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4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证明，改革是我国“三农”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不竭动力，而继续深化改革是未来“三农”发展的关键。

10月22日—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越是环境复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考察期间，习近平对广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第三条是，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带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现代化的任务，并将其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新时代的乡村可谓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蕴藏无数机遇的希望的田野。“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幸福生活，“要一代接着一代干”。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历程中，农村改革发展始终备受瞩目。今年是农村改革40周年，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在这一特殊年份，正如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所言，对农村改革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对于更深入理解我国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将会有很大帮助。

农村改革的贡献

陈锡文认为，农村改革所做出的贡献，既有物质方面的，更有思想观念、理论和制度方面的。

在物质方面，农村改革在促进增产增收、解决吃饭问题和贫困问题等方面的效果极为明显。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095亿斤，1984年达到了8146亿斤，增长了34.3%；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633斤，增加到了1984年的781斤,增加了23.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了1984的35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16.2%。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100元/人、年）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为1.25亿人（标准为206元/人、年），贫困发生率降为14.8%。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蹄疾步稳，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粮食生产能力登上新台阶，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突破，种植、畜牧、渔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2：1。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农业质量和综合效益显著提高。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取得新进展，农村资源要素快速激活，大量社会资本、技术、人才等“上山下乡”，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地生效，68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达到新水平，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展开，农村水、电、路、气、房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农民收入增速连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并轨，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农村社会焕发稳定祥和新气象，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不断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这些成就和变革，标志着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跨上了新台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观念、理论和制度方面，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这就引起了一系列更深刻的变化。第一，在“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后，农民不仅可以支配“剩下是自己”的那部分产品，还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来自主决定自家承包地上的种植结构，于是就在农业资源配置上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第二，由于“剩下是自己”的那部分比重不断提高，农民就具有了积累自身资产的可能性，于是就开创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第三，农业的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但作用其上的生产工具和其他投入品，是农民家庭的，这就形成了改革初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农村改革在思想、理论、制度创新上可谓贡献巨大。

2008年，在农村改革30周年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陈锡文看来，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率先突破、首战告捷，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其中有四条尤为重要：一是党恢复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准则，即“保障农民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三是尊重客观规律，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按市场需求配置农业资源、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就是尊重农业规律、经济规律的结果；四是这样一场涉及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深刻变革，没有引发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最根本的是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农村基础性制度。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

国家统计局9月3日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年均减贫人口近1900万人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处于普遍贫困状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

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

2000年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4.3亿人，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减贫总规模的58.4%；贫困发生率下降46.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7个百分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及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我国贫困人口从1981年末的8.78亿人减少到2013年末的2511万人，累计减少8.53亿人，减贫人口占全球减贫总规模超七成；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3年末的1.9%，累计下降了86.4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从42.3%下降到10.9%，累计下降31.4个百分点。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发贺信盛赞中国减贫方略，称“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贫困地区居民消费支出较快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聚焦贫困地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加大投入和攻坚力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77元，名义水平是2012年的1.8倍，五年年均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是2012年的1.6倍，年均实际增长10.4%，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5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居民消费支出较快增长，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998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名义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3%。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从住房质量改善看，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比2012年增加21.4平方米；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58.1%，比2012年上升18.9个百分点。从饮水安全看，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为89.2%，比2013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从传统耐用消费品看，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分别为78.9台、83.5台和108.9台，分别比2012年增加31.4台、31.2台和10.6台，拥有量持续增加，和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从现代耐用消费品看，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汽车、计算机拥有量分别为13.1辆、16.8台，分别是2012年的4.9倍和3.1倍，实现快速增长。

教育文化卫生设施配置逐渐齐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明显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落后。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力度，“四通”覆盖面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卫生设施配置逐渐齐全，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农村面貌换新颜。

截至2017年年末，贫困地区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达到98.5%，比2012年提高5.2个百分点；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自然村比重为86.5%，比2012年提高17.5个百分点；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为71.0%，比2012年提高32.7个百分点。

教育文化状况明显改善。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16岁以上家庭成员均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农户比重为15.2%，比2012年下降3.0个百分点；84.7%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88.0%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分别比2013年提高17.1和10.0个百分点；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为89.2%，比2012年提高14.7个百分点。

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92%，比2012年提高8.6个百分点；92.2%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比2013年提高7.8个百分点；61.4%的户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比2013年提高31.5个百分点。

农村改革的深化和拓展

在1983年1月2日发出的第二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

1984年元旦发出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三大重要政策：一是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二是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三是要求各地开展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个文件强调：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业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不改变“8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可见，从那时起，党中央就把深化和拓展农村改革，定位在实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和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宏伟目标上。

陈锡文指出，此后的改革进展，大体是循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资源要素配置机制—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

重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重要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分配、劳动力就业由国家统一安排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允许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破除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的障碍，改革户籍制度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实际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也是在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壁垒。把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农村，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等，实质就是统筹考虑城乡发展，让公共财政惠及农业农村农民、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习近平同志发表关于“三农”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彰显巨大思想威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落实党的十九大要求，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等作出全面部署。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推动下，诸多“三农”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开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局面，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要落实好“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做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要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工农城乡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发展关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当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这要求必须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大力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和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推动形成同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格局；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指出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必须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形成农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底色。

贯彻城乡融合发展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必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在城乡融合的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推动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农村改革进行时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改革作为重要法宝，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韩长赋指出，当前及未来的农业农村制度创新工作主要有六个方面。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主线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关键是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要理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关系，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真正让农户的承包权稳下去、经营权活起来。加强农村宅基地改革管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引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合理配置利用。稳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产权制度，是新时代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举措。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抓好股份合作制改革，不断扩大改革覆盖面。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提高农村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根本途径。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着力培育示范家庭农场、示范合作社、重点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要积极扶持小农户，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完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等途径，帮助小农户加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必须坚定不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要以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目标，扩大“绿箱”政策的实施范围和规模，健全“三农”投入保障制度，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对农民直接补贴制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完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抓住“人、地、钱”关键环节，打破乡村要素净外流的局面，打通要素进城与下乡通道，引导更多的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促进城镇和乡村协调并进、相得益彰。

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把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和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完善农村法治服务体系，加强乡村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要加快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自治“消化矛盾”、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的作用，走乡村善治之路。

我国已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但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国务院参事杜鹰指出，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农业小规模、半自给、兼业化特征与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不利于引进现代生产要素，不利于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行差别化、更精准的补贴制度，更多地向主产区和种植户倾斜，同时把财政和金融政策组合好，更好地为农服务。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应阻碍农产品价格机制改革，要坚持推进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坚持市场定价、加补分离的改革原则。此外，谋求适度规模经营，不能照搬照抄新大陆国家的经验，要从实际出发，走出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同时，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在这一点上，很多地区推行的“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就是一种很好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