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156中学高二（5）班 刘方泽

想起他至今仍然承受重负，我感到一个庞大而又沉重的东西，正压在他的肩膀上，让他喘不过气来。我知道，对他来说，重负也可以读作重父，二者可以相互兼容，彼此替代。正因为如此，当我把重负读成重父的时候，他和他所在的那个庞大的人群便从字里行间向我蹒跚走来。

我是在年幼无知的时候懵懵懂懂触及到这个无比严峻的问题的，记得那时我不过十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你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屁孩懂得什么呢？

都知道中国的孩子在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首先写记叙文，记叙身边的人与事。但是，这对我们这些新世纪在北京新建小区出生的孩子来说，是一件挺折磨人的事。因为我们既没有乡村孩子上山下河的经历，也没有以往老北京的孩子在胡同里乱窜，诸如爬铁门、钻墙洞、打玻璃弹球和在如同迷宫般的胡同里滚铁环的经历；哪怕住在同一个院子、同一幢房子的同一个单元，也没有多少碰面和相约撒欢的机会。就连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也是陌路相逢，来自这座庞大城市的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角落，有的甚至来自外省外地，如遥远的新疆乌鲁木齐，内蒙鄂尔多斯，保不齐还有山西的煤老板，陕西的油老板。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个别住户不便公开的真实身份，让家长们一个个脚步匆匆，神出鬼没，慌慌张张的。不像经父母们反复解释才终于明白的福利分房年代，满院子都是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排队买白菜和领牛奶，在排得歪歪扭扭的长队里，叫得出任何一家孩子的小名。可怜我们这些孩子，在婴幼儿时经历的被说着南腔北调的阿姨们用小车推出去遛弯的日子，是那样的短暂，像早晨的露珠眨眼间就在阳光的灼烤下蒸发了。接踵而来的，是像走马灯似的被送进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补习班，挖空心思为未来的小升初和中考寻捷经，找门路。上学了，开始写作文了，除去写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比别的孩子更不幸。我的爸爸妈妈在四十岁以后才生我。姥爷抗战时期去过延安，很早就去世了，我见都没见过；姥姥也在我上幼儿园时离开了这个世界；爷爷奶奶住在遥远的南方乡下，说着需要爸爸翻译才能听懂的方言，他们来一次，我们回一趟，都不容易。因此，我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基本上没有深刻的印象。每次写作文，虽然眼前影影绰绰，来来往往都是人，但没有一张面孔是清晰的。

爸爸在出版社工作，是一个作家，出版过十几本书，有着比较丰富的写作经验。他开导我说，要写好作文，必须学会观察生活，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比如，他举例说，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院子里，最生动最有故事又最容易接近的人，就是物业的那些叔叔阿姨了。你别看他们从早到晚地扫地，开电梯，烧锅炉，给花园里的花草培土、剪枝，或站在大门口毕恭毕敬地看大门，脸色黑黢黢的，说话时带出各不相同的一股乡土味，但他们都是从农村进城的，都有自己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只要走近他们，和他们做朋友，把他们在生活中的遭遇，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记录下来，写进作文，笔下的文字就会生动起来，活鲜起来。

听爸爸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了廖师傅，我们小区的一个水暖工。

廖师傅叫廖毅文，四川眉山人，个子不高，理个小平头，瘦条条的，脊背微微弯曲。皮肤是久经风吹雨打的那种古铜色，当他面无表情时，就像一尊移动的塑像。当然不是英雄纪念碑上的塑像，而是立在民俗博物馆的那些年代久远的引车卖浆者，脸上苦兮兮，灰蒙蒙的。除了一身绿色的工装，我没有见过他穿过其他衣服。再有，就是勤勤恳恳，永远背着一只装着钉锤、老虎钳和皮碗等工具的白帆布包，嘴里咬一支雪茄，在院子里跑前跑后，像个风里来雨里去的邮差。

在我们这个部队小区，没有人不认识廖师傅，也没有谁家不曾出现过他忙碌的身影。他是个谦卑的有求必应的人，虽说是水暖工，但你家的玻璃碎了，灯泡炸了，钥匙丢了开不了门，只要去物业找他，他都会乐呵呵地答应下来，然后一家一家上门服务。来到业主家，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副塑料鞋套，穿在脚上，生怕踩脏人家的地。业主百般相让，说没关系，他也不破穿鞋套的规矩，说习惯了。

