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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人知晓》看日本人文主义电影

2018-11-15张明明

电影文学 2018年10期
关键词:人文主义日本

张明明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上海 201399)

随着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亚洲电影逐渐崛起,参与到了欧洲和美国好莱坞之间的两级对抗中来。被认为是亚洲电影的一面旗帜的日本电影可谓佳作频出,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不断崭露头角。是枝裕和就以自己的处女作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新人导演奖。而真正让是枝裕和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当属在第57届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根据日本真实新闻拍摄的故事片《无人知晓》(2004)。而《无人知晓》的诞生,不仅是是枝裕和个人才华和对现实关注的产物,这与日本整个人文主义电影的创作氛围是密不可分的。

一、对人生存境况、命运与幸福的关注

在讨论日本人文主义电影之前,有必要对日本电影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日本电影曾经在20世纪拥有两次蓬勃发展、名导迭出的黄金时期,一是30年代,一是战后的50年代,尤其是在50年代,涌现出了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沟口健二等开创性人物,在战后特殊的高压政治环境和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推动着“新现实主义”运动。而小津安二郎们则在六七十年代后遭到了大岛渚等受波兰电影学派影响的年轻导演的反对。后者开创了日本“新浪潮”电影运动。但大岛渚等人和小津安二郎等的区别主要在于电影手法上的犀利与否,表达社会负面情绪、揭露社会黑暗面上直白与否,而在对人、对现实的关注上,这一批日本电影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90年代后,是枝裕和、岩井俊二、周防正行等导演崛起,掀起了一场“新电影运动”,被认为是日本电影的第三次创作高峰。“新电影运动”相对于“新浪潮”而言,在制片模式上更向商业靠拢,在政治上的表态也大为收敛,但是依然没有放弃过对人的关注,他们更倾向于以一种温婉柔和的风格,关注日本人平静的日常生活。拒绝了“新浪潮”的宏大叙事和对敏感政治话题的关注,而是更为关注个体,尤其是部分处于日本社会边缘的个体(如冲绳人、性倒错者)等。

一言以蔽之,尽管日本电影发展的这一个世纪,其外部的日本社会环境变动极大,但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刚刚从黑暗、野蛮,对人全方位践踏的军国主义泥潭中挣扎起来的日本电影人同样选择并保持了关注人、重视人的人文传统,只是不同时期的电影人选择不同的表现风格和具体的关注对象。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无人知晓》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

在《无人知晓》中,对人生存境况、命运与幸福的关注是导演表达的重中之重。单身母亲惠子带着福岛明和京子、茂、雪三个“黑孩子”入住了公寓,没过多久,惠子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中。全部的生活重担落在哥哥明的身上。但仅有12岁的明显然无法行使好家长的职责。在母亲留下的钱逐渐花完后,兄妹四人陷入了绝境,最终小妹妹雪跌倒身亡。作为原本应该得到保护和疼爱,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未成年人,四个孩子的生存境况是极为恶劣的,他们无法上学,无人疼爱,家里停水断电,缺衣少食,在死亡降临时甚至得不到救治和安葬。尽管相对于事件原型而言,是枝裕和已经尽可能地赋予了电影更多的温情,但五个孩子(包括后来加入的水口纱希)的生活依然令人震惊唏嘘。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对人的发现,是枝裕和正是将这些“无人知晓”、自生自灭的孩子,置于一个被发现的地位,敦促着观众正视沉痛的事实,承认他们理应获得更好的命运。

类似这样“把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人的活动以及人的精神、形象和身体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的日本电影还有很多。家庭成为汇集有着不同个性,正在从事不同活动,有着不同精神和生活状态个体的一个空间。如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2013)就是对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1953)的一次当代演绎。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年迈的周吉夫妇去到东京看望自己的儿女,子女们或是开着诊所,或是开着理发店,或是担任歌舞伎的美工,都在为着生计而奔忙,无法带父母游览东京,甚至想到送父母去温泉旅馆。在这次旅程中,周吉夫妇也慢慢感受到人到中年的子女们的艰辛,同时也有百般无奈。如在温泉旅馆,富子问周吉为何不换睡衣,周吉说这里不能穿着睡衣下去吃饭。尽管是平白无奇的对话,但是却传达出了夫妇二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窘境的信息。在平静无波的叙事中,当代日本老人的孤寂、中年人的奔波劳碌等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与之类似的还有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2008)、《如父如子》(2013)等。在这些电影中,人物或是上班族(如野野宫良多),或是退休者(如恭平)、失业者(如良多),他们对于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的抵御能力较差,但家庭成员也在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中培养出了珍贵的情感,他们在物质上的生存状况,在精神上是否遭遇危机等,都是电影人关注的对象,而对他们在自己人生中做出的选择,电影人都并不做出苛责。

