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中明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5)

导演李安的作品涉及中语片与英语片，其电影在取材和类型片选择上也并无定法，而在李安每一部电影中都可以看到的是，李安一直以一种宏阔而温情的目光来审视人性，对人的生存状态提出含蓄温婉的质疑或思考。其根据作家本·方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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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亦是如此。

一、李安与人文情怀

一般情况下，人文思想指与人文主义(humanism)有关的思想。人文主义诞生于欧洲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了反对封建神权对人在各方面的桎梏，先贤们提出以人性来反对神性，并将这种对人的重视、对人力量的张扬上溯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存在的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人文主义认为，人有着追求自我的自由与幸福生活的权利。人应该是人类生活的本位。

而正如以人为本并非西方文化和语言的专利。人文思想中“人文”在中国文化中也古已有之。《周易》中就曾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与当代所指人文略有不同，即与“天文”代表的自然现象所对应的，由人营造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生态，乃至秩序、规范、道德等。但在中国文化之中，一直都有着关心人，尊重与君权相对的民权，肯定人的生命价值，以及人创造文化现象的能力，这是无可否认的。

生长于中国台湾，在美国接受专业教育并发展电影事业的李安，是一名深受东西方文化双重浸染的作家，而他也在艺术创作之中寻找到了二者最好的契合点。在他的电影中，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对人在现实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如人性弱点等的关怀。如《断背山》(2005)中包含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在《色，戒》(2007)、《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等电影中，则可以看到李安对人生价值安放、人性脆弱可悲之处的思索。在全球化的今天，李安电影中的种种人文主义色彩，不仅是一种博大而可贵的艺术品质，也是使电影跨越文化障碍，获得全球观众理解的一种途径。如在东西方之间，人们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标准，对于人人平等或个性解放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或社会的和谐相处，人们无疑是共同期待的。如果电影的主人公面临着这种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无疑将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上的震颤。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人也是被放在电影表达的中心位置的。男主人公比利·林恩就是李安选择的叙事视角。林恩行为的出发点以及归宿，都与他面临的种种困境有关。林恩是一名19岁的美国士兵，因为年少气盛插手了姐姐凯瑟琳和男友的分手事件，导致不得不参军以避免坐牢的结局。而在被派往伊拉克之后，班长蘑菇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林恩所在小队的战斗视频也被传到了网上引发了国内的热议。这一次回国的短暂休假，一方面是大家要送蘑菇的遗体回国安葬；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作为战斗英雄，需要参加一次当地球赛的中场秀。然而就在这一次暂时的经历中，林恩等人不堪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想完善生活、更好生存的心态都被李安展现了出来。严格来说，林恩经历的事件距离绝大多数观众是极为遥远的，即使是被奉为战斗英雄者，也很少能有类似的经历——电影中“中场战事”的原型来自于2004年感恩节的NFL中场秀，原著作者方登正是在独自一人看完中场秀后萌生了撰写这个故事的念头，李安也对当时的景象进行了严苛的还原。李安无法通过表现普通观众熟悉的、琐碎的现实日常生活来拉近主人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如何在叙事文本和场景上的极度特殊中寻找人文精神上的共性，让观众都获得方登当时被击中心灵的感触，便成为李安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战争与个体生存

尽管李安赋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反战”的范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影中确实蕴含了反战的人文思想。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在电影中，李安两次大力展现了林恩和他的战友们在伊拉克时的暴力行径，第一次是美军士兵前往一个声言有持枪证的当地居民家中进行搜索，妇孺高度紧张并憎恶美军士兵，而大兵们也由于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恐怖分子而如临大敌。当伊拉克男子的肉体被粗暴对待时，大兵们的内心其实也饱受煎熬；第二次便是那次激烈的，让林恩名声大噪的交火。林恩在搏斗的生死一线中用冷兵器杀死了敌人，目睹了蘑菇阵亡，这是林恩有生之年最近距离地感受他人最为基本的生命权被强力剥夺的经历。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两次暴力都并不指向和平，而只会引向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仇恨与战斗。对于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英勇无畏”的人的林恩来说，他成名的那一天也是他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天，但是他又不得不反复回忆、陈述这一天。而远离战火和硝烟的美国民众在接受林恩等人的叙述时，无疑在崇敬、怜悯之外其实也有着一种对暴力的向往，甚至是神圣化。

在电影中，在中场秀的礼炮响起，烟火绚烂的那一刻，林恩的战友却因为严重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而想起了伊拉克战场的炮火，因而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即使是心理状况较好的林恩也精神一时恍惚，没有及时离开表演场地。当舞台的拆卸工人并不客气地请大兵们离开时，双方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即使彼此暂时压抑了怒火，工人们依然决定潜伏在大兵们散场后的必经之地再来一次斗殴。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无疑是值得批判的，但是民众的暴躁情绪、士兵们的战后创伤，也应该得到一定的重视和解决。

