茶水，讲会老空，吹点牛逼，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互相吹捧，不嫌肉麻，倒是消了几分初见面的不自然。国荣照例不喝酒。一堆初中同学，快有二十年没见面，没有想象中的生疏，不缺生活话题，回忆也活灵活现，个个都能讲会道。毕竟是老同学，我和国荣没有成家的处境，国荣长时间不找工作以及我把户口迁回村里的现状，大家浅浅交流点看法，并不觉得尴尬，反正手上有钱心里不慌，工作不工作不重要，现在工作不就是为了以后退休吗？户口在哪里不重要，当下又不比以前，照样可以在北京买房，甚至去东京和纽约投资房产。时代变了，工作和户口，还有出身和相貌，再也不是紧箍咒。

十几盅白酒下肚，开始真正推心置腹起来。对徐老师的建议：趁早调到城里去，在实验小学或者是光明小学上班，同样是做老师，光是家长送的礼，几年下来就能在阳光城市买一套房。对大伟的建议：做药房销售，天天跟平价药处方药打交道有什么利润，不如多进保健药和美容产品，老人家怕生病怕死，女佬家怕丑怕没人爱，他们的铜钿绝好挣。对方明的建议：在轧钢厂这种单位，做到死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不如承包点山地水面，做农家乐，垂钓、娱乐、旅游、美食、休闲一体化，要是缺铜钿，找几个老同学，逗一逗凑一凑，百八十万肯定是小菜一碟。对马李的建议：营业厅算垄断行业，一年光拿补贴就有十来万，吃饭自然没问题，指望它发财就不够，要另外另开动脑筋。对国榮的建议：国荣样样都好，难怪比大家都早退休早享福，就是一样不好，不会吃酒，男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对我的建议：常回来看看，常回来聚聚，天上有什么发财的好机会，不要忘了地面上的老同学。围绕着建国、毛鑫、董军、潘庆和谢宁宁的话题是：毛鑫作为阳光广场的甲方，能不能从手指缝里漏出点生活行当给建国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建国做广告公司积累了好些经验人脉，有没有打算往文化产业发展，现在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补贴可不少，若有点子路子，不妨开始着手做，近水楼台先得月；董军计划扩大营业规模，补进几款车型，并且进军旅游和餐饮业，建议兄弟们有兴趣都来投资做股东，一起把蛋糕做大；潘庆则一门心思准备圈地，他早就收到内部消息，市政府近两年有大动作，将划出一片区域做工业园区，到时寸土寸金，他想抢先一步争取到一块地用作仓库，静待拆迁变现，借鸡生金蛋。谢宁宁只管听，负责笑，亭亭玉立，鹤坐鸡群。

半个小时后，常州的王唯静和宜兴的崔小东也拍马赶到。王唯静高中毕业后考取南京林业大学，分配到常州园林局，几年后瞅准时机辞职，自己创业成立绿化公司。王唯静告诉我，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全部北京城的用花用草用树，很大一部分就是常州这边提供的，他们公司也参与此事，稍微挣到一点钱。崔小东的姑父是宜兴人，早年间开始做实业，崔小东毕业后即投奔过去，现在独力做建筑防水，业务在饱受梅雨季节折磨的几个省份开展得都不错。崔小东很谦虚，觉得自己终究是靠了他姑父帮衬支持，不比其他人都是白手起家，更是难得。为了表示敬意，崔小东自罚三杯，喝之前说：“你们都比我牛逼，兄弟我是打心里佩服的。”从常州到溧阳车程不到两个小时，从宜兴到溧阳不足一个小时，他们比我们预料得来得更快。当然，他们是由司机开车送過来的。至此，由于新加入两个老同学，话题再次回到原点，只不过没有铺展开来说，大致介绍个人情况而已。此外增加了两个新话题，一个就是常州、溧阳、宜兴三地房价的比较，大家觉得常州市区房价均价竟然低于溧阳市区，颇觉不可思议，同时也增加了家乡荣誉感，在喝酒后更加明显和浮夸。不过，溧阳房价偏高，对普通人肯定也是不小的负担。徐江、大伟、方明三个人就持这样的观点，认为一般家庭咬紧了头皮供房，要脱一层皮。但其他人对此表示吃惊，甚至王唯静和崔小东都表示，曾考虑到溧阳来买房，建国、毛鑫、董军、潘庆和谢宁宁在溧阳城里都有房，还不止一套，他们觉得溧阳是旅游城市，靠近上海、杭州、南京，听讲马上又会通高铁，房价肯定会涨，即使做投资也是值得的。说到旅游城市，少不得又要将溧阳和宜兴比了又比，急得崔小东不断强调自己是溧阳人，误入敌营，身在曹营心在汉。

至此，聚会也进入尾声。喝完了八瓶白酒，平均下来每个人半斤多，算上国荣滴酒未占，谢宁宁喝了小靠三两，徐老师和我都不到半斤，其他人喝了更多，可见都是有酒量的人。潘庆原打算人均一斤，车子后备厢里还有四瓶，要喝随时都有酒。所有的菜却基本没怎么动筷子头，只是变冷的变冷，上面覆盖了一层油花，变焦的更焦，散发出煳味。还有一个大人物，说来却迟迟没有现真身。其间潘庆数次打电话过去，都说马上来马上来，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快到了，却始终没见人影。等到我们快散了，又打来电话，反过来催促大部队赶紧杀到城里某个夜总会会合，VIP房间和小姊妹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去南山竹海泡温泉。此人名叫窦列列，有个外号叫窦大眼，因为眼睛特别大。按潘庆的说法，窦列列在我们这届老同学中混得应该算是最好，市里的领导也称其为窦总，窦总前窦总后，总之面子大得吓死人。潘庆转达窦总的意思，最好我们所有人都去城里，愈夜愈美丽，白相到天明。总共十三人，车子是绝对够，完全坐得下。王唯静和崔小东都是开车过来的，潘庆他们四人下乡时本来一辆车就坐得下，特为开了两辆车，原是准备装满了人杀回城里。但我和国荣都不去，我明天要回北京，国荣明天要去钓鱼。徐江、大伟和方明也不愿意去，他们一早要上班，不能也不想熬夜了。只有马李去，他本来就讲好坐董军的车子回城里歇夜。

水库大酒店门口停着四辆车，一辆沃尔沃，一辆宝马，一辆奔驰，一辆奥迪。沃尔沃和奥迪的发动机已经在响，王唯静和崔小东分别坐上副驾位置。他们摇下车窗，跟我们热情打招呼，让我们务必记得去常州和宜兴时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好好做一次东道主。奔驰是谢宁宁的座驾，宝马是董军的车。谢宁宁是从董军公司买的这辆奔驰，而实际付款人是潘庆。我们剩下的几个人站成一排，看着潘庆弯腰钻进奔驰，建国、毛鑫和马李上了宝马。四辆车子的前灯雪亮，尾灯通红，徐徐滑上马路，不约而同地加速，很快在不远处的夜色中消失了。

责任编辑 欧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