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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 王龙基与两个父亲的世纪情缘

2018-11-14彭立昭

北广人物 2018年39期
关键词:流浪记三毛伯伯

彭立昭

张伯伯·张乐平

至今,他记得张伯伯曾对他说过:“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三毛不仅是张乐平的,更是中国儿童的财产,更是中国的国粹。”

父亲·王云阶

结婚时,他父亲专门送給他一幅家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这句话他在父母结婚照上也看到过……

“三毛”今年83岁了。1935年7月28日,有个叫三毛的孩子,在上海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诞生了。70多年前的1947年,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创作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与全国的读者见面。1948年“三毛”第一次被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搬上银幕。“三毛”这个流浪儿的形象,既给人们带来欢笑,也让人流下了眼泪。中国男女老少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三毛”,一个永远不需要长大的、善良勇敢的“三毛”。上世纪30年代顽皮的三毛,40年代从军和流浪的三毛,以及后来获得了新生活的三毛,每一个形象都深深刻画在经历过那些岁月和追溯过那些岁月的人的心上。

时至今日,谁人不识“三毛”——大头,冲额角,翘鼻子,阔嘴巴,圆而大的眼睛,身体纤细瘦弱,喜怒哀乐表情善变;机灵活泼,天真可爱,滑稽幽默……这个“很有个性、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了很多折磨却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孤儿,不再仅仅局限十纸张这个二维空间了,他在三维空间里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喜爱。电影、电视、动画、木偶片,舞台剧,网络游戏……有了更多崭新的舞台。

当年扮演流浪儿“三毛”的小童星,今年已经78岁了,他就是著名音乐家王云阶(1911-1996)之子、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儿童基金会“爱心大使”王龙基先生。70年来,《三毛流浪记》长映不衰,在国际上多次荣获电影大奖。

2018年8月21日,两鬓已白的王龙基先生带着电影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走进2018年上海书展的大厅,为影迷和读者述说了70年前的电影拍摄趣事。出席这次见面会的嘉宾还有演员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张乐平之子张苏军、电影中贵妇扮演者林榛之女董少华、著名译制演员孙渝烽。当天现场讲座和签售会人山人海,现场的电影《三毛流浪记》连环画版当场售罄。在现场观众的心里,岁月蹉跎的王龙基老师仍是大家心中的三毛——善良、正直、灵气。

三毛诞生于1935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图画晨报》上。那个时候的三毛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无忧无虑、顽皮捣蛋地长大。他和他父亲之间的搞笑趣事,画面笔墨简单,却温馨感人。而电影里的“三毛”,既没有亲切慈祥的爸爸妈妈,没有温暖舒适的大房子可以住,也没有热气腾腾、香甜可口的饭菜吃,更没有琳琅满目的飞机、坦克、布娃娃等玩具,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他只能去流浪。而银幕下的“三毛”王龙基先生却有两个可敬的“爸爸”,他对他们始终怀揣敬畏。一个是他的父亲王云阶—被称为“中国电影音乐之父”,当年拍摄《三毛流浪记》时,王云阶不仅担任该剧的作曲指挥,还在剧中扮演了为上官云珠母女伴奏的钢琴师角色,这在电影界传为佳话。故而,人们叉称他是“电影三毛之父”。另一个是漫画大师张乐平,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影响了几代读者,被誉为“三毛之父”。自1927年至1992年,张乐平先生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丰富多彩,除了漫画,还有年画、速写、素描、水彩画、剪纸、中国画等。他的整个创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并且特别关注平民阶层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感情,人们称他为“平民画家”。采访中王龙基一直称呼为张伯伯,“我一直把张伯伯当我的父亲一样看待和尊重。”

从父母那里,王龙基获得了无尽的爱,传承到了家的味道;从张乐平伯伯那里,他从小就受到了电影人良好品德的熏陶,并用一生在发扬光大。他说:“三毛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王云阶和张乐平伯伯相继离世。随着时间的延续,他对父亲和张伯伯的思念与日俱增……在他的眼里,父亲和张乐平伯伯永远是深具爱国情怀、值得敬重爱戴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正是因为这种真挚的爱,这种执着的情,使他始终有一种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勇气,忘记这个尘世所有的喧哗与躁动,只剩一颗心,洗去尘埃,吐露芳华。

