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故事中鸟崇拜的嬗变

2018-11-14徐维瑜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长江丛刊 2018年21期

■徐维瑜／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一、鸟崇拜的滥觞

在我国的远古图腾文化中鸟崇拜从未缺席，一直流传敬鸟，化鸟为神的信仰习俗。在江浙地区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对鸟崇拜的程度尤其发达。按照列维·斯特劳斯在《图腾制度》一书中对于图腾的解释，认为图腾制度和动物植物有密切的关系，而人们将熟悉的动植物视为神明正是因为它们可以为人类提供食物。食物需求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占有优先地位，能够唤起强烈和多变的情感。所以，我们不必感到奇怪，某些作为部落常备食品的动物植物物种，应该成为部落成员最主要的关注点。江浙地区的居民食用稻米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溯起来，早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已有证据表明先民们与水稻的关系。

在《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米之路》一书中，梁庭望先生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是江南越人的先民,江南越人是当今江南汉族和华南、西南壮侗语诸族的祖先,壮侗语诸族的先民也对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水稻文化也正是因此成为了鸟崇拜的滥觞。

在浙江的丽水地区，武义县以及上虞县等地流传着关于麻雀为人类偷稻谷，偷种子的传说，麻雀不顾自身的安危为先民们送来了粮食，使得先民们得以在存活而生生不息。这种人、鸟、稻三者的关系得以建立，也是先民们鸟崇拜滥觞的依据之一。

河姆渡文化早期陶器上的动物纹饰以鸟纹最为突出，而与鸟纹相伴甚多的则是“禾形纹”与“重圈纹”，对此考古界仍然说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禾形纹”只是笼统地代表一件植物，而另一些学者则肯定“禾形纹”所代表的是稻谷。清华大学美院教授黄厚明先生在《河姆渡文化鸟纹及相关图像辩证》一文中指出：“一般来说，原始艺术中经常被表现的题材通常是和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而对于稻作农业相对发达的河姆渡人来说描绘稻禾形象并加以顶礼膜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映了当时鸟与稻作生产的密切关系，生动而又深刻的反应了当地先民在稻作生产的经济基础上，萌生了崇鸟信念的过程，其根源在于对稻作生产的眷恋和祈求。

而在后来的民间故事中，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衍化。在永嘉，泰顺，乐清等农村地区至今流传着关于农家种田娃因为生前种种原因没有按时播种耕种水稻，于是死后投生成为搁工鸟（也称赶工鸟）来提醒人们要记得按时播种，耕种的民间传说。

由此人——稻——鸟三者关系渐渐清晰，鸟作为媒介使得人与稻谷之间取得了联系，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良性循环。

二、从鸟的图腾崇拜到以鸟为尊的故事遗存

图腾占据了人与自然的中间位置，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复杂的敬畏之情。对于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图的双手连体鸟，王士伦先生在《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中表示：“这种异首连体，并且中间刻有太阳，可能表示鸟是空中神秘的动物，是介乎与人天之间的神使。”由此，先民们从最初的稻作鸟崇拜的滥觞转而为尊鸟的敬神心理。

（一）“阳鸟信仰”的传承

从河姆渡出土的鸟纹饰的文物考据得知，大量出土的鸟纹饰器物都伴有太阳图式，这正是先民们将太阳同鸟信仰结合在一起独特的心理写照。

在浙江的景宁，云和，遂昌，文成，泰顺等地区流传着畲族早期关于阳鸟的民间故事，阳鸟作为光明一方与黑暗势力进行对抗，最终拯救了人类。太阳在不少的古典文献中被称之为“金乌”，因此在潜意识里，先民们已经将阳鸟与太阳的精神内涵视为一体。阳鸟是太阳的具象化身之一，对于阳鸟的敬畏之心也可理解为来源于先民们对于太阳的崇拜与敬畏。

在《太阳鸟信仰的成因》一文中，陈勤建教授指出鸟信仰与太阳鸟的同源性是建立在鸟信仰的基础上，他认为鸟信仰是原生态信仰，而太阳鸟的信仰是次生态信仰，是作为鸟信仰的衍生品，在鸟信仰的一种嬗变现象所存在的。他将先民对太阳鸟的崇拜归结于水稻生产对于阳光的依赖。太阳鸟的信仰始于稻作生产，而经过了原始互渗的类比思维的影响而形成了一种复合信仰。

