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璇／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前期，张爱玲经历不同社会环境的更迭变化，这不仅促成了她文学风格的转变，而且为她的“离散”写作赋予了深厚的意蕴。尽管她离开了土生土长的上海，但这种空间上的“离散”并未削弱她在创作上一贯坚持的文学传统，即在努力适应冷战对峙格局的外界压力与试图摆脱“传奇”时代过后逼仄的创作困境的内在突破中对人性弱点的洞悉，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这为她后期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酝酿于抗战后期、完成于离开大陆后的短篇小说《色·戒》，则是这种人性弱点揭露、人的主体性书写的最好例证，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人性弱点的深意洞察

《色·戒》作为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尽管它的题材与之前的《太太万岁》《十八春》截然不同，是对间谍题材的艺术尝试，但其对人性弱点的体察和把握却是一以贯之的细腻深刻，她便将人性善与恶的暗流藏匿于风起云涌的故事背后，委婉含蓄地构成人物性格的张力，将人性的弱点抽丝剥茧地描摹成人物内心的自我剖白，力透纸背地展现人物的情感困顿。

人性与生俱来的矛盾和弱点在《色·戒》的叙事语境中依然存在且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集中的体现在王佳芝关键时刻心慈手软酿成悲剧这一高潮上。不谙世事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凭一时爱国的冲动成为以美人计刺杀汪伪集团汉奸易先生的最佳人选，这种“冲动”，除了源自她涉世未深的天真痴騃，更囿于她自身的人性弱点——贪慕虚荣的心理和对超越敌我身份的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弱点让她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谍者，而是只能屈从于乱世佳人碾作尘泥的宿命。她沉溺于自我满足的优越中，由名利衍生的虚荣心理彻底催化了王佳芝的冲动，让她迫切地想为革命献身，于是便与梁润生发生关系，试图将戏继续演下去。而在聊得热火朝天的牌桌上，只有她没有钻戒，更是激发了她的虚荣攀比心理，对钻戒的艳羡和对金钱权势的贪慕，成为她摇刺杀决心的致命弱点。

此外，初出茅庐，恋爱经验不足，为她的爱情幻想滋生了悲剧的温床，尽管她也曾扪心自问“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但在收下易先生为自己一掷千金的钻戒后，她还是忍不住生出了“这个人是爱我的”的错觉，人性对爱的本能渴求与爱情幻想的融汇彻底瓦解了王佳芝的谍者理智，错以愚蠢的天真把当下的逢场作戏信以为真，从而放弃了刺杀的念头，展现了人性弱点驱动下她对民族使命决然的反叛，流露了张爱玲柔软幽微笔触下对人性弱点的细腻感知。

二、人性意识的建构

经历了五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迁徙，颠沛流离的时代经验和丰沛生动的情感传递为张爱玲的创作培育了广袤的艺术沃土，使她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注在人性意识的表达上。

在《色·戒》中，人性意识主要表现为王佳芝在间谍身份冷酷无情与寻常女子柔弱仁慈的双重属性间挣扎犹疑，在对爱和性的本能渴求的自然性与为民族大义展开刺杀行动的社会性的矛盾中，王佳芝用身体完成了对政治革命的解构，最终为人性本能的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色·戒》虽是一部以间谍刺杀汉奸为题材的小说，但却并未浓墨重彩地对间谍运筹帷幄的权谋展开细致描写，反而将更多笔墨放在王佳芝矛盾的心理变化路径中。尽管王佳芝一开始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靠近老易，试图用身体的牺牲去成全民族的使命，然而，随着事态发展，他们频繁亲密的身体接触，彻底唤醒了王佳芝不经世事的灵魂，在心底进行着一次次民族大义和个体情感的拷问，无法果断地否认对老易的心意，她“最完全被动的”心理正逐步走向消解，既而被性别和身体赋予了强烈的人性意识，买戒指时对老易“又密切又拘束”的感觉动摇着她的革命决心。一句“快走”，让她对老易的爱慕之情成为这场革命叛变确凿的证据。王佳芝凭借身体的感性认识而爱上刺杀对象，不仅宣泄了其罔顾民族大义的反叛，还是人性的原始冲动冲破理性桎梏的诠释，是一个女性渴望主动掌握自己命运，对自己弥纯幻想的孤勇宣告，是将人性意识蕴含在身体中对家国认同的解构。

纵观《色·戒》，尽管是“离散”的写作，却依然坚持对人性弱点的深意洞察和对人性意识的建构的文学创作传统，为张爱玲后期创作关注人性、书写人性的温情格局开辟了更广袤的空间。

注释：

①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М］.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257.

②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М］.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258.

③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М］.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257.

④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М］.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