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拉拉即将作别前往“一战”战场的丈夫帕沙

“爱情是最重要的”

1988年，列奥尼德·阿利莫夫第一次读到《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这还要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国内的改革，许多之前没能出版的著作因此得以出版。

“当我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立马就爱上了它，对我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其中描写的爱情故事。”30年后，阿利莫夫作为来自圣彼得堡的话剧导演，将以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带到北京“老舍戏剧节”，吸引他的元素依然不变：“爱情故事正是这部小说中我最想搬上舞台的部分，而不是小說中的社会背景、灾难悲剧等其他部分。”

改编者如何理解原著，观众如何理解原著，往往成为一部戏的争论所在。

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名作，在30多年前已享誉世界。从1948到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用8年多时间创作这部在他的作品中自认“唯一值得看”的小说。国内出版无望后，这部小说经由意大利记者安杰利奥之手，1957年在欧洲多国出版。此后迫于政治压力，帕氏拒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进一步发酵为文学事件。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从1905到1929年间，发生在俄罗斯/苏联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还有之后的新经济政策。但在这部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贯穿性的情节是日瓦戈医生的成长史。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在日瓦戈的生命中也有三个重要女性：妻子冬妮娅，女友拉拉，还有陪他到生命最后的玛丽娜。

一个以诗歌、翻译名世的诗人，晚年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写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得并不寻常。1960年，在去世前几个月，帕斯捷尔纳克在与法国友人奥尔嘉的谈话中提及小说创作的意图：“我对我的同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在我们面前。时间紧迫。我想记录过去，并为那些年代俄国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骄傲。”

一个诗人对时代的发言，宏大的叙述体量，诗化跳跃的语言，改编难度可想而知。阿利莫夫在采访中告诉我，在俄罗斯，除了亚历山大·普罗2006年的电视剧改编，这部小说的其他形式呈现几乎没有，话剧改编则是首次。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我们要删减帕斯捷尔纳克的原文文本，我为此感到很心疼。我们原本想把整部小说都搬上舞台，一字一句，但这不可能。另外涉及到作品中著名的自然景色描写，同样没法照原样用画面传达”。

“我所有的剧作都是关于爱情的。如果你被一个女性爱着，那么你就是幸福的，你的生活就有意义。在剧中也是如此，所有都围绕着爱情展开，只为了爱情。”阿利莫夫说。

对许多人来说，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也是日瓦戈与冬妮娅、拉拉三人之间的爱情。犹太裔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在1945年和1956年两次作为外交官访问帕斯捷尔纳克，是小说手稿的最早读者之一。在1995年为《日瓦戈医生》所写的一篇书评中，以赛亚·柏林写道：“然而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界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已经难得寻觅了，我几乎只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里，接着便只是在这部《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了这样的爱情……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

或许过于热爱原著，阿利莫夫的话剧改编，让话剧的两幕严格对应于小说的上下篇结构，除沿用小说的线性叙述结构，人物的大段台词，几乎一字不落地来自原作。过于密集的台词，不但考验演员的台词功力，某种程度上也挑战着那些不够熟悉小说的观众的接受能力。

小说中，日瓦戈和拉拉的恋情发展一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他们的几次重要会面，也成为舞台着力表现的重要场景。阿利莫夫告诉我，自己最喜欢的几幕戏，是圣诞晚会上日瓦戈看到拉拉向情人科马洛夫斯基开枪的场景，日瓦戈和拉拉在前线医院见面的一幕，以及日瓦戈死后几个女性环绕在他身边的最后一幕，来自小说原作中拉拉偶遇日瓦戈葬礼的情节。

忠实引用小说中那些充满激情与诗意的文字，对爱情主题的刻画显然大有裨益。在舞台上悬垂的绷带条中，日瓦戈滔滔不绝地发表着对战争、时代的看法，同时首次对拉拉吐露心声：“我看到您谜一样的忧伤目光，仿佛失落在九霄云外。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这种目光，但求你脸上露出满意命运、不依靠任何人的神情。”当从游击队中逃出的日瓦戈在尤利亚金见到拉拉，小说中的经典对白再次喷薄而出：“我和你就像世上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创世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现在，我们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紧贴。”

对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之间感情的处理，冬妮娅那种未能深谙丈夫灵魂的痴恋，日瓦戈徘徊在忠诚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更多体现在话剧原封不动引用的两人的几封通信上。尽管对原作的过分忠实限制了阿利莫夫在舞台设计方面的创新空间，但他为此花了不少心思，日瓦戈和冬妮娅，两人各自站在舞台两个角落的椅子上读信的演绎，便是这样的成功尝试。