（二）“神鸟创世”的传说

从先民们有了自我的意识开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就没有停止思考过。这些都是先民们对于自身生命根源的探索与皈依。当先民们对自己的身体与社会，字然的联动而产生的人类意识，这种意识是对于自然的感知和认知。

在浙江的嘉兴与舟山等地区流传着关于神鸟创世的传说，说法多少有一些出入，但故事整体所反映的主题是大致相同的。大致上说在天地混沌之初没有陆地，于是神鸟们就衔着树枝与泥土，建造了神州大地。

在浙江的绍兴上虞，金华武义以及温州永嘉等地区流传着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民间故事。在这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盘古的形象十分鲜明，长着鸡头，大鸟样的嘴鼻，身架像盘笼鸡，肩背上还有一对翅膀。对于盘古“鸡形象”的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远古先民们鸡崇信习俗与观念的神化，也是鸟崇拜中敬神心态的转化。

何辉兰在《太阳与鸟的神话意象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提出：“太阳与鸟的黏连是以阳光下鸟的活动情形为原始思维的联想契机的。”而正是头过了这一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初民探求宇宙奥秘的思想以及其幻想支配自然的美好愿望，”蕴含了先民们粗略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

（三）从家禽到神鸟——鸡的神化

无论是关于太阳鸟的信仰还是创世说的演变，阳鸟的形象和“鸡卵说”的源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鸡”。“鸡”本是鸟类的一种，在不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鸡”本来也是一种会飞行的鸟类，可是后来因为基因方面一些功能的退化，才演变为如今我们看到的这种在陆地上行走的“家鸡”形象，因此在我们先民生活中，鸡是享有崇高的地位。

关于鸟崇拜的原型意象，是一股集体意识的代代流传，而在这股洪流中，鸟在民间故事的形象中都是由鸡来独占鳌头。在绍兴新昌地区、舟山地区、都有关于鸡是太阳神的传说。大致是将雄鸡视为太阳的手足，每日雄鸡啼鸣便是对自己兄弟的思念。将雄鸡与太阳放置同等的位置，或者更为准确的说，金鸡是太阳在人间的具象化身。卡尔·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曾有这么一段对于原始意象的描述，“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鸡同人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陈勤建学者认为太阳鸟的信仰，既不是单一的太阳崇拜，也不是单纯的鸟信仰，这是一种以鸟崇拜为原型的太阳与鸟复合体信仰，由于先民的农耕生产，以及鸟类带来了稻种，人们对于鸟的感情，萌生了鸟化的情感，人们对鸟的感恩戴德在这种特殊的审视下，衍化成为了鸟形太阳与稻谷的联系。即便是在新世纪，人们在生活中无论是祭祖还是拜神时常会用鸡来做祭品。在浙江的沿海地区，男女婚嫁之时还有“点轿鸡”，“带路鸡”的说法。

浙江地区盛行盘古从鸡卵中出生这样的民间传说，赋予了“鸡形象”以神话色彩，是远古先民们鸟崇拜中敬神心态的转化。再加上盘古的充满原始色彩的“鸟人形象”，与后世的雷公形象不谋而合在浙江部分畲族地区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关于雷公的传说在浙江温州文成畲族地区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赖孵鸡娘丧子，被上天可怜于是册封其为九天都雷公。

（四）“卵生”图腾的生命力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微小，人类的生存率尤其低下，因此增加生育成为扩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唯一途径，这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们奉行热烈而虔诚的升值崇拜的根本原因。“所谓生，就是传承、延续、所谓殖，就是繁衍、增殖，因此生殖崇拜就是追求种族的传承，延续，在传承延续中实现生命的繁衍，增殖，以期种族的长盛不衰，生生不息，这种祈求表现在人的观念上就是对于鸟的崇拜。”鸟崇拜在祖先崇拜中作为祖先的原体，是本氏族生命的源泉，它具有向一切生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使生命远东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功能，是信仰与生殖的祈求结合。在浙江民间故事中还有不少的关于鸡蛋送子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温州鹿城地区就流传着生孩子送蛋的由来的故事。

著名的图腾制度理论家之一里弗斯（Rivers）在1914年将图腾制度定义为三个因素的结合体：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仪式因素。在心理因素中指出：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与动物、植物或物品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这种信念通常可以表达这样的观念：人类群体是他们的后代。或许正是因为之前盘古出世的“卵生说”在先民的历史意识中挥之不去，因此，才因时变形成为民间流传的“食卵得子”的传说。

