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向黎称得上诗歌的“专职伴侣”。她的可贵不在“科研”，在晃悠，在诗歌的内部晃晃悠悠。她走得进去，也能晃得出来。

那天在上海的咖啡馆枯坐，周边有人在闲聊，某帅哥说“没编消息”，我以为是某报社的编辑在夸耀自己当日的悠闲呢。当天晚上我就知道我错了。小帅哥所说的“没编消息”原来是潘向黎的一本新书，叫《梅边消息》。

后来看到了新闻，《梅边消息》“收录了著名作家潘向黎近年来潜心研读、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散文新作”云。这句话我不能同意，以我对向黎的了解，她断没有“近年来”才“研读”就仓促拿笔的道理；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向黎与诗共生，她在诗歌上无论花费怎样的时间，统统与“潜心研读”无关。

回到南京，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向黎的新书，两个字：佩服。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书，“近年来”潜心“研读”的人真写不出。

还是先说说我和向黎的关系吧。我有些夸张，把我和潘向黎的关系命名为“血缘关系”。

向黎的父亲是潘旭澜先生，福建泉州人。而我的老师曾华鹏也是福建泉州人。他们俩在泉州的培元中学就相识了，然后成了复旦中文系的上下级同学。他们论学在一起、出游在一起，连双方的女朋友都要让对方“过过目、把把关”，后来他们干脆一起写起了评论。潘旭澜、曾华鹏是一辈子的至交，两家自然是通家之好。1986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开了一门课，课的名字直接就叫“鲁迅”。我估计，在当年的学术背景底下，有条件开这门课的中文系并不多。但是，我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因为我们有曾华鹏。我的“鲁迅”是曾华鹏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就是从曾华鹏那里知道潘旭澜的。

后来，在南京，我终于见到了潘旭澜老师，并陪他喝酒。我叫他“潘先生”。事实上，我是没有资格这样叫的。然而，“我的朋友”王彬彬是潘老师的博士生，潘老师来南京了，王博士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陪他的导师“喝素酒”，“喝素酒”这个词是我生造的，就是光喝不吃。在潘老师面前，王博士用什么称呼，我自然也就用什么称呼，我就是这样叫起了“潘先生”的。

因为曾华鹏教授和王彬彬教授的缘故，我和向黎一见面就成了至交。我们一两年见上一两次，偶尔也通个电话。就这么的，我也四十出头的人了。突然有那么一天，我的脑子里头起了一个念头，写小说也写了这么久了，到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去吧。为此，我特地拜访了丁帆教授。我很想当然，以为自己是所谓的“特殊人才”，南京大学也许可以在外语上头放我一马。

我的想当然不限于此，有一天晚上，在展望了读博生涯的美好未来之后，我给向黎打了个电话，我告訴她，丁帆教授这里还有一个名额，“你过来，做我的师妹”。向黎说：“好的。”哪里想到南京大学规规矩矩的，在外语考试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肯通融，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是我格外尊敬南京大学的地方。那好吧，那我就放弃了。

一年之后，我正在家里写作，向黎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你哪儿呢？那头说在南京呢。我说这么大热的天你来南京干啥呀？那头说，报到呀。我说你到哪儿报到啊？那头说南大呀。我说你来南大报什么到？那头说博士生开学了呀。我说你好好的读什么博士呢？那头说不是你让我过来做你师妹的么。

我的脑袋当场就大了。

我像赵本山那样闭上了眼睛，附带着把巴掌伸向了脑袋的上方，我要“捋捋”。是的，我“捋”出头绪来了，有这么一回事。可我就奇了怪了——她是怎么对付外语的呢？那头说，考试呀。——然后呢？——通过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人家是喊我“报到”去的。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想在南京大学“混”一个博士——谁说要“考”了？我没说要“考”。可不管怎么说，我放了向黎的鸽子。

电话里头安静下来了，这安静的味道不对，很不对。

抢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失火之前，我得在电话线的这一头先灭火。我也不写了，就说：“你等着，我就来，我给你当书童，我送你进学堂。”

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到南京大学，一手接过向黎的背包，一手拿过向黎的水壶，说：“哥送你报到去。”我把向黎一直送到丁帆教授的办公室。就在丁帆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文学院的姚松书记突然发现了我，“咦”了一声，说：“你怎么有空过来？”丁帆教授欲言又止，对着我笑。“嗨，一样的，向黎来了也一样。”我说。

我觉得，这一路算下来，我把和向黎的关系定义为“血缘关系”，也不算夸张。

回过头来再说《梅边消息》。

首先我想说量，阅读量的量。一个小说家，一定要说有才华，老实说，我也没有那么佩服。能把小说写到一定的层面，才华必不可少。可我想说，才华是上天给予的，那是一个定数。阅读则不同，它完全靠自己去挣。挣得多和挣得少都是自己的事。我对有能力靠自己多挣的人总是喜爱。换句话说，我尊敬素养好的作家。再怎么说，才华是你的，它少不了，更丢不了。才华消失的唯一路径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放弃。如果你不想放弃，那你的阅读就需要量。量很重要，某种程度上说，阅读的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体积，或者说，一个作家的质量。

