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

前山

前山在205小火车道南，也叫南山。205小火车从沟里终点站到沟外北三家站，蜿蜒十余公里，既拉矿石，也拉人，是小镇独特的风景。小镇，叫树基沟，我的家乡。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出生在小火车道北边的一栋白灰房里，从此，面山而居。

三哥说，你刻一个印章吧，就刻：面山而居。

那时，三哥爱好文学和书法，我则喜欢篆刻。现在想来，印章一定是刻了的，也一定是盖在了三哥买的那些书上，字帖上，那些写满颜筋柳骨的大大小小的纸片上，很像那么回事。遗憾的是，今天，当我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翻检那本自制的已残缺不全的印谱的时候，却不见这一枚——算了，反正这里也不是谈什么印章，用不着印证的。

这里，说的是前山。

从我家所在的粮站下片居民区，到前山共有三条路：一条是东边的，即通过吴配成家门前的那条可走马车的大道；一条是我的同学王贵富家房后的；再一条就是西边，也就是我家居住的这趟房前的；后两条过铁道都是小道，且方向有所不同。我家门前的这条，过一片苞米地后，几乎是直对着正面的山顶而去。王贵富家房后的那条，走着走着就向东偏移了，直到我的另一个同学贾兆良家门口，再上到一个小山包，与从吴配成家那边过来的大道交汇，不远，又分开了。小道奔山梁，大道通向山腰中的树林——那里是矿山北岔竖井的通风口，建有组扇房。总之，无论是走哪条路，前山都近在咫尺。

记忆中，我是经常一个人去前山的，打柴，采菜，捡蘑菇。前山不仅离家近，而且坡缓路宽。虽走不了马车，但带车子、爬犁绰绰有余，不像后山，陡峭阴森。

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结伴去。那时，我们正念小学，三哥念中学。我说的我们，是指居住在粮站下片的我的发小兼同学，刘波，孙朋，王贵富，韩朝汉，曹大军。也包括铁道南的贾兆良。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但周三周六都是半天课，每每这时，我们就要去前山干点什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走贾兆良家门前的那条道，顺便也问问他去不去（贾兆良家如一个景点，他哥哥将通过他家的那条小道上竖了两个杆子，上横木板，用毛笔题曰：天下第一关）。然后穿树林，过山冈，最后绕到前山最高处，也就是有着几块大石砬子的地方，放下装满蘑菇的柳条筐，或是绑了四捆柴火的架子，脱掉外衣，攀上砬子，望山那边的矿井塔、废石堆和厂房。偶尔，有人影移动，是下班的工人，或是往山沟深处去的农民。那里，有一个叫许家坟的地方，住着几户人家。

孙朋说，许家坟的蘑菇才多呢，尤其红蘑。孙朋是采蘑菇好手。不仅采蘑菇，割柴火挖野菜种地等等，都在我们之上。可往往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只好下山。其实，许家坟我也是去过的，就是比许家坟更远的地方，我也去过，不过是跟哥哥，而非这些毛头小子。这是后话了。

前山不仅是我们这些孩子勤勉帮家的好去处，亦是闲时玩耍的乐园。尤其是秋天，山脚下那片连绵起伏的田地，苞米、高粱、大豆、地瓜、土豆，应有尽有，只要农人不在场，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捉迷藏，玩打仗，累了还时常偷吃地里的地瓜、萝卜、黄瓜，实在不行，就吃乌米——一种发育不良且含黑色素的苞米。到了冬天，这片空地则是打雪仗的战场，如果再玩得野些，还可以背上爬犁，上到半山腰甚至山顶，往下放。当然，这很危险，上片一个绰号叫三老头子的待业青年，就撞在了树上，肠子都划出来了，但没死。我和三老头子的弟弟是同学，我说，你哥命真大！他说，侥幸呗。

不过，我的同学王贵富就没有这般侥幸。

那是一个夏天。黄昏。不知因为什么，王贵富和家人吵架后疯了似的跑出家门，穿过铁道，以及铁道后面的柴火垛，直奔前山，边跑边伸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嘴里呜呜啦啦（他有些口吃）——最后，在山脚下的田地里站定，将手里的东西仰脖倒下。追上来的人，有他的哥哥、爸爸妈妈、邻居，还有我们几个同学，但都已措手不及——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刚喝了一半的敌敌畏塑料瓶。