在所谓的图腾生育信仰中，先民们相信胎儿是由图腾魂或图腾物变化而成的。因此妇女怀胎需触摸图腾物，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获得像图腾物那样的神功。“送蛋生子“便是这种远古的图腾信仰的衍化，更是人们对于鸟崇拜神化后敬畏心理的体现。

三、鸟化生活中的崇鸟意识

每当一地的民众对和自己生存关系极大的动植物产生的图腾信仰后，其生活也进一步地图腾化。在《图腾制度》一书中，作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回答“在人与动物和植物的亲合关系中信仰的基础是什么”时，提出人与动物的亲合性显然是名副其实的：与人一样，动物也会行动、发生、表达情绪，也有一副躯体和一张脸。而且动物的表达能力似乎比人类还要强：鸟会飞，鱼会游，爬行动物会蜕皮。先民们会将自己的衣食起居向图腾物看齐，期望自身也可以获得图腾物一般的神功与魅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信仰的扩展和生活化，鸟信仰的发展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先民们在敬鸟心理的驱使下，将鸟化的心态充塞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一）住鸟居

图腾的含义是指原始部落的人们所尊奉的作为亲族以至祖先的动物或其他的自然物，它不是神，而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两者的关系就像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指出的“蝴蝶的毛虫声称自己是蝴蝶一样”的关系。在原始社会生产能力低下的，几乎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在这种摄取性的经纪是人类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生产活动，图腾观念正是适应了这种人与动物的文化心态。对于蒙昧未开的原始人而言之具备相对简单幼稚的原始思维，使得他们不能做出反应物质本质的判断，而动物身上与自己像是的表象特征则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由此形成了自己与图腾动物同源的图腾信仰与崇拜心态。

温州市永嘉地区流传的关于有巢筑巢的传说故事，讲述了当时居住山洞的有巢在喜鹊衔树枝筑巢的启发下，模仿喜鹊搭巢，进而学会了用木材建造人类的屋子。

这则民间故事侧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祖辈学习鸟类筑巢搭屋的故事。“住鸟居”正是先民们对于鸟信仰的另外一种生活鸟化行为的方式，家居如鸟窝。据资料表明我国江南考古中发现的干栏式建筑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现有的竹楼等民居，就是一种鸟居形式。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有巢氏巢居的另一种形式的衍化与遗存。曾经在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层发现很多属于干栏式建筑的成形排列的木桩与木梁，专家表明此乃系“干栏式木构长屋”现今在浙江的吴江县的梅堰仍有遗存。在江河沼泽生态环境里，先民们先是效仿鸟类解决食腹之需，又进一步仿鸟来解决自己的居住的行为内涵，处处都流露出人们对于鸟类的爱慕与迷恋。

（二）说鸟语

辛弃疾词中说“醉里吴音相媚好”指的便是江浙地区的吴语，吴语含有醉意，听起来温柔又美好。关于公冶长可以听懂鸟语并且会和鸟类交流的故事在浙江各个地区都流传着版本不一，情节大致相似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叫公冶长（孔长祥）的人，擅长鸟语，通过和鸟的沟通，每天都能够获得准确的捕猎消息，后来公冶长遇上了官司，幸而精通鸟语，得以洗白冤情。

民间有一句俗语称：“南人鸟语”，追溯到吴越古地的时候，据悉以古越族为后裔的南方崇鸟群体，在上古时期有着自称系统的语音语言：声母简单，韵母齐全表达多余变化；有长短元音的区别，声调大八至九个以上，并且保留了喉塞音，舌边清擦音，有阴阳两读，有复辅音和连音词。属于多复音语系，一种模拟鸟音鸟语的语音。

（三）书鸟文

文字是记录人们思维以及思想的重要工具。文字的产生并非是某位圣人创造的结果，也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文字是由居住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一定的环境下，具有共同的经济条件和共同的心里素质的一个稳定的集体经历了千百代人的劳动所创造并且逐步完善的。因此文字的创造、产生，反映了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思维、思想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孙启刚先生在《河姆渡文化鸟形象探讨》一文中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区盛行鸟篆文字，也称为“鸟书”或者“鸟虫书”，特点便是字如鸟形，在越王剑、越王矛、越王钟，越王石矛上均刻有该种字样。从商代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在文字产生的初期，文字往往作为一种原始活动的的工具，掌握在巫师的手中。巫师作为人身沟通的媒介，与原始人联系最为密切的便是图腾了。“越族巫师用模仿鸟形象的文字与之感受的神灵应该就是鸟，以内巫师希望作为图腾的鸟能理解他的意识，故把文字写成鸟形，好让鸟识读，以期鸟能降福。”鸟篆文字是古越人鸟图腾文化在文字上的创造与沉淀，承载了其深厚的崇鸟意识。这也是人们对于鸟崇拜在敬神心态后开始一种效仿与学习的演变。

