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亮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产业改革和类型化策略是韩国电影绕不开的话题，二者对韩国电影的改变既透彻又全面，叙事手段和题材类型都成为独特的亚洲景观。据中国电影网的数据统计，2017年韩国电影持续5年观影人数超2亿人次。在背后支撑的，不是产业变革红利及类型化策略，而是带有歇斯底里般浓烈情感的现实关照，也是韩国电影在新世纪以来最具辨识度的特点。幽暗意识作为警惕现实、直面黑暗的意识形态，为韩国电影关怀现实提供最直接的书写方式及对象。基于此，某些现实题材电影超越现实与历史之殇，直击黑暗最深处，韩国电影人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姿态完成对现实主义的民族自我书写。本文以幽暗意识为重点，探究韩国电影中现实关怀的成就与价值。

一、“幽暗意识”曲径通“优”

“幽暗意识”首次由张灏，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提出。至于何为“幽暗意识”，张灏院士指出，“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具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张灏院士进而对幽暗意识与基督教、自由主义及儒家学说的关系，展开翔实的论述。简而言之，幽暗意识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人性的普遍堕落性；二是民主的形成与警惕权力。张灏院士认为幽暗意识是基督教内在精神的一部分，是“性恶论”的历史渊源。正因为对人性的捉摸不透，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政治家、思想家情愿将权力交付制度，才促使了现代自由主义的萌发；也正是因为幽暗意识中对人性的揣测及对权力的怀疑，才孕育出近代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无独有偶，幽暗意识同样存在于东方儒家学说之中，较西方而言，不过蕴含深浅之别。

韩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在亚洲占据第一，基督教比例约占总人数的30%以上，西方思维业已牢牢占据如今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作为韩国的传统文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道德纲常，作为文化基因早已深深印刻在韩国的民族性格中。韩国电影评论家韩孝仁一语中的地指出，“韩国以美国为模式发展近现代化，一直在追随近代精神的一面，即科学主义、合理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但实际上支配韩国社会的不仅是这些，在朝鲜后期定位的儒教习惯，就像拧麻花一样将社会缠绕成一种特别的扭曲形态”。当代韩国社会的症结所在，正是文化的不确定性与杂糅性。幽暗意识作为东西方都具有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存在于韩国社会制度的桎梏之中，同时幽暗意识所独具的反思、警惕精神赋予了其寻求社会变革、烛照历史、正视人性的社会现实功能。自然，幽暗意识也成为新世纪韩国电影对现实关怀的重要来源。

韩国电影素有现实主义情结的传统，“长期受到压制的韩国电影，在多方面面临着困难，但是影界始终有一种表现现实主义的情结，导演们认为电影创作至少要凸显现实社会的阴暗面”。21世纪之前，韩国电影就以现实主义为麾旗，但所呈现的形态不是幽暗意识的延伸，而是基于忧患意识，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历代军事政权压制社会分裂下的反抗精神。在电影创作上采取“回避”的姿态，在现实问题上回避是“谁”以及“谁做了什么”。消极地面对现实和幽暗意识所倡导的直面现实是不同的，张灏院士对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进行区分，认为“‘忧患意识’只是幽暗意识的前驱。因为它只是代表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时代的艰难和环境的险恶；而幽暗意识则是指：在‘忧患’之感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他们所体验的艰难和险恶不是偶发和傥来的现象，而是植根于人性，结根于人群；只要人还是人，忧患便不可能绝迹”。即便这时期的现实关怀并没有直面黑暗，但其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值得尊敬，谨慎地敲开了现实主义的大门。

新世纪韩国电影中的现实关怀，透露出浓厚的幽暗意识，呈现出直面历史、警惕权力、怀疑人性的积极态度，如《老男孩》《南营洞》《出租车司机》《1987》等一系列以现实关怀为核心的优秀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电影在华以及来华导演合拍片的几次遇冷，不同程度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抛开电影中的现实关怀，或丧失在地文化语境的优势，韩国电影仅倚靠商业包装及类型化策略是不足以获得海外市场成功的，也从侧面反映了韩国电影现实关怀对本土电影市场的重要性。从幽暗意识中渗透出，勇于面对黑暗、警惕人性与权力的思想，已经成为韩国电影中民族想象的一部分，在亚洲乃至世界电影中都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分。

二、历史伤痕中的民主想象与权力警惕

如上文所述，幽暗意识促成近代自由主义的形成，基于对人性的怀疑，将权力交付制度并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模型——三权分立制度。幽暗意识要求人对自身黑暗面的普遍性有所警惕，而权力为人所掌控，因此逐渐演化为对权力的警惕，包括有权者个人以及大多数人的假象民主。近代的韩国一直处于历史的阵痛之中，从日殖时期到韩朝半岛的分裂再到民主运动，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比韩民族更能体会民主的代价以及对权力制约的迫切需要。

在金大中政府“阳光政策”的执政理念下，以及一系列振兴韩国电影政策的出台后，夹缝中生存的韩国电影迅速找到自我表达的出口，以史为镜，与幽暗意识一拍即合，夹杂着民族性格“恨”，书写了一批直面历史伤痕并勇于揭露历史伤疤的电影。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由间接变为直接书写民族对民主的想象，尤其着重于政府对民众残酷的迫害。