我认识廖师傅，就因为得到过他的帮助。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每当双休日，都要同来姥姥家过周末的一个叫壮壮的小朋友比赛骑自行车。我们绕着小区四周的墙根，把车骑得像飞一样快，边骑边哇哇大叫。这时，总会碰上背着帆布包走家串户的廖师傅。可能在小区工作时间最长的缘故，他熟悉几幢楼每一家的情况，叫得出任何一个常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的名字。我们骑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站一会儿，望着我们的身影轰轰隆隆地从屋角消失。

有一天，我的自行车链条深深地卡进了齿轮与齿轮之间的缝隙中，轮子不转了。我那辆小轮车有变速功能，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齿轮。因为齿轮间塞进大量沙土，链条卡进去，凭我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力气怎么也拽不出来。我急得冲着壮壮的背影大喊大叫，要他等等我，帮帮我，但他欢呼雀跃，越骑越快。就在这时，廖师傅向我走来了。他看见我两手沾满油泥，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问都不问，便蹲下身子帮我检查起车子来。当他直起腰来，我的车轮发出唰啦唰啦欢快旋转的声音。我一声“谢谢廖叔叔！”从他手里接过车，立刻去追赶我的好朋友。

还有一次，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妈妈在家做晚饭，正炒着菜，发现盐没了。院子对过就有一个小商铺，妈妈为了省事，连火都没有关，就往外走。离开家的一刹那，习惯性地把门带上了，听见嘭的一声，她才意识到没有带钥匙，急忙给爸爸打电话。但爸爸在办公室加班，离家十几里路，一时半会赶不回来。怎么办呢？妈妈愣怔片刻，突然想起了廖师傅，当即往物业跑。廖师傅弄清来龙去脉，表情一下子凝重起来，“怎么这么粗心呢，煤气很危险啊……”这么说着，他挽起一圈应急用的绳子，扛起不远处靠在墙上的一把梯子，疾步向我家住着的那幢楼跑。到了我家住着的三楼，他让我妈妈在门口等候，自己上了四楼，敲开了与我家同一个门洞那家人的防盗门。迎出来的是一位老爷爷，廖师傅说明来意，老爷爷欣然同意他从他家的阳台进入我家。进了老爷爷家，廖师傅把随身带来的绳子一头拴在阳台的水管上，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把头探出阳台，上下左右扫视一遍，接着双手轻盈一撑，跳上了阳台敞开的窗框；然后往左跨出一大步，站在了老爷爷家的外挂空调上，再小心翼翼地蹲下。接下来，他曲身抱住空调，让下半身轻轻往下滑，然后慢慢探出一只脚，又慢慢探出另一只脚。滑着滑着，他的整个身子悬在了空中，我吓得闭上了眼睛。这时只听咚的一声，像有什么沉重的物体掉下来了！悬着的心一阵狂跳，我忍不住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没有什么重物掉下来，刚才咚的一声，是廖师傅从四楼老爷爷家的外挂空调上，像一只壁虎那样，准确地跳到了三楼我家的外挂空调上。之后，他从我家的空调上攀到我家阳台的窗口，只见他一个鸽子翻身，轻松地翻进我家，迅速关了火，打开了房门，把我妈妈放了进去。我家厨房正烟雾缭绕，眼看就要着火了，多悬啊！

我如此清晰地记住廖师傅这个人和与他有关的这些细节，是因为我及时把它们写进了我的作文里。比如，在小学四年级的一篇名为《我敬佩的一个人》的作文中，我就写了他从四楼冒险翻墙帮助我妈妈关火这件事，“说起我最敬佩的一个人，那当然是廖师傅了，他的品格像雷锋一样，有时为了帮助别人，敢于铤而走险，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在作文里，我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诚实地说，如果没有爸爸带着我对廖师傅进行面对面的一次访问，我对他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闭门造车，“为赋新词强说愁”上。而且，我还应该承认，在这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流光溢彩的都市，还有许多在生活的夹缝中艰难生活的农民。他们大部分来自西南西北不怎么发达的地区，家里都比较穷。在这些被称为“农民工”的人身上，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廖师傅住在小区配楼第二层最靠里的一间屋子，里面放着三张双层床，他住在进门右手那张床的下铺。正是春节期间，三张双层床的铺盖都卷了起来，唯有廖师傅的床是摊开的。房间里因晾着刚洗过的工装而显得潮湿和阴暗。空气中飘满直呛喉咙的劣质烟草味。想象得出来，过去和以后几天，陪伴他的唯有雪茄。