四、“人鸟互化”故事中的情感功能

鸟崇拜随着时代更迭，先民鸟崇拜随着时代更迭，先民们对于鸟的敬畏心理转而发展成为一种学习效仿，在转向一种寄托的心态。“鸟形象在文物的表现意义时与时俱进的，越古老的越尊崇具神性与王权相伴或是王权的代表，越到后来越是被人亵渎以至成为升平之象的点缀。”鸟崇拜的神性减弱，人性得到重视。在浙江民间文学集成中我们看到尤其多的关于人死后化身为鸟的故事。笔者通过搜集资料将其归类为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鸟和人之间生活上彼此的互渗规律，其二便是图腾制度中的人类群体是图腾后代，即人类是鸟的后代的说法在先民的心中根深蒂固，乃至追溯其源头是稻作稻化的最终结果。

（一）人鸟之间的互渗规律

事实上，江浙地区人死后化鸟情结还得归结到人们不知不觉地将鸟类的生物习性与人们自身的生活情感互渗对应，乃至最后融为一体。

列维·布留尔的互渗规律揭示了人与物之间的神秘的互渗关系，将两件表面相似而内在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认定其中有某种联系。“对现象的客观联系往往根本不加考虑的原始意识，却对现象之间的这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表现出特别注意。”原始思维不同于逻辑思维，这不是个人思维而是一种集体思维，列维·布留尔将其称为“集体意象”来变现原始人的思想、概念。这是集体中每个成员对待特定客体产生的共同的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长期以来，我们的先民与鸟类同栖息，共生存。那么将鸟身上不寻常的习性与人间的不平和怨怒之情杂糅为一体，鸟被视为某种怨恨情绪的化身，现实生活中的人常常借此来宣泄心中的幽怨与苦闷。

列维·斯特劳斯在列维·布留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前人鸟占行为的鸟类是有所选择的，不是所有的鸟类，而是那些习性可以拟人化的鸟。列举了鸟叫声的音色不同与可工会构成更复杂特征批次一隅区别的鸟类，来判断该鸟所象征的凶吉现象。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说像姑恶鸟的传说故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类鸟的叫声“ka a ka a”或是“喋喋喋喋”或是“咯咯咯”声韵与“姑姑”、“爹爹”、“阿公”这类称谓接近，说明是不同地域的人对于同一种鸟类的拟声衍化的变异故事，鸟及其哀怨的鸣叫声，只是一个载体，一个提供人们宣泄内心忧郁之情的媒介，迎合了当时封建家庭，尤其是当时的农家子女的心愿，因此流传甚广，甚至是成为一种信仰和崇拜，波及到整个社会民众的情感倾向。

正如刘毓庆教授在其所撰写的《<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一文中指出先民的信仰与观念，依附原始人类生活经验背景，随着历史的迁移，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孕育为一种生命意识，影响了他们对于外在事物的认识以及对于未来事物的判断与生活情绪的影响。由此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以象征隐喻的形式携带者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绪渗透到中国诗歌艺术，并在其中发挥着展示情绪，和谐物我，交融情景，渲染气氛的作用。再加上因为诗歌本来就是用于人类情感的载体，鸟类与所兴之物，二者之间就有间接的联系，以客体为主体的象征，鸟虽然为客体，可是它传递的是一种主观的情感。

因此这些在浙江民间故事中关于怨鸟的这种俗信，都是结合人生的悲哀与鸟的特征所勾绘的故事，也是借助鸟类来书法人们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这使得民间对于这类“怨鸟”的信仰有了更加浓郁的色彩。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一书中提到两个观点，“现物取象”和“取象比类”。他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观象”和“取象”不同于对客体的单一的一种模仿或者是一种机械的类比，而是在于审美观照中将外物之象与内心的意境融合，达到一种“意象合一”的境界，是心物相融的体现。先民们愿意将自己内心之象与鸟的意象相结合，这是先民们对于鸟崇拜同化的最高境界的体现，也是鸟崇拜走向人性的有力表现。