王贵富是我非常要好的伙伴。他体格健壮，几乎能装下我。我们一起去山上打柴的时候，往往都是他帮我捆腰子、搭肩，翻山梁，也会主动返回来接我。那时，我们的父亲都在北岔看火药库，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送饭，两家相处很近。

谁知，半瓶敌敌畏夺去了他的生命。

那年夏天，我忽然觉得日子寂寞、漫长。通往前山的小道，茅草疯长。

以后，上中学了，学习紧了，去前山的次数也少了。这时，除篆刻外，我对书法和绘画也产生了兴趣，中学唯一的一位美术老师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只是老师住在沟里，离我家远，加之老师擅长的是素描、玻璃画，而不是我喜欢的国画，所以去老师家讨教的次数并不多。相反，与二哥一个青年点的曲贵平联系颇密，那段时间他刚从农村抽回镇上，在家待着。二哥就说，曲贵平也画画，跟他学吧。曲贵平家就住在前山脚下，与贾兆良家遥相呼应，而且，曲贵平的弟弟曲贵友也是我的同学，曲贵平的妈妈和我的妈妈又经常一起捡地，有了这几层关系，去向曲贵平学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曲贵平是自学一路，技法上难比科班出身的美术老师——管他呢！画着玩吧。

于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总往曲家跑。

于是，我看见曲家那三间黄泥小屋的墙上，贴满了嫦娥奔月，猛虎上山，梅兰竹菊。最大的一幅中堂画的是松树，上题陈毅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望着这幅画，我沉默良久。我觉得笔墨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

后山

树基沟镇有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小学坐落在沟里，也就是205小火车站南面的山坡上，坡下是幼儿园、镇政府、俱乐部、医院、派出所和厂矿办公室，属于党政机关中心。中学位于粮站门前的公路旁，是小镇入口的必经之地。

我家住在粮站后院前的一排白灰房里，靠西头，挨着一条水沟。我们习惯叫西壕沟。

春天，几场雨后，西壕沟边的柳树毛子开始泛绿，学校操场上的几株白杨树也吐出了叶子。这时，三哥就会做几支柳笛，放在书包里，上学放学都带着。我却不谙此道，柳笛不仅弄不出声响，往往还要被淘气的同学抢去。更多的时候，我是坐在教室靠近窗子的位子上，望那一天比一天绿的白杨树叶，和那树叶后面囫囵的一座大山。我不知道，山上是否有个庙，庙里又是否有个和尚有个缸。

哥哥说，这些都没有。

哥哥带我去学校后山，打柴，捡蘑菇。

其实，我们很少去学校后山做这些事情。我们一般都爱去前山，这倒也不是就前山柴火茂密，蘑菇鲜美，主要是因为前山坡缓，且离家近，过铁道南那片苞米地就是。后山，则要绕过学校围墙，过山脚下的河套上的小木桥，再从老单家或是老曲家门前的菜园子边过去，上到后山的小道。着实有些别扭。

印象中，我自己只去过一次后山，接爸爸，并且没有翻过山岭，只是在山腰上的松树林边站了一会儿，天快黑了，不见爸爸的身影就回家了。

那时，爸爸在矿上采购组负责买柴火，常去周边的村庄。如果顺着小镇公路出沟，到一个叫大阳壕（四声）的地方分岔，右转是北三家方向，左走是莫日红方向。北三家是人民公社，那里有铁路，不仅通往比树基沟更大的矿山红透山矿，更通往县城、省城，甚至北京。但这个方向很少有柴火出售，虽然其间也经过几个村庄。爸爸常奔的是莫日红这边。莫日红是长白山余脉，也是本县名山，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山下散落着西大林、尖山子、下川子、李家堡、牛肺沟、上二道沟、下二道沟等等村庄。无疑，这些村庄是供给柴禾的首选之地。爸爸往往也是一去几天，谈价，订货，事情办妥后才从学校后山徒步回家。爸爸很少走公路，除非驾驶马车带领工友去拉柴火的时候。

后来，爸爸工作变动，就不再去莫日红山下那些村庄买柴火了。但通过那几年时间，爸爸和当地很多村民成了朋友，其中有小个子张叔，大个子冷疤瘌眼叔。前者爸爸通常叫小张，后者往往直呼绰号，对方也不恼，憨憨一笑。记忆中，他们常来我家串门，顺便带一些土特产，煎饼，地瓜，小豆，黄米，或某农作物改良品种，让我爸试种。这时，爸爸也会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喝酒，妈妈则找出一些旧衣物，包括矿山发的劳保用品，装进他们的口袋。如果是年根底下，给孩子们包去十块二十块钱也是自然的事。

