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笑雪 覃 靓／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公益创投起始于2014年的公益创投大赛，秉承“社区是居民的”理念，通过政府主导下资源平台的搭建，借力专业技术和管理的支撑，孵化并升级服务于社区居民公益性组织，提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增量与居民自治水平，较好地实现了社团、社会组织、社工的联动发力。其中，社会组织这一主体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崭新面孔出现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中和群众的视野里，通过对宜昌市公益创投大赛的跟踪调研，目前该地公益服务项目覆盖养老、留守儿童教育、小区居民自治、失独家庭心理安慰、残疾人复健等，基本覆盖了社区的特服人员，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较为专业、颇富成效的辅助作用。公益创投能否摆脱一时热度，升级为常态化项目，做到源于居民、受益于居民，认同于居民，这个课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导向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存在经济严重不平衡，导致社会兜底层面问题、危机越加凸显。从根本上讲，惟有增强社会成员的生活满意度，政府的公信力、权威性方能得到维持和加强，才能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提升社会成员生活满意度成为各地方政府出台公益创投政策的最重要考量。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另外，在我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把“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放在首重位置提出。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管制为主，向以扶持引导为主转变。公益创投中的社会组织一般发源于社区，自然也就依托和服务于社区。譬如宜昌市港务社区的“晚霞餐厅”项目，社区内及社区周边的老人可凭身份证在该餐厅办卡就餐，尤其方便了独自一人在家的老人，并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场所，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养老政策导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诉求。

二、符合地方政府优化社会治理的诉求

从2009年起，上海市民政局率先在全市试点开展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创投工作。湖北省起步虽然晚，但各地积极响应并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探索。基于公益创投项目的实施，由居民提出要求，并罗列自身专业优势情况，然后由社会组织组织筹划，并承接社区服务项目。从根源入手解决了原有社区组织实施的服务项目，因行政化严重存在的“闲时做，忙时停”问题，实实在在地实现了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专业社工不仅挖掘了一些社区资源，孵化出一些具化的项目，在每个项目背后根本上对应的是社区治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比如宜昌市杨岔路社区的熊祥国党员志愿服务站，其中下设了一个“巧嘴八哥金牌调解团”，团内成员多为社区内退休的老党员，他们与跟被调解方更加熟悉，对居民进行调解比社工直接介入效果往往更佳。这样的团体辅助社区进行调解工作后，社工的力量就能从繁杂琐碎的事情上抽离并集中起来，集中精力培育、孵化更多的社会组织，优化、升级已有的社会组织，使社区治理从原本“疲于应付”转化为主动引导、良性循环。

三、符合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服人员的需求

居民对社区内公共活动参与自觉性不足是全国现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治理课题，经过分析可知有以下三个原因：常态化的公益参与平台缺失；传统的社区活动模式，居民的参与结构失衡；单向的参与模式使得居民的参与度偏低。而社区服务公益创投项目通过把立项、项目筹划、实施团队等几个重要环节都赋权民间，造就更符合居民需求的项目，能够更好地补充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之外的特色社区服务，进而更广泛地拓展了社区服务的内涵。这种“来源于社区居民，服务对象同样是社区居民”的模式，可以准确摸到“病灶”，作出针对性的专业回应。譬如宜昌市杨岔路社区的“暖心家园”项目，针对的就是失独、残疾等特服人员，他们大多不愿意展开心扉，社区、居委会传统的帮扶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该项目则通过调研了解特殊家庭的需求，不仅有针对性地组织活动，更形成了一个相互鼓励的平台。此外还搭建“暖心家园”微信群，使其得到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帮扶和关爱。航运社区的“航运一家亲”则是针对社区内留守儿童发起的公益项目，同样作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公益创投最大的创新就是居民为主体，社区赋予居民足够的权力，并引导居民逐渐唤起“社区是居民自己的”这一理念，自觉主动参与社区管理，既有利于社区治理去行政化，又有助于上级政策在社区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公益创投不只是一个颇具热度的舶来品，在我国现行政策制度框架下和社区治理模式中存在肥沃的生存土壤可以孵化优秀的公益项目，并使这种社区治理模式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