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与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怀旧日益成为当下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甚至也已经成为某种超越国界的文化景观。马尔科斯·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中指出：“构成怀旧的存在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怀旧只有在线性的时间概念(即历史的概念)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生。现在被看作是某一过去的产物，是一个将要获得的将来。第二，怀旧要求某种现在有缺憾的感觉。第三，怀旧要求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某种人工制品的物质存在。”可以说，从这一角度来看，降旗康男的《铁道员》是一部洋溢着浓郁话语意蕴的电影。电影通过对即将退休的铁道员佐藤乙松富有缺憾的一生的回忆，给观众展现了一个悲欣交集的幌舞支线旧世界，此时佐藤是观众窥见这个旧世界的窗口，而随着乙松的去世，他也成为怀旧话语的一部分。

一、怀旧话语缘起

“怀旧”(nostalgia)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作为一种人类的普遍精神写照，怀旧自古以来就普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堪称永恒的，经久不衰的艺术母题。作为一种历史情绪，怀旧在19世纪成为一种文化风尚，与其时盛行的浪漫主义有所关联，此时的怀旧更像是“甜蜜的忧愁”，是作家们创造氛围与情调，以及人和人之间浪漫纠葛的一种手段。而时至今日，大众所产生的怀旧需求，并非是人们都有着物理意义上，与家发生位移或家的丧失，也与19世纪，大众传媒不够发达时还主要局限于作家自我玩味的情愫有所区别，人们的不适感主要来源于全球化时代中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的失落。人们感到越来越难以把握历史变迁节奏如此之快的生活，在现实中备感难以寻找到栖身之所，因此产生了渴慕、思念过去的心理防卫机制。

在网络空间将世界变为地球村的今天，怀旧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病症。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人用各种方式进行怀旧话语的言说，点燃观众的集体记忆；或是借怀旧来张扬浪漫激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建构一个理想世界；或是缅怀一去不复返的生活中的亮点，反照现实的阴暗；或是咀嚼过去的悲苦，促成着电影的人文关怀底蕴。

具体到《铁道员》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过去，电影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愫的。小镇矿藏的消耗殆尽，意味着盛年不再，繁华落尽，气势昂扬的建设景象不复存在。正如主人公佐藤乙松所说的，当地又将变回以前不毛之地的样子。这是让人失落的。而人们纷纷各奔东西，佐藤却既不能走，也不愿走，他代表的是一种当代观众在对现实存在不满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命运的曲折，又不知道应该往何处去的纠结、惶惑状态。此外，电影的怀旧又是一种对于民族心理和身份认同的找寻。佐藤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甚至略显机械刻板的日式人格，无数个佐藤乙松成为日本在近代以来走上强大之路的人力资源。这也是电影希望日本观众重拾的民族遗传基因。但是，作为一位铁道员，佐藤原本稳定的身份将要随着小站的关闭而被冲击和破坏。铁道的用处随着煤矿告罄而消失。人们无法生活在一个封闭性的语境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身份的认同和重构。佐藤值得肯定的品行，和一个并不恒定的秩序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这正是一种当代人面对的阵痛，是怀旧话语大行其道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电影无法解决，但提出来呈现给观众的问题。

二、怀旧话语的指认

《铁道员》精妙地选用了一些怀旧话语，指认出了一个具体的，区别于富丽多彩，繁荣先进的当代日本都市的时空，回应着当代观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质朴情感的缅怀和期盼。

(一)铁道与煤矿

《铁道员》中，佐藤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工作，铁道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意象之一。电影中的幌舞线是根据日本的幌内线虚构的线路。幌内线是一条输送煤矿的重要线路。日本被认为是一个“铁道立国”的国家，火车成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老一辈的铁路工作者们，则秉承着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对职业的敬畏，以及对复兴国家的信念感。电影不断表现佐藤的“老派”，也是希望观众能够意识到，在浮躁的当下，这些人的忠诚可靠，勤奋刻苦，兢兢业业，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一种被怀旧的社会风气。