（二）人稻鸟一体化

在《图腾制度》一书中，作者列维斯特劳斯曾经以塔伦西人为例子，指出某些个别动物，甚至有时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被地域化了的物种，都是塔布的对象，因为人们能够在用于特殊祖先膜拜的庙堂旁边遇到这些动物。“‘土地的塔布’在这些神圣的动物或植物物种与图腾之间构成了一种中介范畴，如鳄鱼、蟒蛇、树蜥蜴或水蜥蜴等爬行动物就不能在土地庙附近被宰杀。就像把某些人说成是某个村的村民一样。”这里并不是因为塔伦西人相信灵魂转生说，而是因为，祖先、祖先的人类后代以及定居此地的动物都是通过一条地域的纽带结合起来的。所以，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他会与特定的祖先有所关联，这些祖先不仅能够解释他的个人命运，而且也能够以家养动物或某种野生猎物为中介显现在他人的面前，因此动物可能大致相当于人类的祖先，再加上动物富有生命力，所以很容易成为不朽的象征。正是因为这种地域因素所造成，在越地，先民们在天地混沌之际就认为自己为大鸟所孕育，自己也是大鸟的化身，世间所有的生命皆是鸟化，人是鸟化的一种原始意象，一体化生命意识的框架原型早已在当地鸡形盘古神话时代得以构建。正是这种意识锁着历史潮流的不断衍化，让我们的先民生成这样的想法：人死后化为鸟类。他们认为鸟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不朽的象征意识。

在原始社会就有“招魂”的说法。像古代的这个“焦”字，从字形看，焦字从隹作鸟形，作为国名，它很可能与本氏族的鸟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在《汉字王国》一书中，瑞典作者林西莉对于焦字的解释是：一只鸟挂在火上。这个字出于对鸟的观察。一个残酷的题材，人们竭力用美食引诱死者的“灵魂”死而复生。以鸟招魂，灵魂得以升天的说法在古代特别广泛。

在《中国鸟信仰》一书中，陈勤建教授将这种人死后化鸟的现象归于一种稻化人的文化形态，其核心是以崇鸟的人鸟化为原型的。稻化人归根结底，源自于鸟化稻。所以稻化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鸟类那儿去，即人鸟化。人鸟一体化，人是鸟的传人，人的一切以鸟的模式为鸟化，为鸟人，这是吴越稻作区先民们最早的原声心态。确实，我们从以上的人化鸟的浙江民间故事中那些在稻作的生产、生活活动关系密切的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有农家子女变的。那些“哭爹鸟”、“怨鸟”、“教女鸟”……在农民的心里意识中都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死后化身而成的。随着心理结构的充实，先民们对于生死的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拓展，生命的死亡，不是寂灭，而是生命形态的转换。

这种油然而生的化鸟情结是鸟崇拜的升华，鸟在先民们的心中的神性已然在渐渐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鸟身上人性的扩张，崇鸟意识一直在继续。

在浙江鸟信仰的滥觞源于鸟食的启迪，源于先民们内心对于食物的渴望和向往，鸟田稻作，住鸟居，说鸟语，鸟类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先民的生活方式。出于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探索，鸟在先民的生活中不断地神化，先民们对于鸟类的膜拜愈加以至于曾经流传于浙江民间故事中有大量鸟魂重生的故事，先民们将自己的灵魂与鸟类密切联系烈，寄托于鸟类，民间许多植物以及地区以鸟命名，民俗风情也不忘以鸟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与祝福。今时今日，我们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衡量看待这一切似乎是非常不可理喻的。但是当先民们在万物中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与鸟相连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变迁与演化。如今在人们心中鸟崇拜已成为一种民俗原型，如无形的河床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走向。

注释：

①梁庭望.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作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 ,2004（4）.

②黄厚明.河姆渡文化鸟纹及相关图像辩证［J］.南方文物 ,2005（4）.

③王士伦.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国际百越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④何辉兰.太阳与鸟的神话意象及其文化内涵［J］.南方论刊 ,2008（8）.

⑤何辉兰.太阳与鸟的神话意象及其文化内涵［J］.南方论刊 ,2008（8）.

⑥贾雪枫.华夏鸟崇拜反映文化心态［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⑦列维·斯特劳斯.图腾与制度［M］.上海:上海世纪出集团,2005:93.

⑧列维·斯特劳斯.图腾与制度［M］.上海:上海世纪出集团,2005:77.

⑨孙其刚.河姆渡文化鸟形象探讨［Z］.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04.

⑩吴月翔.对中国“鸟文化”尊崇的历史考证［Z］.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15.

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