我想说，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向黎的关切不只是量，还有不同的面。一部分在诗歌本身，另外的一个部分却在诗论。说起中国的诗论，我想它是特殊的，中国的诗论固然是理，却也是文，也是诗。我惊讶于向黎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熟稔程度，我等实在不可比拟。

我还想说早。成名要趁早的早，理论上说，一个人要读书，任何时候都不晚，然而，读书早和读书晚的区别是巨大的。我是一个乒乓球的发烧友，童年时代就开始打球了。几十年来，伴随着乒乓技术的革新，我的技术也在革新。但是，我发现，在要紧的比分和要紧的关头，我的得分手段几乎都是童年时代的“老技术”。这个由不得我，几乎就是生理的选择。为什么？对我来说，新技术仅仅是知识，它存在于我的智力范围里头，它们很难沁入我的机体，变成我的动态与行为。

在我阅读《梅边消息》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向黎对某一首诗的“切入”。通常，向黎都是在路途、店铺、饮酒、喝茶、会客——充分参与日常生活的时分联想起某一首诗的。

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诗歌伴随了向黎的基础生活，尤其是童年与少年。等她真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她和诗歌早已经彼此嵌入。

对向黎来说，所谓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的理解，说白了就是对生活的理解；反过来，所谓对生活的理解，也就是向黎对诗歌与诗人的理解。这就了不得。

这样的“互文”给《梅边消息》带来了惊人的美感——通，通透的通。“通”的反面是“隔”。“隔”是中国诗论的一个关键词，它是无影刀，可以杀人。多少人和诗被这个字杀得尸骨无存？我想这样说，诗不能隔，谈诗、论诗亦不能隔。向黎在谈诗的时候着实通透，一点冬烘气都没有，说到底，还是和她的“早”有关，和她的“量”有关。向黎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

我想这样说，如果向黎不写小说，不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一门心思去“研读”唐宋，她真的是可以靠唐宋吃饭的。我从来都不敢轻视专业人员，从诗歌出发，专业人员在史学研究、文化研究、思想研究、训诂研究乃至于音韵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小说家潘向黎女士自然是不可比拟的。然而，说起诗歌的审美能力与判断能力，我以为，向黎称得上诗歌的“专职伴侣”。她的可贵不在“科研”，在晃悠，在诗歌的内部晃晃悠悠。她走得进去，也能晃得出来。我想说的是，关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古典诗歌，走进去是不容易的，能晃出来的都是幸运儿。在《梅边消息》里头，每当我看到向黎影影绰绰的步态和身姿，就觉得向黎很美。大家闺秀才有的美。

在我看来，《梅边消息》里头写得最好的还是《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据向黎自己交代，在她人到中年之后，《赠卫八处士》曾經给她带来特别巨大的情感共鸣。我之所以把这件事特别地提出来，和我个人的趣味有点关系——如果你来问我，杜甫最好的诗句是什么？我会说：“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是的，就是这两句。

我估计我会挨骂，老杜的“千古名句”那么多，你无聊吧。我一点也不无聊。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收藏，我所收藏的就是所谓的“千古名句”。写了几十年的小说，我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头发现了一件事：但凡可以单独地拿出的、类似于“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一路，都不是绝对好句。那些拎出来普普通通、放在整体里头却能要人命的，才真真算得上好句。我把这样的句子叫做“爆点”，好好的，读到这里，你突然就得崩溃。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就是这样的，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作为一个倒霉蛋，杜甫对时光或者说时间格外敏锐，这是很好理解的。我觉得，关于时间，他排名第二的可以是这一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因为欢快，因为想回家，时间在杜甫这里出现了错觉，就是光秃秃的四个地名，一眨眼，嗖——嗖——嗖——到了。就跟坐了导弹一样，近乎科幻了。

同样，还是关于时间的，从没结婚，到孩子一大堆，也是一个眨眼，也跟坐了导弹一样。然而，这次一点也不科幻，是现实，就在眼前——大难过后，老友重逢，自然是高兴的，但是，时光全没了，这就苦涩了。看着一大堆的孩子，仿佛又可以高兴，然而，孩子毕竟不是鞭炮，怎么突然就一串一串冒出这么多呢？还是苦涩。生活的荒谬、存在的魔幻、生命的被动，全在这里了。这还是人生吗？没法说。好吧，杜甫说了，“世事两茫茫”。

在我看来，读不懂杜甫，就等于不知道中国。

《梅边消息》还有一点好，它展示了向黎的洞见。老实说，读《梅边消息》这一类的书，我最害怕的是这一路的作者：动不动就和你“商榷”，到底要说什么，他就是不敢直说。文学是自由的，它实在也不是终极真理，只要言之成理，有根有据，你就说呗。我看到太多的吞吞吐吐和嗫嗫嚅嚅了。在讨论杜甫与刘禹锡的区别时，向黎说，刘禹锡的见识胜过杜甫。这句话拓展了我对杜甫的认知，也拓展了我对刘禹锡的认知。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