二、对人尊严与价值的肯定

人文主义除了关注人是否获得生存、温饱,也关注人是否得到充分的发展,肯定人的尊严与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无人知晓》中,是枝裕和改动了新闻中两个孩子死去,长子和母亲被判入狱的事件走向,在电影的结尾,还活着的四个孩子从超市领回了过期的处理食品,默默地在轻柔的阳光下走回家。导演给予了观众一个仍然有希望的、不失正面色彩的结局,然而观众依然为之感到愤怒、压抑和无力,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孩子们尽管能苟活,但他们的尊严和价值依然毫无保障。京子有弹钢琴的爱好,一个粉红色的玩具钢琴是她的爱物,她一直攒钱想买钢琴,但是最后在意识到家里已经入不敷出时,京子将自己留着买钢琴的钱交到了哥哥的手里,换来一家人吃几顿泡面。明因为没有上学而一直没有稳定的朋友,一度因为珍惜和几个同龄人的友情,邀请他们来自己已经混乱不堪的家里打游戏,甚至差点为了留住这几个朋友而去偷窃。在一次旁观小学生们练棒球时,因为队员们人数不够而临时被教练叫去打球,明很快展现出了自己的棒球天赋,然而当明回到家中时看到的却是奄奄一息的雪。他们都没有得到机会来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无法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明连想去超市打工都因为年纪不够而被婉拒,他们作为个体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几乎已经全部被堵死。没有偷窃游戏卡带的明为了挽救妹妹的命而终于在商店偷窃了药品,尽管是枝裕和并没有直言,但是观众完全可以预料到,死亡和犯罪将是明等人的出路。小妹妹雪被母亲藏在行李箱中偷偷送进公寓,除了在生日时被哥哥带出门以外一直闭门不出,死后也被装在行李箱中被哥哥带出去掩埋。她在行李箱中的这一进一出,是毫无尊严、极为可悲的,她并没有被社会以“人”的标准来看待。家境尚可的水口纱希则为了给明筹钱而去援交赚钱。是枝裕和在这个新加人物身上展现了成年人是如何践踏一个未成年人的尊严的。

在其余日本电影中,主人公往往是成年人,其同样有着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迫切需要。例如泷田洋二郎的《入殓师》(2008)中,小林大悟对于入殓师这个职业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就是一个自己逐渐追求到了尊严和价值的过程。早期小林试图在大提琴上自我成就,结果却因乐团倒闭而宣告失败。在高薪的诱惑下,小林接受了为死者化妆的工作。而在自己的父亲去世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之后,小林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甚至用大提琴来为死者送行,用优雅的方式实现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和解,在尊重死者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尊重,在承认个体生命的有限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重视个体价值、尊重生命的内涵在《入殓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在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中因为陪伴正男踏上寻母之途而感到了自己重要性的菊次郎,在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2016)中邋遢潦倒、一事无成但是始终是母亲心中最优秀孩子的筱田良多等,虽然命运各不相同,但都承载着日本人文主义电影对重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吁。

三、对人性中优良品质的标举

人文主义有着对理想之人、“无愧为人之人”的追求。人文主义Humanism的词源来自古罗马的Humanus,该词还有一种理想、充实之人的意义,即健全、智慧,同时还亲切友善,对他人充满关心的人。在当代,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理想状态的内容。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则在继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遗产后,提出要以包括修辞、诗歌等在内的教育来提升人的道德,以使人成为“应是的人”。日本的人文主义电影注重标举拥有优良品性的小人物,以为观众提供一种参照。在电影中,他们往往为他人提供着精神力量上的支撑。

在《无人知晓》中,哥哥明无疑是品性最为闪光的一个角色。当母亲惠子的心态还接近于一个未成年人,以做游戏的姿态带着孩子,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几乎毫无规划时,明却显得过于早熟。于是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身份在此开始发生混淆。在惠子效仿男人的出走而出走,放弃抚养孩子的义务时,明开始精打细算地记账过日子,用在他的年龄能想到的所有办法来解决弟妹的生存问题,如买打折商品,带着弟妹去用公园里的免费水等。更为重要的是,明一直没有忘记给予弟妹精神上的关爱,如模仿母亲的笔迹给弟妹写贺卡和压岁钱,让他们坚信母亲一定会回家,在雪生日那天带雪出门,答应会带雪去看地铁和飞机等。自始至终都是明在用自己的坚强来维持着一个家庭的完整,忍受着最多的困苦,如出面向母亲男友们借钱的尴尬,在冬天依然穿着夏天的露脚踝的裤子等。明的品性使得弟妹们在黑夜中依然拥有光明和希望,也与其余对孩子们不闻不问、冷漠视之的成人形成了一种对比。

与之类似的还有如冲田修一的《横道世之介》(2013)等。在《横道世之介》中,青年横道世之介善良单纯,是一个乐观的老好人,他看似平凡无奇,却总是能给自己的邻居、女友、同学以愉快、美好的回忆,他帮只有一面之缘的千春摆脱别人纠缠,帮仓持搬家,面对出柜的加藤充满理解。而多年以后,世之介因为救人而丧生。不止一个人曾经表示过,在自己回忆起世之介的时候,会面带微笑。永远给他人带来温暖和快乐的横道世之介,不仅如一面干净的镜子,照射出了一个个回忆者的年轻时代,也以一个美好的人的形象,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中。又如善良的陌生老年夫妇收留了前去许愿的七个小朋友,而小朋友们也回馈了老爷爷老奶奶的善意,老师安抚身处单亲家庭的学生龙之介的《奇迹》(2011),四个彼此扶持长大的姐妹用最大善意接纳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小妹妹浅野玲的《海街日记》(2015)等,也都是其中范例。这些在日本电影中出现的,拥有美好品质,能让他人的生活更为美好的人,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毫无疑问,艺术最终的价值指向在于人,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都是由人创造,并服务于人的,人情和人性必然是电影的永恒主题。日本电影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无人知晓》为代表的诸多电影,都因回归人性,展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而价值卓著、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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