[我和张伯伯] 一生情寄“三毛”

“张伯伯是1992年9月27日离开我们的,恍如梦境。他是世界漫画巨匠。现在我佩戴的这个徽章,就是拍《三毛流浪记》时张伯伯送给我的,很简陋,铜皮做的。乐园里,三毛于持喇叭在呼喊。张伯伯赋予三毛善良、幽默、坚强、勇敢、积极向上的性格,并且通过三毛的作品寄托了自己向往和平、向往美好的希望,这也是人类的向往和希望。张伯伯说,他希望中国的儿童和天下的儿童都能够有饭吃,有书读,有衣穿……这也是他所追求的。”

记者在央视电影频道采访王龙基时,那年正好是“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逝世15周年。“张伯伯好几次和我谈起过他作画时的感受。他的每一笔每一画都饱含了对孩子的深情……”聊起过往,他的眼睛开始湿润,神情肃然。

时光回潮到1947年的一个冬夜。画家张乐平正冒着大雪走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远远地看到三张通红的小面孔,走近一看,是三个十岁左右的流浪儿,正披着破麻袋、赤着脚,紧紧地围着一个烤山芋的炉子取暖。其中两个孩子被冻得不停地在雪地上跺脚,另一个孩子则趴在雪地上,鼓着冻红的腮帮去吹那即将熄灭的火苗。寒风呼啸,大雪纷飞。贫穷的艺术家杲杲地看着这三个他无力帮助的孩子叹了一口气,回到朋友家借宿处去了。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匆匆路过那条弄堂,发现3个孩子中的2个已冻死在那个炉子前,小于还伸在熄火的炉膛里……张乐平忍不住痛哭流涕,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艺术家的神经。张乐平悲愤,他要呐喊,为底层百姓发声,他决心通过笔杆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出严重的控诉。为更深入地了解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张乐平穿上破旧衣服,来到旧上海最混乱、最肮脏的地方—郑家木桥体验生活。每日与那些流浪儿童交朋友,听他们讲身世,并把他们的故事刊在《大公报》上连载,把当时社会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当时很多读者还个报社写信,有的寄来衣服,有的寄来食品,有的寄来玩具……为此,宋庆龄与张乐平一起联合举办了“三毛乐园”义卖展览,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记》的原稿。当时排队参观捐赠者无数。

“其实,张乐平伯伯最初设计的形象就是一个光头男孩,秃脑袋,虽然有趣,但在造型上显得单调。后来,他对此仔细推敲琢磨,一天突发灵感,在光头上加了三笔,人物形象立刻鲜活起来,于是‘三毛诞生了。《三毛流浪记》这本长篇漫画书至今一版再版,而且还在继续出版中。中国的‘小三毛永恒了。”

1948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搬上了荧幕。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阳翰笙先生创作电影剧本,但是他没有写完剧本,因为斗争形势需要,身为地下党员的他撤离了上海,剧本由陈白尘先生续写。陈白尘中途也因暴露身份离开上海,剧本最后由李天济先生定稿(后来成为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

“片中的喜剧情节,均出自李天济先生的笔下,陈白尘和李天济当时觉得自己比阳翰笙先生年轻,辈分小,因谦虚没有在片头署名,可见当时那些老艺术家们对名与利看得多么淡泊,至今让我感动……张伯伯的一生情寄三毛,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创作,表达了他对受苦孩子的深切同情,也融入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他曾说过: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由于他每天作画不止,再加上当时生活艰难,他患了肺病。但是他却一面咯血一面挣扎着画三毛……曾有人问他,你的儿童漫画小孩子那么喜欢看,有什么诀窍吗?‘我想来想去没啥诀窍,就是有一点,我爱孩子。”王龙基说,“而更珍贵的是,他在待人接物及为人处世方面,都是发乎内心的善良。”

