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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型人格相传是由苏菲教派发展而来，最开始的形态是九型人格图，直到由哥济也夫传入西方，九型人格理论开始形成。“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最先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位于智利的艾瑞卡学院的创始人奥斯卡·伊察索将九种欲望放进九型人格学说中并将这套学说当做人类心理训练的素材。随后知名精神病学家克劳狄·亚纳郎荷在智利学习后，便将这门知识传入美国加州，探索人的性格形态”。

九型人格的各型号特点是以心理学知识为工具，对人性格进行的广泛的归纳和分析，这是对个性的关注，体现着西方思维的重分析归纳的特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第三点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分析。主要体现在运用第三点思维的过程就是对本型号特点和互补型号特点的分析。在确定一个人的型号时，最常用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做测试题，这是对自我性格剖析的过程，在进行性格互补的尝试时，也需要分析互补性格的特点和自身能够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三点思维运用的过程，也是对自身优缺点分析的过程。

二

取象思维方式的定义是：“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的事理，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取象思维的第一个特点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整体思维是东方思维模式的显著特点。层层分析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中国人故而选择了从整体把握事物。《易经》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自然，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许多卦爻辞都是以自然之物来取象。如八卦分别代表了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六十四卦也是由这些自然之物组合而成，如《山天大畜卦》，其卦辞为“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以“涉大川”来取象，指代冒风险但也有利。以自然之物指代人事，将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很多卦本身就反映了一个整体过程，这样在解读卦爻辞时，取象思维必须和整体思维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可信度，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这体现着东方思维的重综合的特点。

三

九型人格和《易经》进行人格塑造时的切入点不同，前者是微观层面，后者是宏观层面。九型人格属于性格形态学，其塑造人格的途径是通过对各种型号人格的总结归纳，使个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性格特点，包括优势和不足，了解其它型号的特点，进行优势互补，使性格进一步完善。这是从个体性格特点出发，着眼于个体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在微观角度对人格的塑造。而《易经》中对人格的塑造更多的从道德层面入手。道德观从整体上要求君子努力实践“修养德行，告诫君子要成德为行、果行育德；俭德辟难、以懿文德；以常德行、自昭明德；慎德积小、盛德至德；”这也是君子实现“元、亨、利、贞”的具体途径。

四

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从古希腊民主政治发源，经历了短暂的封建君主时期和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思想解放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成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逐渐形成了注重个人价值、个性发展的传统。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时期，儒家思想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历来注重社会伦理道德，这也成为东方思维方式的基调，更注重从社会整体性角度理解人与世界，更倾向于把自身消融到集体之中。东西方发展历史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8]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的序中写道：“我认为，东西文化差异之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思维是综合的，而西方是分析的。”[9]这在九型人格的第三点思维和《易经》取象思维中表现出来，二者在人格塑造上也对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有突出体现。

《易经》和九型人格是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成果的典型代表，以二者为例，对取象思维和第三点思维进行分析，对二者在人格塑造上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探讨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东西文化，尊重差异，为跨文明的比较研究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美]苏珊·罗德斯.积极的九型人格[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79.

[2][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逻辑体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