《薄荷糖》表述了镇压民主运动所带给民众的创伤，这样的创伤不仅来自身体更来自于精神。影片借已几近癫狂并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回顾了民主历史，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影片以倒叙的方式，在结尾毫不避讳地刻画了全斗焕军权政府残暴镇压民主运动的历史创伤，其写实的表现手法为刚过不久的民主运动增添了些许的现实的底色。《花瓣》的导演张善宇也表明了这样的立场，“当时建立了很多拘禁违反戒严令‘犯人’的监狱。街头活报剧运动也十分活跃。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应该用一部电影来呈现”。尽管，《薄荷糖》直接描写了专制下的黑暗岁月，但拘于篇幅有限，对历史的反思与控诉浅尝辄止。《华丽的假期》同样表达了对威权主义政府的控诉及民主政治的愿景。不同的是，影片没有借助复杂的叙事技巧，简单地通过当事者的视角，从内部直观地重现了历史。《出租车司机》与《1987》，是近年此类电影中较为出色的两部。与以往同类电影相比，不同在于影片不仅仅局限于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突出群众对民主的争取即民主想象，前者在本土拿下了1136万的观影人次，后者也有700万以上观影人次的不俗成绩。民主想象的情感诉求已成为此类电影的制作趋势之一。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不仅是对幽暗意识中权力警惕的体现，也是新世纪韩国电影中普遍现象的说明。从形式民主到官僚政府再到威权主义政府，权力的滥用成为韩国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韩国电影普遍呈现出对权力的思考与警惕，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也成为新世纪韩国电影中重要的创作思路。

《辩护人》是一部改编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真实经历的电影，即使在极具现实主义情怀的韩国，在票房上超过多数商业电影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影片表达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自由主义内涵的民主想象。更在于以史为镜，反思国家权力对个体的残害，唤醒了韩国民众对全斗焕军人政权的反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韩国群众对权力的恐惧。《隧道》也是同类控诉国家权力施压于个体的电影，探讨了危难发生时，国家利益与个人生命孰重孰轻的问题。在韩国，几乎所有的电影类型都会涉及警惕权力的问题。如《王者》将个人权力的质疑融入犯罪片的类型模式，以检察官们的发家史为时间轴，穿插政治历史片段，讨论了司法权力如何为政治服务，少数的上层人士如何聚拢权力影响多数群众；如《少数意见》将国家公权力的思考放置于悬疑类型片的模式中，讲述了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强权的作用下，受伤的永远是个体的现实实景，就像影片中说的：“所谓的国家，难道只是几个当权者的利益？”更有《局内人》将权力的问题糅杂在犯罪类型与动作类型之中，将人对权力的欲望及权力的腐败，以最露骨、直接的方式呈现。如分别代表着文化、经济、政治的业界精英，裸露着身体以“坦诚相待”的姿态讨论社会利益分配的画面，将权力的本质印刻在银幕中，观众稍加思索，便能感受到电影中散发出的浓厚幽暗意识。

三、在黑暗中拷问深层次的人性

理解幽暗意识内涵与外延的前提，是幽暗意识对人性持消极态度，即“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基于此，幽暗意识强调防堵、化弥的作用，才对人及现实社会体现出反省、批判的社会功用。人性与生俱来的罪恶滋养着社会中的阴暗面，因此警惕人性的普遍堕落成为幽暗意识的首要任务，而韩国电影擅长的，便是拷问人性最深处。因此揭露社会的黑暗成为韩国电影的普遍现象，使得新世纪韩国电影在挖掘人性深渊的同时，兼具了对现实关怀的厚实情感。

《黄海》是一部典型挖掘人性黑暗的电影，讲述了三个男人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残杀的悲剧故事。三人关系的构建始终围绕人类原始的欲望，为了钱和女人。原始欲望是人类无法摒弃的，因此人的堕落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富甲一隅的上流人士，还是生活在偏僻小镇的边缘人，他们对欲望有相同的感知，对人性的堕落也有相同的可能性。《圣殇》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入木三分，影片讲述了一对“母子”的故事，创作灵感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圣母怜子》。影片导演金基德导演表示：“从小的日常犯罪，到大的现代战争，我认为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共犯也是罪人。”这句话正是对幽暗意识中人性论的注释。影片借宗教的仪式感唤醒人对人性的恐惧与怀疑，在表面接以乱伦、暴力、复仇等元素，挑战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扭曲的底线，实则在宗教的高度，以“启蒙”的姿态重释人性的本质，即人性的扭曲与堕落与制度无关，人生而为恶。金基德作为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导演，对人性的不安与揣测绝不是个案。朴赞郁导演的《老男孩》，港台版译为《原罪犯》，同样表达了人性即原罪的思想。影片结局呼之欲出之际，出现了看似无意的换装镜头，李宥真以极具仪式感的方式将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视觉化地表达了从“兽性”回归“人性”，然而这道貌岸然的人性不正是导致李宥真、吴大修乱伦悲剧的祸源吗？挖掘人性的极致化表达，以最直接的方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已经成为韩国电影的“金字招牌”。香港电影做到极致便有了“港味”，幽暗意识渗透出浓烈的现实关怀则是韩国电影的“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