这种交往持续了很久，直到我们家搬离了树基沟。

除爸爸常走学校后山外，妈妈也走过，几个哥哥也走过。妈妈去山那边的村庄捡地，哥哥去莫日红山伐木。而我的发小孙朋，更是往后山跑，割柴，捡蘑菇，采山菜，套野兔，打山鸡，无所不能。这不仅是因为他家有一支老洋炮，还因为他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孙朋没上初中，小学毕业后就待业了。

孙朋告诉我：后山有狼，别一个人去！

这让我有些害怕。

但我还是总想着后山，想着校园白杨树后面的后山，想着站在家门前小火车道上望着的后山。那是一个我所不知的世界。

一天，二哥对我说：明天早点起来，带你去莫日红。

我知道哥哥们去莫日红，为了赶时间，都是起早走学校后山，然后再穿过西大林、尖山子，最后爬到莫日红山上，寻找那些双手难以合拢的粗壮的树木，用铁锯锯倒，再锯成一扎厚的片段，背回家当菜板。这些菜板很结实，一用好几年。二哥送给过邻居，也送给过远在鞍山海城的姑姑叔叔。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天跟哥哥们去莫日红山的情景了，也不知道是否寻找到可做菜板的树木。但那一定是个冬天，寒冷的早晨，我们急行军一般，沿着学校后山的小路，很快就到了山顶，哥哥们抽烟歇息，我则气喘吁吁地俯瞰山底：原来，这是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沟！不仅平坦宽阔深远，而且村庄毗邻，群山相拥，远处袅娜的炊烟，挥手一般召唤我们。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走过学校后山，看到的山后风景。

更多的时候是每天面对着后山，或在它脚下的河套游泳、洗衣、放鹅放鸭，小镇唯一的一条河流，就在它的脚下缠绕。直到有一天，我们转到红透山矿读书、工作，学校后山乃至后山之后的那些村庄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但我从没忘却，甚至几个夜晚都做着同一个梦：自己走上后山小路，爬到山梁上，那山梁又与现实截然不同，仿佛一个大碗的边沿。山下也不是散落的村庄，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无数条鱼儿在海里畅游，珊瑚鲜艳，水草丰美……醒来，感慨不已。再后来，曾和几位初中同学回去看望我们的语文老师。那时，语文老师已经不教语文，甚至已经不在学校工作，而是担任了小镇（已经变为街道）上的派出所所长。我们在老师家喝完酒，就怂恿老师带我们去打枪。去哪？当然是学校后山啦！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学校后山，准确的说是后山脚下的河套。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派出所所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两颗子弹，我们瞄准树上挂着的空酒瓶子，眯着一只眼。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手枪，可惜，没有射中。子弹只在后山的岩石上留下两个白点。

铁道

作为镇上两条交通要道之一，铁道似乎比大道（公路）更胜一筹，它不仅承载矿山物资的运输，还是人们出入小镇最为便捷的途径。那辆只有两节绿皮车厢的小火车，每天两次往返于镇内镇外，逢周一、周六，早晚还要各加一趟，以方便外地职工通勤。

大道，更多的是服务于镇内的人们日常生活。它从镇中心穿行而过。铁道则是沿着连绵的南山脚下，随势赋形，从镇上沟里的北岔（矿山井口之一）一路蜿蜒，直至20公里外穿过一个隧道，悬在北三家后山腰上。

我家住在铁道北边的一栋白灰房里，靠东头。从东往西依次是刘波家、孙朋家和杨柏栋家，我与前两者是小学同班同学，杨柏栋则高我们一届。所以，每天早上上学，我一般都是和前两者一起走，走铁道。铁道快。放学就不一定了，也许谁值日，也许谁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考试没有考好而被老师留下。我们也愿意走大道——热闹啊！如果不是急着回家的话，很是可以玩上一阵儿的。