王龙基还告诉记者,身为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谢绝了海外收藏家以高价收购《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原稿的要求,毅然将几部最宝贵的三毛题材漫画作品毫无保留地捐给国家,也作为他献给全国少年儿童的礼物。1983年,他决定将《三毛流浪记》原稿共234组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1991年冬,他又决定将《三毛从军记》原稿共114组全部捐给上海美术馆收藏。为了纪念这次捐献《三毛从军记》名作,上海美术馆特地设计发行了题为“张乐平先生捐献名作《三毛从军记》纪念封”一枚,纳入该馆“中国画家系列封”中,其正面上部中间为“张乐平先生捐献名作《三毛从军记》纪念”的双排烫银字样,左侧为密布着“张乐平”签名背景上的红底黑线的张乐平自画像,下部中间加盖有纪念戳。纪念封自画像里的张乐平先生神采奕奕,那根根竖起的头发刺激眼球,令人情不自禁地要脱口而出地嘁他一声“三毛爷爷”。

“张伯伯像普通观众一样点拨我”

王龙基是怎样与三毛结缘的呢?幼年时王龙基酷爱看漫画《三毛流浪记》,其实他也有过近似“三毛”的悲慘经历。王龙基出生在四川,当时他父亲王云阶在四川成都蒲阳(现都江堰市)空军幼年学校任音乐系主任教官,母亲任音乐系教官。尽管父亲三十几岁就是一位教授,但由于对旧社会的不满,生活相当拮据。王龙基刚出生时,因为家境十分艰难,父母曾—度想把他送人。“我生下来时,脑袋很大,身体却很瘦,当时有算命先生说我活不过三岁……”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有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呕吐不止,胆汁都吐了出来,打针打得我两个屁股上全是针孔。有—天,妈妈背着我去看医生,路过一家包子铺,我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对妈妈说:‘娘,我没病,我只要吃两个包子就好了。妈妈真的给我买了两个包子,包子吃完了,病也好了。”

1946年,王龙基随父母亲来到上海。“开始,父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只好忍痛卖掉心爱的唱片和乐谱。后来虽受聘为上海美专音乐系副教授,但微薄的薪金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后来,父亲担任了昆仑影业公司作曲组组长为电影作曲。从此,父亲结束了教学工作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了电影作曲和专业音乐创作的生涯。”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王龙基常在片场玩耍。此时,昆仑公司要将“三毛”搬上银幕,导演之一严恭正寻找“生活中的三毛”,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有合适的。“一天,我和两个大孩子在玩弹子球,我赢了他们,可两个大孩子欺负我小,输了不认账,还先动了于,十是我迎上还击,打败了两个大孩子,抢回了属于我的弹子。当时严恭导演就在我旁边,他突然上来拉着我的于说:‘孩子,你就是我要找的三毛!”

王龙基到昆仑公司化装试镜,昆仑公司的全体导演如沈浮、陈鲤庭、蔡楚生、史东山等看过后一致通过,张乐平说:“这正是我所画的三毛。三毛,就是他!”这样,会弹钢琴、喜欢动于搞小实验,也常爱替小朋友们打抱不平才8岁的王龙基和“三毛”画上了等号。

“其实我在演‘三毛的时候已经算‘老演员了,因为曾经在史东山伯伯导演的《新闰怨》中和白杨阿姨配过戏,又在曹禺伯伯编导的《艳阳天》以及昆仑公司出品的《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三毛穷困潦倒的生活,我是一点也不陌生。在拍摄现场,张伯伯像个普通观众一样,时不时来点拨我,他的性情随和且谦恭。”