穷困潦倒的日瓦戈医生离开人世。舞台上，当三位女主角依次朗诵对日瓦戈的告白诗句，然后一起环绕在他的周围，一切正像阿利莫夫所说：“我这个剧是纯粹表达爱情的，革命和战争元素在剧中也存在，但它们扼杀生命，扼杀爱情，最重要的还是爱情。剧中，生活给了日瓦戈医生重重一击，但女性却给他安慰，守护他，拯救他。”

日瓦戈和拉拉在战地医院相遇

在舞台上与诗歌之爱的重逢

在话剧改编中，表达爱情的阿利莫夫并未回避尖锐的时代主题：“对日瓦戈这样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无论遭遇了多少苦难，无论祖国如何沉沦，他们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和爱女性是一样的。”

在动乱年代，日瓦戈依然坚信人是為生活而生，他在日记中借用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的诗句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

日瓦戈医生身上，有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鲜明印记。1935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被临时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与会的作家们正酝酿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他却说道：“我恳求你们，不要去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独立的个性是最重要的。”在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口说出：“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

这种对自由与天才的追求，让日瓦戈成为新时代的“多余人”。阿利莫夫在对帕斯捷尔纳克孤独的理解中，升华了剧中的爱情主题。在他看来，“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孤独。对他来说，任何党派都是不正确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应该保持这种孤独，不和任何人抱团。无论作为爱人，还是作为艺术家，他都是孤独的”。

同哈姆雷特一样，舞台上的日瓦戈医生也是一个孤独者。阿利莫夫特意安排一个小姑娘，在话剧开头朗诵了小说最后一章日瓦戈医生所写的诗歌中的第一首：《哈姆雷特》。“然而整个剧情已定，/道路的尽头在望。/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生活并非步入田野。”小姑娘稚气而尖锐的嗓音，与日瓦戈孤独悲惨的命运，形成一种张力。

阿利莫夫也改编过托尔斯泰、布尔加科夫等人的小说，与改编《日瓦戈医生》有何不同？阿利莫夫告诉我，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都只是散文，而《日瓦戈医生》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对小说中诗歌的处理。需要处理的不仅包含小说最后一章日瓦戈医生的25首诗歌，还包含大量诗意描写的舞台转化。

在写作《日瓦戈医生》前，帕斯捷尔纳克堪称当时苏联影响最大的抒情诗人。尽管与当局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对立关系，可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前线士兵中流传甚广。

在小说构思阶段，帕斯捷尔纳克说过：“我要和诗歌的酷爱告别，但会在小说里重逢。”对阿利莫夫来说，如何在舞台上实现作者与诗歌之爱的重逢，至关重要。他告诉我，之前导演尤里·柳比莫夫曾在舞台上尝试表现所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结果并不成功。阿利莫夫于是选用了日瓦戈医生的八九首诗歌，由不同角色朗诵，贯穿整部话剧。

他的做法在俄罗斯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之处在于，很多俄罗斯观众认为话剧主角是日瓦戈医生，应该让他一个人把这些诗朗诵完，我却让剧中每个角色都来朗诵日瓦戈的诗。我认为，将这些诗分配给不同角色，让他们带着各自态度，按照角色关系来读，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

除了那首《哈姆雷特》，剧中角色朗诵的诗歌都与其自身有某种对应关系。比如，深陷丈夫帕沙、爱人日瓦戈、被诱骗的情人科马洛夫斯基之间的拉拉，朗诵的是那首《忏悔的女人》。日瓦戈在临终前朗诵的则是最后一首诗《客西马尼的林园》中的片段：“生命的诗篇已读到终了，/这是一切财富的珍宝。/它所写的都要当真，/一切都将实现，阿门。//‘请看，眼见的这些/都应验了箴言，/即刻就会实现。/为了这警喻的可怖，/我愿担着苦痛走向棺木。//‘我虽死去，/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仿佛那水流急湍，/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诗歌之外，贯穿始终的音乐，也丰富了剧作的诗性表达。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父亲为托尔斯泰画过小说插图与肖像，母亲则是小提琴家，青年时代，他便被当作充满希望的音乐家培养。话剧中，阿利莫夫特意选用了两段保存至今的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创作的旋律。大量来自肖邦的钢琴伴奏，也为他生前最爱。

（本文写作参考以赛亚·柏林《苏联的心灵》、北岛《时间的玫瑰》等书，感谢肖楚舟、王秉男、赵凤菊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