父亲提问，我记录，我们的访问从廖师傅为什么春节不回家开始。廖师傅点燃一支抽剩一半的雪茄，狠狠抽一口。“哪里是今年春节没回家嘛？”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是连续五年春节没有回家了。”爸爸和我都感到很惊讶，爸爸说：“五年春节没回家？家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吗？”廖师傅说：“怎么没有？有老人和孩子也没办法。我必须把钱省下来，供孩子读书。”接着，廖师傅告诉我们，他的家在川东山区，有老父亲、老母亲和两三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因为当地的教育水平低，大女儿寄住在亲戚家，在县城读高中。但在城里读书花费大，既要大量补课费，还要给亲戚家交伙食费，所以女儿的开销成了家里的重中之重。幸好孩子懂事，不仅学习刻苦，生活节俭，自理能力也很强，而且必须逆来顺受，忍受亲戚家孩子的妒嫉和刁难，只求将来能考上大学，脱离贫困的山村。

对廖师傅，我忽然有一种心疼和爱莫能助的感觉。但一个农村孩子与一个城里孩子比（还不说与北京的孩子比），存在如此大的差别，这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也根本想不到，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进而，把一个农村学生的父亲与一个城里学生的父亲比，从此我知道，他们相互之间承受的担子，更有着天壤之别。就像廖师傅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让儿女脱离农村（他们称之为跳龙门），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上城里人那种相对富足，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看来有社会地位的生活，必须拼命地干活，拼命地挣钱，连万家团圆的春节都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而且，这还只是供孩子读书阶段；等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接着又要结婚，生孩子，买房子，每一个阶段的每一步，都是一道关，足以把一个农民父亲压倒、累垮；有的父亲即使累得吐血，累到死，也无法帮助孩子实现这一夙愿。

这种家庭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过五关斩六将，能一路读下来。做父亲的，又必须不惜血本，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一路读下去。问题是，这样的孩子，这样的父亲，在大多数农村的概率，恐怕不到百分之一。换句话说，另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大部分在小学，小部分在初中，极少数在高中，便陆陆续续被淘汰了，或因负担不起而休学了，陆续汇入进城打工的行列。之后，百分之九十九的父亲，再把希望寄托在更小的儿孙们身上。

从物业回家的路上，爸爸问我，儿子，你想过没有？廖师傅的遭遇，不仅仅是廖师傅和他女儿的遭遇，而是所有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的遭遇？我摇摇头，老老实实承认，我没有想过。爸爸叹息一声说，儿子啊，让你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太为难你了。但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城里人，还存在很大差别。而这，就是现实，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

同样是一个学生，同样是一个家长，我为农村孩子的艰难求学之路，也为他们的父母为此承受的重负，感到悲伤。

就是这样，我从廖师傅身上，看到了一个农民父亲的艰难，听见了他们用自己的头颅，一次次帮助自己的孩子顽强撞击城市的大门而发出的沉闷的声响。而作为我求学道路上的重要收获，在认识廖师傅的前后八年中，我的作文就这样有了生命的气息，大地的气息，并渐渐深入到一个农民父亲的沉重心跳和呼吸中。

许多年后的一个春节，在我们小区的健身场，静静地坐着一个陌生的穿着红外套的大姐姐。她看上去有些孤单、落寞和羞涩，大部分时间低着头读一本摊开在双腿间的书，偶尔感到累了，她才抬起头来，期待有所思地看一眼从天上飘过的云彩。第二天，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是廖师傅的女儿，在这年的夏季高考中，她以当地少有的高分考取了在南京的中国医药大学，漂亮地圆了她父亲廖师傅和自己的一个梦。

这时再碰到廖师傅，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称赞她的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争气的孩子。廖师傅长吁一口气说，我们农民的孩子，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女儿能考出来，考进城里，是她的福气。

但是，谁都知道，廖师傅负重蹒跚的日子，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