拍摄是非常艰难的,为了做到和漫画中的三毛造型相符,每次拍摄前王龙基都要化装。他那蒜头似的圆圆的鼻子是用泡泡糖做的,而头上那三根毛其实是三撮毛,把三根铜丝—端贴在两张橡皮膏上,铜丝外面粘着毛线,再把橡皮膏贴在脑袋上。为了贴住这三撮毛,负责造型的辛汉文每天都要给王龙基剃头,要把他的头刮得光光的。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头来回摆动,造型师用于打了他一下,顺口道:“小赤佬,头不要乱动!”小小 的王龙基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没处发,这下可好,他立即回过头顶了一句:“你是——老赤佬!”“小赤佬!”“老赤佬!”结果两人大吵了一场。当时的场面,在电影中再现了出来,就是三毛被富人买去当义子,流浪儿大闹命名宴会后,三毛和贵妇对吵的场面和对话。

当影片在紧张筹拍之时,制片人韦布收到了—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这更坚定了剧组人员拍摄该片的决心。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拍了第一个外景镜头。

电影《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影片,它是横跨两个时代完成的。王龙基回忆说:“这个电影是唯——部有着‘双结局的特殊影片。上海解放的那场戏是1949年5月又补上去的。电影原来的结尾是:下雪了,三毛和他的难兄难弟们继续流浪……后来解放以后,人们热情高涨,加了一个迎解放的片尾。这个片尾是实际拍摄的,等于纪录片一样,这是非常珍贵的场景。在三毛里有很多的细节、场景,都是上海解放前的原汁原味,它对我

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盛况

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三毛流浪记》创造了一个“空前”,那就是“众星捧月”——众多明星演员为一个孩子跑龙套。影片中,主人公三毛流落街头,像漫画中所描绘的那佯,他卖过报,拾过烟头,帮别人推过三轮车等等。后来,被一位贵妇收为养子,让他学习许多上流社会的礼节,并为他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这场“豪门大家宴”的戏布置富丽,场面豪华,其实那并不是实景,而是中电二厂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这场豪门盛宴威力不凡。当时上海滩影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集体光临,而且全部是以跑龙套的身份来的,完全是不计报酬的,服装、造型自己解决,分文不取,大家对“三毛”的热爱和支持可见—斑。

来参加演出的明星不乏夫妻档,母女档和父子档。夫妻档的来了7对,有赵丹和黄宗英、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刁光覃和朱琳……;母女档的是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父子档的就是王龙基和他的爸爸王云阶。其他的还有孙道临、吴茵、林默予、关宏达、中叔皇等,加起来一其50多位明星齐来助阵。王老感慨地说:“他们都是当时红透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他们都是冲着救救上海滩的流浪儿来的,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他们却都甘心为上海滩的这些流浪儿童能尽自己的一些力量,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据悉,影片干1949年10月1日正式甜蜜,不仅在国内倍受赞颂,并且在国外广受好评。1958年和1980年,全国两次重新印制拷贝发行。1981年,该片叉由香港和东南亚国家配成粤语放映,许多远离故土的老华侨,从影片中重温了昔日上海的风土人情,看后激动不已。1981年,第35届戛纳电影节上映《三毛流浪记》,接着在巴黎六家影院接连上映两个月,场场爆满,誉满全城。1983年,在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中荣获评委奖。1984年,荣获意大利第14届季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荣誉奖。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之际,该片被评为“我最难忘的百部中国电影”之一,王龙基扮演的三毛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经典银幕形象”之一。2009年,在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上,王龙基凭借着六十年前的《三毛流浪记》,获得了“建国六十周年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奖。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电影,成就了王龙基与三毛的不解之缘。电影《三毛流浪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经典。

作家三毛曾在台湾版《三毛从军记》序中写道:“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具备了漫画最基本的特性和要素—一以畫代字,有图无文。大师可以将一支画笔,不利用一个语言符号,表达出一个人、一桩事件、一切社会现象,甚至十一个大时代的种种、等等。”值得欣慰的是,2018年3月26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世界无字书大奖评委会授予中国著名画家张乐平先生“特别荣誉奖”,这是世界无字书大奖今年新设立的奖项,专为如张乐平先生那样在无字书绘制上有特殊贡献的作者所设的奖项。这是中国画家第一次获得世界无字书大奖的专业大奖,也是给予今年主宾国中国的礼物。

