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广涛

在封建传统文化中，女儿的地位常常被有意“忽略”，旧风俗中体现着“男尊女卑”的文化导向。从旧风俗向新风俗的逐渐演变，从歧视女孩和女儿户，到关爱善待她们，从民间风俗的变化可见时代的进步。

在封建传统文化中，女儿的“存在”常常被有意“忽略”。而如今女孩进祠堂、上家谱已经不再是新鲜事，这些风俗的改变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颠覆。

江西省宁都县石上镇农民小曾的经历也是一种时代记忆，2008年春节前夕，他们夫妇接到父母的电话，嘱咐他们过年一定要回家，参加村里的汉帝庙祭祀和元宵节桥帮灯的游灯活动。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小曾夫妇只有女儿，过去只有生育儿子的家庭才能参与桥帮灯的游灯活动。

石上镇的桥帮灯是当地春节期间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相传桥帮灯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正月十五元宵节，曾坊村凡头年添进男丁的人家，都要出一帮灯喜庆（“灯”在客家话里是“丁”的谐音）。该灯由10盏方形花灯绑扎于一块厚厚的木板上，谓之一帮灯。灯上贴“双喜”“长命富贵”“年年有余”等字样，内置红烛，点燃后扛在肩上游走。每年出灯的数量不一，多时达二三十帮。

每帮灯都由两个精壮的后生扛着，这都是从添丁户家中选出的最强壮最优秀的后生。有些人家为了游灯活动，不惜把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儿子召唤回家，参加扛灯，以示自己家中强盛，人丁兴旺。

如今，女孩也可上家谱，把优秀女孩的光荣榜悬挂在祠堂显著位置，这样的新气象在当地也逐渐形成风气。

此时的古老祠堂，已经演变为一座展现时代新风俗的舞台。

在华北农村，曾经流行一种风俗。在女孩出嫁的车轿即将离开娘家的时候，女孩的父亲要将一盆水泼在地上，意谓“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这种覆水难收式的陋习，给女孩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之。据说这种风俗的改变，还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一位女孩的反抗，那女孩对父亲说，你要是敢把那盆水泼在地上，我这一辈子都不回娘家。

她的父亲只好作罢，开始她父亲还怕遭人耻笑，但是后来发现，有了这一次例子，从此以后村子里再也没了这种风俗。

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的中亭村，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义序祠堂。1935年，我国著名人类学者、社会学家林耀华就曾经在此考察家族文化风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当地氏族文化的一处景观，吸引着海内外的众多游客。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座祠堂内的显著位置悬挂着家族内优秀女性的照片。说起家族里一位获得了奥运会奖牌的女孩，老人们也是面带喜色，引以为自豪。

新的生育文明，正成为时代的主流。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现代婚育文明的倡导，那些自强不息的上门女婿们才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中，女性落户男家才是常态。偶尔有男性入赘女性家庭，往往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如今男到女家落户已经不再鲜见，甚至成为许多地方的新时尚。

山西省壶关县晋庄镇北村，是太行山深处的一座小山村。村子里有一条名为“喜妮巷”的小巷。山村小巷依山蜿蜒，整齐的农家小楼次序排开，一派安逸恬静的山村风光。从屋宅的样式到屋内的摆设，都能够看得出农民的日子过得不错。当地干部告诉我们，以前这里的情况可不是这样，这条巷子原来叫作“稀泥巷”，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烂泥缠脚，条件之差可以想象。

说来有趣，有一段时间，“稀泥巷”里的人家大都生育的是女孩。于是村里的老支书索性将“稀泥巷”改名叫作了“喜妮巷”。当“喜妮巷”的女孩长大成人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招婿上门就成为“喜妮巷”里的新风尚。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何家坪村邓守兵也是上门女婿。

何家坪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石专业村。邓守兵介绍，开始只是觉得有些石头漂亮、好玩，就捡了许多在家，心想要是能卖五元钱一个就不错了。后来，在计划生育协会的帮助下，才知道经过打磨雕琢，石头还可以成为艺术品。从此，他玩起了石头，一发不可收，现在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奇石经营大户，还在网上交易奇石。奇石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邓守兵家仅销售石头年收入就达二十多万元。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他还被推选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奇石协会秘书长。

人们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转变为多种经营，生活富足之后，眼界越来越开阔，婚育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邓守兵妻子的妹妹也是招婿上门，生育了一对孪生女儿。

邓守兵说，与他们的父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如今他们这一代人，对于只有女儿，一点思想压力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