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露瑶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1898—1975）漫画风格的代表作品，从1929年弘一法师（1880—1942）50岁起，即遵嘱，每10年作一集，到1973年第六集面世，每集分别收录作品50幅、60幅、70幅、80幅、90、100幅不等，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当时六集的绘制与出版面临许多困境，耗费了丰子恺整整46年光阴，最后完成这一巨著。

一、李叔同与丰子恺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又名李岸、李良，字息霜，别号漱筒，浙江平湖人，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3年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为音乐、图画教师。1918年，他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取名演音，号弘一，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丰子恺，浙江桐乡人，著名散文家、画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1914年，丰子恺考入浙一师。第二年，他被李叔同先生的音乐和图画课迷住了，将精力都投向了艺术。在学校期间，丰子恺废寝忘食地向李先生学习音乐和绘画，还学习李先生的做人做事。“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1]毕业后的丰子恺，循着李先生的学艺路径，赴日本游学。归国后，丰子恺和李先生一样走上教师岗位。李先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丰子恺的女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一吟（1929—）说：“李叔同弘一法师，是我父亲一生最崇拜的人。父亲不仅向李先生学音乐美术，还受到了李先生出家的影响，也信了佛教，于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自己生日的那天，皈依了弘一法师。”[2]因此，在丰子恺心中，李先生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弘一法师出家后，将自己所藏一切诗书画印都赠与丰子恺。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曾写过多篇文章回忆他，例如《回忆李叔同先生》《怀李叔同先生》，足见二人师徒情深。

二、《护生画集》创作缘由

丰子恺作为在家居士，不仅要三皈依，还要受五戒修十善业，其中“不杀生”最为重要。丰子恺本身就具有一颗仁爱的慈悲之心，皈依后，对众生的爱护更显突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劝人戒杀、放生、素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培养人们热爱生命、关注生命的意识，警醒那些互相残杀、麻木不仁者。这样，皈依后的丰子恺与法师商定：绘“护生画”50幅，由法师配诗写字，名为《护生画集》，内容都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杀机的；在1929年法师50岁生日时，通过募捐出版，为晋寿礼。丰子恺创作之初，这《护生画初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祝恩师50大寿而作的，可能并没有想过太多劝人戒杀放生事。然而弘一法师在一封信中谆谆嘱咐说：《护生画集》应该以优美柔和之情调，让看的人产生凄凉悲悯的感想，这才是艺术的价值。[3]这样，丰子恺找到了护生画的深层次意义。于是，本打算只作一集的，又在1939年作了续集，同样亦可贺恩师60整寿。弘一法师收到第二集画稿后，写下的回信，使得《护生画集》的创作得以跨越半个世纪，成为鸿篇巨制：“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时寇势凶恶，丰子恺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但他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自己应当是82岁，于是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4]这是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约定。就是出于这样坚定的信念，这样报答师恩的初衷，《护生画集》六集历经前后近半个世纪，排除种种困难，最终与读者相遇。

三、《护生画集》蒙受尖锐批评

当时有人在看了《护生画集》的几幅作品如《喜庆的代价》《诱杀》《今日与明朝》《绿满窗前草不除》《剪冬青联想》后，不禁质问丰子恺，劝人戒杀，劝人放生，劝人茹素，同时又劝人勿除青草，勿剪冬青，勿伤植物。这岂非自相矛盾？既要保护动物，又要保护植物，那我们不吃食，活活饿死好了。作家柔石还发表《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一文，批评丰子恺远离社会，一味躲在象牙塔中吟唱艺术：“丰君自赞了他的自画的《护生画集》，我却在他的集里看出他的荒谬与浅薄。有一幅，他画着一个人提着火腿，旁边有一只猪跟着说话：‘我的腿。听说丰君除吃素外是吃鸡蛋的，那么丰君为什么不画一个人在吃鸡蛋，旁边有一只鸡在说话：‘我的蛋呢？这个例，就足够证明丰君的思想与行为的互骗与矛盾，并他的一切议论的价值了。”[5]丰子恺反驳说：“《护生画集》中所写的，都是爱护生灵的画。浅见的人看了这些画，常作种种可笑的非难：有一种人说，‘今恩足于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欤？又有一种人说：‘用显微镜看，一滴水里有无数小虫。护生不能彻底。又有一种人说：‘供养苍蝇，让它传染虎列拉（霍乱）吗？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6]丰子恺还说：“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