后来刘波常说，小时候，我总让他背书包。

意思是我挺说了算，当时。

我们吃过早饭，走出家门，从杨柏栋家旁边的小路上到铁道，走一小段，出了我们家那排房的玻璃窗里还在用膳的大人们的视线，刘波说，我就会摘掉自己肩上的书包让他背，且美其名曰：挎双匣子（枪）！为什么不给孙朋挎？理由是孙朋学习不好，一个书包就够他受的了！直到教室门前，我才接回自己的书包。

是这样吗？我也不大清楚。总之，整个小学期间，我们几乎都是沿着这条铁道上学的。而那些发生在铁道上的故事，也远不止此，比如上片和下片半大小子们打架，也往往在铁道进行。上片，指百间房，也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谷守红家所在的居民区，那片的淘气包中好像有三老头子、郭德宝、李刚等；下片，就是我们粮站下片，比较刺头的是王贵福、丁宝五和杨锁柱子、杨柏栋五哥杨柏良。他们经常因一些矛盾而起争端，但他们又不敢在学校里打，而是放学后，甚至晚饭后，约到铁道上，每伙二三十人，相距四五十米，起先是对骂，叫嚣，最后纷纷弯腰捡拾铁道上的石子互掷，不仅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甚至还利用铁道南空地上的柴火垛做掩护，绕道学校前面付存家房后的那条小路包抄等等战术，直到有人肉搏起来，或被飞舞的石块击中头部，溅出鲜血——战斗（对，我们都这么叫）才结束。

作为杨柏良的追随者（他曾答应教我和孙朋练武术），我一定参加过这种战斗，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小屁孩，但起码会捡个石头什么的以示增援。难怪刘波批评我有欺负他的嫌疑，学习也不咋地，比孙朋好不到哪里。

当然，我也不算是坏学生，这种事情也不是经常发生。

更多的时候，我和孙朋、刘波背着炮兜子（矿上一种装炸药的帆布兜）沿着铁道往下走，去几公里外的大地挖野菜，捡拾粮食，或是给家畜弄饲料。这也要是星期天，或周三、周六的下午。平时，除了早晨上学走铁道，傍晚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上铁道玩，如果正赶上小火车开来，就急急地将早已揣在裤兜里的几颗铁钉放在铁轨上，看那呼啸而过的车轮是怎样将铁钉变成一个个弯刀、剑戟的，然后摭拾，然后烫手。没有火车来，我们就坐在瘦瘦的铁轨上，望那道下的白房，看房顶上的烟囱是否冒出炊烟，往往这时，冒出炊烟家的母亲就该站在院子里，面朝铁道，喊孩子回家吃饭了。如果是冬天，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帮着大人把自家门前的灯笼杆竖立，将红红的灯笼挂起，然后跑到铁道上，比谁家的灯笼杆高，红灯笼亮。我们甚至要在铁道上逡巡起来，俯瞰整个粮站下片，挨家挨户地数着，点着，评着，论着，如此一番折腾后才肯回家。

但这些，都不是我对故乡小火车铁道的最深记忆。唯有一事，让我念念不忘。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傍晚，父亲班上的同志（那时不称同事）跑到我家，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物和一些钱，跟他们一起去矿上。我与弟弟懵懵懂懂，母亲的眼泪却流了下来。几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了事故，腿摔伤了。一个月后，父亲也从矿医院回来，却拄了拐杖。原来那天下午，父亲与他班上的同志坐在运矿石的车斗里，从北岔出发，不久，却发现车闸失灵，几节车厢靠惯性行驶。这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它，也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系。如果火车中途脱轨，或一任到底，后果都将不堪设想。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在一个山脚转弯处（距我家门前不远），父亲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车……。

母亲说，父亲之所以选择在家门前跳车，是有深意的。

对此，我确信不疑。

当然，这也是后来的事了。后来，父亲在家休养了半年，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用他仅有的小学文化，断断续续地给我们念（读）家里的两本书：《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听得我直入迷。也许，我的文学启蒙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父亲的腿伤好了以后，就不再下井了，而是调到矿上的火药库当警卫。火药库在北岔附近的一个山坡上，离家很远。为了休班时能多干一些活儿——父亲在火药库周边开了菜地，也在山上砍了柴火，堆成垛，等到秋天，柴火干了以后再用带车子拉回家来。因此，父亲就很少回家吃饭，而由我和哥哥给他送饭。那时我已上小学二三年级了，只要天不黑，我就敢一个人去，有时也叫上刘波或孙朋，沿着家门前那两条铁轨，一直向沟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