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娇／西南大学文学院

一、《庄子·内篇》的叙述逻辑

《庄子·内篇》存七，据说在汉代就已经定下了（颜世安《庄子评传》对此有过论证）。七篇自成行文逻辑，乃先秦散文少有。《庄子·内篇》的行文逻辑彰显了庄子哲学思考的过程。

《庄子·内篇》首举《逍遥游》，通过极大时空中的极大事物-鲲鹏与极小事物—蜩鸠的对比引出“小大之辩”，在这种极富生命力和跳跃性的想象中，不仅展示了现实世界的相对性；更重要的，庄子借此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现实世界里，万物皆是有所待的，并且所待的大小还有不同，看起来越是阔大自由的事物对外在条件的依傍越是深厚。那绝对的逍遥还有可能实现吗？对此，庄子直接把秘诀抛了出来，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都是与“道”通的境界，这里庄子把“道”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提了出来，做了个预热。

秘诀虽好，但不易阐发。首先得凿破一个“天眼”好泄露“道”的光辉。于是庄子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的相对性，始提《齐物论》。庄子通过齐同众多范畴及事物的彼此与是非，昭示了事物本质上的平等，由此实现了以“齐物论”为前提的现实世界与“道”的勾连。有了这个前提，庄子在后面的篇章中便开始大胆地“布道”。通过契合现实世界与“道”的精神、结合感性体验与理性说明的方法，将“道”的内涵和精神逐步揭示了出来。

二、道的精神内涵

一是《庄子·内篇》中明确对“道”的论述。二是从对等概念出发。有关前者，在《大宗师》第二章里有这样说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玄英解说：“明鉴洞照，有情也；趣机若响，有信也。”也就是说它没有具体的形貌和行动，但是又处处有感触，有征验；并且以自身为本元和根柢，先于天地早已永恒存在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在《庄子·内篇》中，与“道”相关的概念如“天钧”、“天倪”、“气”、“命”、“自然”等。前两个指循环运转之天道。“气”原文说是“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曹慕樊先生在其《庄子新义》中这样解释“气”与“道”的关系：“语其条理规则，是曰道，语其成形，则名曰气。然气者，作用，故亦虚。气之为名，殆如近代所谓物质。物质者，亦抽象之名”，其解释和比喻可谓至当，“气”与“道”虽有些微差别，但是形影不离相互成就。后两者应指冥冥中有一种不为人所动的力量。可以看到，它们都指向于有自己的运转规则并不为物所左右的意义。这里的循环运转，是没有道德层面的善恶之分的，并非佛家因果轮回之语。综上，笔者认为，庄子所言“道”即循环运转不息之自然之道。殆如我们今天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无限无形却又无时无处不征验，与带有神秘色彩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这里的循环运转之道应该是没有真善美等价值上的意义的，我们应从“齐物论”角度来理解庄子认同的至善至美至真，也即无差别心，也即行“中和之道”，这是启发人生逍遥的关键。

三、两种逍遥人生

回过头来，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庄子的游世哲学了。在心与道通的前提下，面对现实生活中有所待的困境，《庄子·内篇》其实给我们展示了两种逍遥人生的选择，一是游世之逍遥，二是干世之逍遥，就对道的认识来说，两者没有高下之分。联系前面庄子讲到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笔者认为，三者并没有高下之分，因为都做到了心与道通，只是适性上有别。“至人”更倾向于游世之逍遥；“神人”和“圣人”更倾向于干世之逍遥。正如本文前面所述，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来调整我们的行为，以使“我”与“外我”（包括现实世界里除“我”之外的一切）、“我”与“道”的关系处于和谐相生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从鲲鹏游翔我们意识到：现实生活中人的权势越大，所旁涉的关系就越错综复杂，即使可依规律行事，但无疑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庄子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宁愿清贫却闲适地度日。庄子的哲学真正是兼顾通与独的哲学。当然颜世安先生对庄子游世哲学的认识可能受其不仅关注《庄子·内篇》而且扩展到外、杂篇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

庄子哲学思想对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启示。贯彻自然之道的理念，在处理“我”与“外我”的关系时会更加从容。一方面，在处理我与其他人的关系时，将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另一方面，在处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时，将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尊重与互相成就。最后，在看待“我”与“道”的关系时，不会因为自身的渺小而焦躁悲观，而是敬畏并顺应之，道的精神反而会与“我”为一。另外，在人的养生中，我们不折腾、不盲从，而是适性而为；在处理事务时，知道把握规律并顺势而为。

从现实世界走向道的世界，从相对性窥见绝对性，又反过来从自然之道获得解决人生困境的启示，庄子的哲学体系就在这种循环运转中建构起来了。于这个哲学体系中，我们看到，庄子哲学首先不是出世之学，而是向外的有为之学，至少也是与世无争的游世之学。它始终贯注着一股平和淡漠之气，显示了了道之后的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