曹聚仁（1900—1972）与丰子恺原是浙一师的同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逃难途中，曹聚仁接待过丰子恺并请他一家吃过一顿饭。然而此顿饭后，二人却绝交了。曹聚仁认为慈悲这种概念，对于敌人是不该留存着的。这言外之意即是：“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若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了。”丰子恺写了《则勿毁之己》一文回应曹聚仁的话：“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义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7]丰子恺的辩护，关注的始终是“護心”，而不是狭隘的“护生”。他将护生视为护心的一种方式，希望以此来涵养人的慈悲心、同情心。他试图通过艺术，将人们从世间的苦痛、愤思、叫嚣、哭泣中拔离出来，“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8]因此，在全民族抗战年代，护生画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支撑，留给人们希望的净土，从而全身心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这也是为何在抗战期间，面对国家沦丧，日寇欺凌时，许多中国僧人或捐款或号呼或组织或从戎，直接间接参加了抗战。佛教不杀生的戒律，并未削弱佛弟子与侵略者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勇气。[9]慈悲温柔到极点的艺术家，其骨头却是最坚强的。面对诸多批评，丰子恺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继续完成剩下的几集。

四、动乱中诞生的终集

第六册《护生画集》创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丰子恺从一个令人景仰的艺术家变成了“反革命黑画家”，乃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他遭隔离审查，被抄家，书画全被没收。在批斗中，丰子恺遭受的折磨难以想象。后来，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县劳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后由于急性肺炎，准予回家休养。但是，他已预见自己命不久矣，宁愿生病不吃药，拖延病期，以完成恩师的嘱托。1973年，丰子恺提早画《护生画集》第六集。每天清晨4点，趁人们还在熟睡中就开始作画，以免被人发现。“1973年已经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时代！要不是由于他把恩师的嘱咐牢记在心，要不是‘护生成为他一生的宏大愿望，他怎么会在这草木皆兵的‘文革时期冒险提早完成呢？！”[10]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的光阴，癌症侵蚀了他。昏花的老眼，颤抖的老手，寒冷的清晨，隐痛的身体都无法阻止他完成恩师的嘱托。这真是一个奇迹！然而，画倒是画完了，该找谁写字呢？在这浊浪汹涌、风声鹤唳的时期，有谁敢冒坐牢的风险为护生画集写字呢！在画稿完成后，丰子恺对朱幼兰（1909—1990）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听后，深感先生的为人，时时想到别人的安全，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安全。于是他挺身而出：“我是佛门弟子，为弘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11]这样，《护生画集》终集在艰难环境下完成了定稿。1978年，在丰子恺去世三年之际，广洽法师将第六集的稿子带回新加坡出版。最终，连同以前的五集，共六集，一并在香港印行，圆满问世了！

五、结语

《护生画集》从一至六集，相距约半个世纪，其间经过全民族抗战、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其中一至三集由散失而重集，胜缘奇迹，不可思议。[12]从1929年出版，一直出版到1979年，整整半个世纪！这是丰子恺篇幅最多、耗时最久的一部巨著！[13]从整部《护生画集》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丰子恺是一个真正的仁人君子。他完成了恩师的嘱托，遵守了二人的约定。为了护生护心的慧业，他在逝世前终于使《护生画集》功德圆满。

从第一册50幅到第六册100幅，从30岁到75岁。时代沧桑巨变，历经艰难曲折，作者的坚忍不拔、万难不屈和不忘初心，令人感佩。在物欲风行的今天，要保持心灵的一方净土殊为不易。作为从艺者，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完美的技法，更需要精神的支撑。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享受进步成果的同时，倘若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找不到精神的归属，生命终归不会有意义。一个艺术家在面临世间诱惑的时候，如果不能自持，没有坚定的信念，如何能产生优秀的作品？丰子恺对艺术的坚守、对友人承诺的信守、对人生目标的矢志不渝，无疑为我们这一代人树立起一个伟岸的榜样。

注释：

[1]丰子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载《基础教育》1998年第5期。

[2]丰一吟：《后记：为什么要画护生画》，《护生画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页。

[3][13]丰一吟：《后记：护生画收集题材的变化》，《护生画集》第466页。

[4]丰子恺：《护生画集·序言三》，《护生画集》第12页。

[5]柔石：《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丰华瞻、殷琦：《丰子恺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6]《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重印），第5卷，第656页。

[7]丰子恺：《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8]《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重印），第4卷，第124页。

[9]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義——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

[10]丰一吟：《后记：第六集是怎样画成的》，《护生画集》第468页。

[11]朱幼兰：《丰子恺先生绘<护生画集>因缘略记》，《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

[12]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新加坡《联合晚报》1987年12月6日。

作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