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寿玉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一、社会变革下的尝试与探索

关于民族乐器改良的尝试与探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结束期。20世纪上半叶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激荡中呈现出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将整个中国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革命战争催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对人们的思想文化造成一定冲击。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上半叶社会结构的断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对传统文化中散化的个体提出了聚合的要求。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上海作为乐器改良的重要阵地。其中，郑觐文创立的“大同乐会”主要以制作仿古乐器、改革民族乐器为主。截至1931年，“大同乐会”共制成中国古今各类民族乐器164件。而民间自发性的乐器改良活动，则以周少梅、刘天华、张子锐等人为代表，并以从事二胡改良工作为主。如周少梅与胡琴技师配合制作“三把头胡琴”，将二胡的音域由狭窄的“九度扩展到三个八度”；刘天华借鉴小提琴的特点对二胡进行改良，规范定弦并确定固定音高，还改进“琴筒”的规格，增长了琴杆的长度，并参考小提琴琴弓设计了我国第一把改良的二胡弓；另外，在其他民族乐器的改良方面，为了解决扬琴调音复杂、音域窄、不能转调等问题，杨竞明主张从音位排列方面入手，提出有关扬琴改革的三种音位排列方式。

二、时代需求下的繁荣与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乐器改良进入繁荣时期，并伴随文革的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伴随着1949年后的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步伐，民族乐器逐步经历了真正的大规模改革。此时乐器改良的发展，主要与党的支持和政府的政策引导有关。一方面，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为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中国音乐家协会先后发起与组织三次关于民族乐器改良的座谈会，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乐器改革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乐器改良工作在解放初期的开展和今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是民族器乐改革的黄金时代，1954年、1959年、1961年召开的三次乐器改良会议，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乐器改良的繁荣阶段。三次会议主要围绕中国传统乐器目前存在的“音律及转调”、“音域”、“音量”、及乐器制作的“规格与标准化”四个问题以及乐器改良的方式进行讨论，并出现如张子锐、杨雨森以及政府和民间团体等一批音乐工作者从事乐器改良工作。如1954-1955年张子锐成功改良大阮、低阮和大胡，增强乐队低音声部，为我国民族乐队的交响化迈出了第一步；1958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乐器改良展览会、演奏会和座谈会展示了转调扬琴、转盘加键笙等各式改革民族乐器143件；另外，1964年低音拉弦乐器改良取得了一定成果，膜振动、板振动或板皮协振方式结合的改革乐器陆续出现。

三、政策支持下的改革与创新

乐器改良的第三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21世纪，文革结束后整个音乐界属于恢复和发展阶段，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各类研讨会议纷纷召开，促进了乐器改良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时，关于乐器改良的科技发明奖励制度建立以及检测、鉴定模式不断成熟，致使乐器改良在这一时期出现质的飞跃。

从文革结束后，社会各方面逐步恢复，音乐界也出现新的繁荣，各类乐器改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如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民族乐器改良座淡会，探讨和交流了筝、笛、箜篌等乐器的改革；另外，面对文革后民族乐器衰退现象，国家开始运用政策激励手段，为民族乐器发掘、收集、整理工作的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新发明建立奖励制度。从1978年开始，国家科委和文化部连续举办了多次全国规模的科技、文化科技成果评奖。同时，乐器改革的各项规章制度、规划、检验、鉴定的模式愈加成熟。1978年国家科委向各单位强调，必须对含改项目在内的科技成果，进行技术鉴定。截至2000年，共有京胡、二胡、笛子、大三弦、琵琶等25项民族乐器行业标准出台。

四、总结

总的来说，民族乐器的改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探索阶段，出现了诸如刘天华、郑觐文等。虽然当时音乐家对乐器改良有宏大设想，兼有尝试作为，却无从具备规模改革的客观条件。而新中国成立后，乐器改良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民族改良乐器和少数民族乐器，尤其是低音拉弦乐器的改良备受重视。而21世纪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对于低音拉弦乐器的改良工作逐渐走向规模化和正规化，并出现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