“在张伯伯最后的日子里,我给他剃过胡子”

“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给张伯伯剃过胡子,至今印象深刻。他为人非常耿直,他的胡子也非常坚硬。给他刮胡子,我换了好几把剃须刀……1992年10月6日是我们送别张伯伯的最后日子。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每一位前来吊念他的人们都领到了封面为张伯伯自画像、封背记载着伯伯生平简历的一枚框红边的白色纪念信封,纪念封内,则是一方洁白的、印有可爱的三毛形象的于帕。纪念封自画像上的题款为‘将漫画进行到底,既是张伯伯的告别语,也是张伯伯与诸位前来障念者的共勉词。还有,告别仪式不用哀乐,而用张乐平生前最喜欢听的《一路平安》伴他远行……”王龙基谈起这些绷节几乎哽咽。

王龙基告诉记者,张乐平夫妇甘苦与共两心知,他们共养育了7个子女,3个女儿,4个儿子。但他们先后叉收养过许多孩子,帮助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岁月。张乐平的长子读小学时,有位同学举目儿亲无家可归,张乐平夫妇就收留了他;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在“文革”中含恨离世后,她的一双儿女成了张乐平一家的亲人,张乐平夫妇待他们如同己出……

王龙基先生说,“我一直把张伯伯当我的父亲一样看待和尊重。他的大女儿比我小一岁,他们一直叫我三毛哥哥。张伯伯也一直把我当他的长子看待……”王龙基说这些细节,都写在他的一篇《我和张乐平伯伯》文里。张乐平先生是幸福的,一生只做一件事——画漫画,且将漫画进行到底;画画做大一件事——画三毛,且将“三毛”进行到底;画三毛也画自己,且将自画像进行到底……

“多年来,我一直在忙于自己行业的事情,同时也在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播做着自己应做的工作。现在,张伯伯的家人创建了一家‘三毛形象公司,其宗旨就在十传承中国文化。我担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完全是我的心愿,我也不要任何报酬。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民族的文化一定要发扬光大并走上世界。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要让更多的人们来关注中国儿童的幸福成长。我至今也记得张伯伯说过的那句话,他说:‘大树是由苗苗长大的,对苗苗我们要将心浇灌……”他说:“三毛不仅是张乐平的,更是中国儿童的财产,更是中国的国粹……”

[我的父亲王云阶]以有涯之生命 刨永恒之艺术

张乐平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年,王龙基最敬爱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因为彻底地失去,思念才凶猛。“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脑海中浮现,在家里到处都有父亲留下的痕迹,有他阅读过的书,有他的学习读书笔记,有他创作的交响乐和歌曲,有他著作的书籍,有他创作书写用过几十年的写字桌,有他各个时期的照片……我还常常能在睡梦中和父亲‘相会。”今年中秋节前夕,王龙基先生满怀;深情撰写了《我的父亲王云阶》一文,读来无不泪沾衣襟。

张乐平先生留给了王龙基一枚铜皮做的“乐园”徽章,而他父亲王云阶也给儿子王龙基留下了一枚刻有“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篆体图章。图章上的文字就是王云阶先生一生的写照。他说,“父亲在电影音乐、交响乐、室内乐、歌曲等领域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无怨无悔,为他追求的音乐殿堂执着拼搏奋斗了一辈子。”

王云阶先生曾}旦任过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组组长和上影乐团团长,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早在无声电影时期,王云阶先生就用小提琴为默片“伴奏”。自从1939年为电影《风雪太行山》创作主题歌后,他相继担任《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丽人行》《乌鸦与麻雀》《不夜城》《护士日记》《林则徐》《魔术师的奇遇》《傲蕾·一兰》《阿Q正传》以及《三毛流浪记》等40多部著名电影的作曲,其中《希望在人间》的配乐曾受到苏联专家格拉西奠夫的高度评价,许多作品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不朽经典。“他为这些电影提供的音乐形象营造气氛几乎构成了一部百科全书。”(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陈铭志语)。