同样作为人存在的伊拉克民众，也是李安在电影中关注的对象。当暴力在“反恐”的名义下被滥用时，那片土地反而会被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在林恩的家里，姐姐凯瑟琳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分子，她抵制这场战争并且不愿意弟弟再为这场欠正义的，有可能徒劳无益的战争流血。李安尽管并不明确表达自己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但是却给出了能引起观众疼痛，唤起观众反思的镜头。如当美军士兵于市场巡逻时，旁边的当地人感受到的并不是安全感，而是敌视，双方处于一种严重的对立状态中。在战争机器面前，作为士兵的个体是渺小的，而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是孱弱的。当人的生命都难以保障时，精神的避难所与灵魂的栖居地更加无从谈起。

三、消费时代下的人类悲剧

如果说，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身处伊拉克战场的林恩们是被视为“武器”的，那么李安还将主人公置于美国当前消费时代的市场交换机制中，展现了林恩们作为“商品”的可悲。

在B班战士们心情失落地结束他们的中场秀这一结果中，球队老板诺姆在拍电影一事上的出尔反尔无疑是一个关键原因。诺姆提出想将林恩的故事拍成一个所谓的“美国故事”，这并非诺姆对林恩的经历产生了共情，而是他认为这个故事具有商业价值，人们乐于为这样惊心动魄的，具有励志色彩的故事消费。然而林恩和戴恩却认为：“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故事，是真实的生活。”林恩等战士其实并不排斥商人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用作素材，但是他们厌倦自己任人摆弄。这段真实的生活进入到商业运作中后，肯定也会因为商业需要而被肆意修改，如增添观众喜闻乐见的男欢女爱元素等，最终成为一个扭曲的、他们不认同的故事。因此戴恩代表小队全体成员硬气地拒绝了诺姆。在这次拒绝中，战争是属于林恩等人的，而“电影故事”则是属于看客的，人和人之间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撕裂。

可以说，战争将主人公们置于一种特殊的“被消费”的状况，而即使是林恩等人没有成为战斗英雄，他们被裹挟进消费大潮中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反战抑或是批判消费主义，这都涉及对人生存价值的追问问题。在讨论人的价值时，人是一个客体，而他人和社会则是需要客体进行满足的主体，当满足实现时，人的价值就被认为是“高”的，反之人则是低价值或无价值的。这是一种对人进行普遍判断的方式。毫无疑问，李安并无意给出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答案，而只是希望能指引观众进行一些与之有关的思考。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说，人的生命在原初时的价值是平等的，而一个理想的社会理应给予每个生命公正的对待，令每个个体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反过来，这种个体的受益最终也将反哺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实现上。然而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人并没有得到理想状态下的被尊重，人和人的不平等，已经被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林恩等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和当地被默认为是潜在恐怖分子的平民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当林恩等人回国后，面对拥有巨大财富的诺姆们，他们则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如果说那次战斗是林恩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天。那么这次中场表演就是林恩觉得最荒诞无趣的一天，但是对于庞大的消费者来说，这只是美国最寻常不过的一天。林恩的生命价值已经被牢牢地捆绑在了这个“零部件”上。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啦啦队员菲珊对于林恩的态度。两人之所以能够在这短暂的一天里一见钟情，似乎马上就要开展一段浪漫的恋情，完全只是因为林恩的身上有着“战斗英雄”的光环，菲珊所真正喜欢的，口口声声表示不想失去的并不是林恩本人。当林恩试探性地提出自己有可能离开军队时，菲珊的态度马上发生了转变，她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对于以菲珊为代表的，包括男性在内的群众心目中，战场是林恩唯一应该待的地方，尽管当林恩返回战场后，他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第二个蘑菇。

如果说，在诺姆的身上，李安展现了金钱直接被膜拜的社会现状，那么在林恩的生命价值被固定在“战士林恩”、战斗英雄林恩这件事上，李安同样暗示观众这也是一种畸形的衡量标准。

而一向以温厚儒雅著称的李安，则又在电影中添加了原著中没有的情节，以给观众一种抚慰和希冀。在电影中，林恩与姐姐分别之后，回头看到的不是那辆来接他们的加长豪华轿车，而是他们在伊拉克乘坐的战车。此处豪华轿车和战车之间的对比显然也是一种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的暗示。当林恩上车之后，车里坐着微笑的蘑菇。并肩作战的兄弟们一个个走进战车，和蘑菇像他们之前每次战斗之前一样，互相说“我爱你”。连之前一贯骄傲冷峻、不喜欢这个仪式的戴恩也发自真心地说了“我爱你”。这一情节让观众更能理解林恩最后的选择，即林恩尽管回归了他所不认同的战争，但是至少他选择了对自己更真心以待的战友，和他生活起来更舒适的环境。相比起在两难之中被摧毁，这个结局至少暗示着林恩还有在精神上得到救赎、抵达某个“彼岸”的可能。

作为一名电影“作者”，李安的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在体现出作为商业片的市场号召力的同时，又保证了其一定的人文追求与关注现实的品格。《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拍摄，就是李安探寻一条关于人救赎之路的过程。在电影中，李安含蓄地批判战争与消费社会给人造成的伤害，同时又给人带来一定的抚慰，这些都让人看到了中式尚仁的儒道思想，以及西方人本主义等对李安电影精神的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