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薛福成出使的缘由

薛福成诞生在鸦片战争前夕，逝世于甲午战火燃起之际，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半个世纪。薛福成在晚清时期被任命为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

（一）德才兼备，政绩突出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早年以贡生身份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以文章和见识崭露头角，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1］。1884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任职期间兢兢业业，政绩突出。中法战争爆发时,临危受命,“综理营务,尽护诸军”,领导军民击退强敌,取得浙东保卫战的胜利。又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以通晓“洋务”著称。1888年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没来得及上任,便改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

（二）机缘巧合，环境所致

薛福成之所以能出使，是当时环境决定的，当然也不乏机缘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正值薛福成迁升，准备入京陛见，而原清朝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钦差大臣刘瑞芬三年期满，奉调回国。［2］二是当时在晚清官宦们心中拥有“出使外都”的偏见，认为“出使是极苦的事”，因而任命接任的陈钦铭便以病推诿，最后清廷权衡再三，决定任命薛福成为出使大臣。这对毫无出使经验的薛福成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但在听闻自己被任命为使泰西的钦差大臣之际，他兴奋的写下了“福成以为时不可失者，无有切于今日者矣!”［3］表明了其对出使满怀期待，体现了其忠君爱国，期望为国效力的情怀。

二、薛福成的外交

（一）出使前的准备活动

薛福成出使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活动。首先，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期望能用里面的观点，争取到清帝对自己出使泰西的更多理解和支持；其次，他向清帝求得了一段回乡省亲的时间，期间他广泛搜集西方书集译本，认真学习了解西欧各国的历史与现状。此外，据清廷的规定，出使他国的大臣可以携带家眷，且可以选择幕僚和随行官员。于是薛福成携带了30余人随行，除家眷外，还有两名作为其主要助手的参赞。一位是黄遵宪，以通晓外务，知识渊博著称；另一位是许珏。这两位后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帮助他处理了许多外交事务。另外还有许多随行官员，包括翻译、供事、武官、奴婢等，面面俱到，以期在外交上有所为。

（二）外交实践及思想

由薛福成出使期间写的日记、奏疏，可探得其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领护侨的爱民思想

华工在外备受欺凌。薛福成非常关注海外侨胞的生活状况，在了解到各国华工备受虐待后，痛心不已。并决定“此事当相机待时而行之”，决心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利益。因此他主张在华侨集中的地区设立领事馆，就近保护。

1892年9月薛福成向总理衙门呈请豁除海禁,得到总署支持后，薛福成于1893年再次向朝廷呈请,他在《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指出海禁政策是在“昔日海盗未歼、邻交未订”时做出的，那时颁布海禁政策可以有效的防御海盗侵犯，减少事端，保护国家机密不被泄露，是“时势而为之”。但是从道光二十二年来，我国已陆续与他国通商，已在各条约中允许华工出国，他强调：“盖盖海禁早弛，风气大开，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前例已不废而自废，不删而自删，非偏厚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意思就是现在华民出洋也是“时势为之”。在薛福成的努力下，八月初四日光绪帝敕令：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有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借端化索，违者按律惩治。”［2］薛福成奏请开禁成功，为大规模的设领护侨提供了可能。

而对于“设领事”的问题，薛福成采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反复磋商后，采用从“泛论通例”入手的办法，先从理论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争取岛在英国设领事的权利。同时，向清廷上疏，表明“设领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后经过薛福成的多番努力，中国终于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填设领事，广大侨民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保护。从薛福成力主废除海禁政策，并在南洋各地设立领事馆保护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的努力中，不难看出薛福成心系广大中国侨民爱民至深的思想。

2、重礼仪的谈判思想

薛福成在《豫筹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片》中指出：“再查外洋各国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判为两事。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1］。这时薛福成出使西欧的肺腑之言。他强调只有在交际时，关注礼节，宽厚周到的对待各国使臣，在交涉外交事物的时候，才能严格的维护国家的利益，掌握主动权。这是难能可贵的，清政府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虽在列强的压迫下步步退让，但仍未能摆脱“虚礼”的束缚。晚清，清朝皇帝接见外使，对外使是否行“跪拜礼”便在礼节上波折重重，到最后也只得清政府被迫退让。但这让中国处于“靳虚礼而受实损”［1］的尴尬境地。薛福成汲取了这一教训，对于觐见的具体礼节也提出：“告以如愿行中礼，或愿行西礼，各听便是，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1］这样既开明又合乎情理，巧妙的化解了尴尬，可谓“睦邻谊固邦交、羁縻之以礼仪、浃洽之以情意，斯能转移于不觉而收效于无形”。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许可，是中国外交谈判之中的进步。

3、强调“内治”的自强思想

薛福成通过观察驻华使臣在中法战争前后对清政府的微妙态度悟出了“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1］的外交观念。薛福成在《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一八九0年）》中这样写道：“窃惟数十年来，西洋著国……，尤窥知中国请情事，狃于积习，动辄要挟，勾结他国，协以谋我。”一直以来，以英法为首的西洋使臣们暗中观察我国形势，相互勾结，以图谋取利益。然而在中法战争之后，又出现了“臣尝与英、法官绅往来酬酢，察其言论，多有联络中国之意，不复如往昔之壹意轻藐。”［1］薛福成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有很多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一则越南一役，法人欲索赔偿，竟不可得，至今法人议论，咸咎斐礼之开衅，恨其得不偿失，各国始知中国之不受其恫吓也；一则十余年中，冠盖联翩，出驻各国，渐能谙其风俗，审其利弊，情谊既浃，邦交益固也；一则中国于海防、海军诸要政，逐渐整顿，风声所播，收效无形，且近年出洋学生试于书院，常列高等，彼亦知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也。凡此数端，皆系圣明措注因时，及内外大臣尽力经营之效。”［1］这种种原因都导致西方列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也很好的表示出外交与内治不可否置的关系。俗语有云：“弱国无外交。”只有当国家自身强大起来了，才能更好的推动外交。薛福成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内有外患，一再强调“内治”谋发展，期望清政能府通过内政改革，变得自强，为外交提供最强庇佑。

三、结语

薛福成使欧期满后，回国不久便病故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都是复杂的，但他为作为臣子“勤求实政，功德在民”；作为使臣，处理中外交涉事件，以独到和敏锐的眼光分析国际环境，以自身独到的见解维护国家利益，以及运用国际条约保护海外侨胞所作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看中国外交发展的美好未来，我们更应懂得“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只有不断的汲取经验，努力发展综合国力，才能中国外交提供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