当然,王云阶先生还创作了不少标题音乐和独立歌曲,在音乐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正如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荣誉会长王立平在纪念王云阶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追思会上所言,“王云阶先生是一杆旗,引领中国电影音乐人勇于创新;他是一座碑,标示着中国电影音乐的成就;他更是一座峰,影响后世彪炳千秋。他对电影音乐事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无可替代,无愧为中国电影音乐的第一人。”

王龙基对父亲十分崇拜,崇拜父亲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工作的品质。他还崇拜父亲的执着。他回忆,“父亲从小就热爱音乐,喜爱贝多芬,喜欢贝多芬桀骜不驯的清高和放荡不羁的狂热。他把贝多芬‘行那一切能行的善,爱自由比任何都爱,即使面对着王位,也不把真理丟开的精神视为神圣。当年在上海拍摄《新闺怨》时,父亲弹得一手好钢琴,给白杨阿姨当过钢琴老师。拍摄《三毛流浪记》时,父亲不仅担任该剧的作曲、指挥,还登上了银幕,扮演为上官云珠母女伴奏的钢琴师角色,这在电影界传为佳话。”故而,人们又称王云阶先生是“电影三毛”之父。

采访中,王龙基介绍了父亲为电影《护士日记》中插曲《小燕子》的创作过程。“那是1956年,父亲在创作时,看到了一本油印的诗歌集子,里面有一首由王路先生写的儿歌《小燕子》,深深地打动了他。原歌词是这样的:‘小燕子,穿黑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经过多次反复思考,父亲把‘穿黑衣改成了‘穿花衣,还加了一段歌词:‘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曲谱采用的是他多年收集的民歌形式,这首儿歌清新流畅、自然朴实,毫无斧凿之痕,最大的特点是纯真、质朴,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经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演唱,从此这首儿歌便唱遍了大半个中国,经久不衰。当时,父亲可以署名歌词改编,但他出于对儿歌的原词作者王路先生的尊重,在作词中,不仅署了王路的名字,而且放在他自己名字的前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担任电影《六号门》的音乐创作时,他在东北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大约三个多月,把当时码头工人肩挑背扛货物时所唱的各种‘号子都记录了下来,并运用到电影中去。那时,他回到北京开会,为了赶任务,他连家都没有回,会后又直接去了东北。我的一个弟弟王春基(为了纪念父亲在东北长春创作电影《六号门》的音乐)从出生到夭折,我父亲都没有见过面。当父亲得知春基夭折后,几天都没有吃下饭去,但仍然坚持和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父亲经常读起书来忘了昼夜,创作起来忘了吃饭。他年轻的时候,一次写绿豆芽(五线谱)来了劲儿,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差,竟把一斤新的生大蒜当做干粮全部吃光了,直到胃烧得疼痛难忍才发现吃多了。”

王龙基回忆,父亲一生还创作了他人生中的三部交响乐,把民族音乐运用在交响乐之中。1956-1963年他完成了第一交响乐《建设祖国》,并献给全国先进工作者,交响乐分为三个乐章:“炉火熊熊”“田歌阵阵”“喜报声声”。1958-1959年创作了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全作分四个乐章:抗战、苦难的回忆、到敌人后方去、欢庆胜利。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民族形式的交响乐曲。父亲八十岁高龄时创作出了新的力作第三交响乐《春天》,被人赞誉为“这种超凡的神力,才将大自然的启示、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憧憬凝成第三交响乐那盎然的春意,那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春天。”

1991年上海市文联、音协主办“王云阶音乐生涯六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时,对他一生的音乐创作活动作了全面回顾,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为“中国电影音乐之父”。

患难真情:父母曾是全国“金婚佳侣”之一

在王龙基的心目里,母亲和父亲的爱情充满了传奇。

“1937年,父亲到了武汉,结识了冼星海,向他学习作曲、指挥,并参加了星海歌咏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东北我们的家乡》《我们在炮火中长大》等救亡歌曲。在星海歌咏队,父亲和母亲相遇了,同台合演话剧《菱姑》。是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是当年的冼星海合唱团把父母结合在一起了。1939年8月13日,父母在冼星海的见证下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在报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那时父亲什么也没有,母亲什么也不要,但他们的婚礼是隆重的、难忘的。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相伴奋斗在人生的旅途上,共同分}旦艰难困苦,一起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王龙基的母亲李青蕙女士是一位传统的贤妻良母,解放前在艰苦的环境中支持丈夫的工作并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解放后,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工作,1955年起调入上海电影译制厂搞音乐编辑工作,有时还帮助剪辑和记谱。几十年中,她参加完成无数部的译制片,其中有《叶塞尼亚》《冷酷的心》《音乐之声》《英俊少年》《大篷车》《出水芙蓉》《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佐罗》《三剑客》等。

王龙基说,父亲之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母亲的付出巨大。“母亲为爸爸和我们孩子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一辈子为儿女们操劳,就是忘了自己。”

点点滴滴的小事,却蕴含着九限的深情。他回忆说,“解放前全家靠父亲和母亲在大学或音专教书所获得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但父亲还常常资助进步学生,弄得家里揭不开锅。可母亲从来没有过怨言,没叫过苦,总是用乐观的精神来支撑我们这个家。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书。母亲什么都肯丢,就是父亲的这些书一本也不能少……结婚前,她用外婆给她的唯一财产——一枚金戒指为父亲治了病。结婚后,她把唯一的一床棉被给住院的父亲盖,自己却裹着棉衣睡……”

“1991年全国进行首届金婚佳侣评选,我们的父母亲不仅被评选为上海六十六对金婚佳侣之一,而且还被推选到北京,成为上海十对全国金婚佳侣之一。”父亲去世后,王龙基特意和兄弟姐妹几个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因为这样可以随时陪伴着母亲。

“我们将会一代一代爱下去”

如果父亲是王龙基的艺术楷模,那么母亲则是他的择偶标准。

当年,王龙基在沪西中学读书时,班里有个全优的女生叫王桢琴。王桢琴功课好,总要被王龙基请到家里来为弟弟妹妹补习,王龙基成了这个女生的好朋友。1963年王龙基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文学系毕业后,写血书要求入伍去了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六年,两人靠书信传情,感情深厚。

忽然一天,王龙基接到了女友王桢琴的“绝交信”,大体意思是,因为自家已被定为“小业主”,怕影响王龙基的前途,主动要求断绝来往。王龙基看信后立即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结婚,可上级指示“不宜结婚”,但王龙基硬是请假回到了上海。那时,王家已被造反派赶到楼下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居住,他见了十分心酸,當即决定立即结婚。1969年8月9日,两家人在上海淮海路红房子西餐馆花30元为两位新人举行了婚宴。当时,红房子西餐馆不许卖西餐,只有一角五分钱的肉末豆腐和青菜,喜酒竟然这么简单。为这件事王龙基复员回到上海,他没能回到电影界,而是去了上海一个只有400人的小厂——上海无线电二十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后来成了车间主任、副厂长,最后成为中国电子、电路印刷行业中的一位杰出企业家。

“结婚时,我父亲专门送给我们一幅字,为此他还去买了一支毛笔,工工整整地在大红纸上写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这句话我在父母结婚照上也看到过。尽管父亲送给我的这幅家训经过四十六年红颜色已基本褪去,但我依然把它高高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父亲对我们都十分的尊重,首先把我们当威朋友,然后才是父子、父女。对我们的意见,无论对与错,他都会认真倾听并能耐心给我们做解释。他从来没有命令过我们必须怎么样或者是不许怎么样,他只会告诉我们,如果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那样做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后果。他使我们从小就有自信,就有自尊,能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够独立判断问题。父亲的教育使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的教育让我们终身受用。我们将会牢牢记得父亲的嘱托:‘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要一代一代的爱下去!把工作忙完之后,要分点感情给孩子!我们将会一代一代爱下去,热爱小家,热爱大家,热爱国家,热爱父母亲所赋予我们灿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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