佐藤因为铁道员的身份而成为一个不动的坐标，而枯燥的生活中，佐藤和其他的铁道员逐渐老去，而组成他生活，维系他梦想的铁路、煤矿乃至整个城镇，都在走向没落和衰亡。电影从佐藤的视角出发，让观众看到了时代的“动”。曾经繁华的城镇因为矿产被开采殆尽而开始住户减少，承载了佐藤许多记忆的小餐馆也即将关门，餐馆家的小孩子将被送出国读书。也就是在那家餐馆，佐藤目睹了煤矿工人因为罢工而进行的斗殴。而工人罢工正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国际红色运动的一部分。佐藤似乎游离于这些事情之外但是又置身其中，他已经成为小镇人生活的一部分。佐藤也已经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地迎来送往，指挥火车，在日志上写下“今日无异常”。如今幌舞支线即将在三个月之后废止，佐藤的好友，前同事仙次希望佐藤能转行，却不料佐藤的人生和他的职业生涯一起结束于苍凉的火车汽笛声中。

(二)北海道的雪

电影中的幌舞支线位于冬天漫长寒冷，白雪纷飞的北海道。而铁道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必须长时间站在户外，在冬天忍受着寒风大雪引导列车的来往。佐藤的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反衬出了他对职业的忠诚。在电影中，观众可以一再看到佐藤身穿制服，笔直地伫立在雪中，似乎严寒根本就不是他心中的苦难。在结婚十七年后，佐藤和妻子老来得女，佐藤还为可爱的女儿取名为雪子，可见佐藤早已将雪与自己认为美满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雪作为一个代表了安静、冷冽和覆盖的怀旧、思念意象，并非只出现在《铁道员》中，如岩井俊二拍摄于北海道小樽的《情书》(1995)中，渡边博子的丈夫藤井树就死于飘雪的冬日，博子在怀念阿树时，就在大熊山茫茫白雪上呼唤阿树的名字。与之类似的还有如陈英雄的《挪威的森林》(2010)，今敏的动画电影《千年女优》(2001)等。雪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场景与道具，甚至已经成为电影的灵魂，导演想要传达的追思之情都借由雪来完成。在《铁道员》中，佐藤的生活是极端孤寂的，在妻女离开自己以后，只有每年都会降临的雪陪伴着他。而白茫茫的雪掩盖地面，也如个性坚毅的佐藤不流露自己的追悔和渴望。

(三)死亡

在《铁道员》中，死亡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生者送别死者，生者自己也变为死者，让观众能够明确感受到经年暗转。先是佐藤的女儿雪子早早因为感冒而夭折，随后佐藤的妻子也一病不起，在迟疑地说出“我本来想照顾你一辈子，但是……”后被佐藤送上前去就医的火车，终于撒手人寰。而佐藤两次都因为要坚守岗位而没能见妻女最后一面。佐藤并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只是天性刻板，不善于表达情感。女儿和妻子的先后离世，对佐藤而言是巨大的打击，只是他习惯了掩藏自己的情感。在旁人看来，佐藤对铁路的信念压倒了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让他显得不近人情。而仙次则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理解佐藤的人之一。只是仙次的个性和对铁路的执着与佐藤也有所区别，已经改行开宾馆，并且儿孙满堂的仙次对佐藤充满忧虑但是又自知无法改变对方，只能尽可能对其进行规劝，并用一句“我想和你在一起”试图用战友之情打动佐藤。然而佐藤置若罔闻。没多久，形单影只的佐藤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站好了最后一班岗后依然以铁道员的身份光荣地告别了人世。仙次等人将佐藤的棺木抬上火车，小镇之人一起送别这位站长。佐藤的离去也代表了日本战后的开拓时代的渐行渐远。

三、怀旧与感伤情调

怀旧是一种主观色彩非常强烈的回忆活动，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蕴藉的审美情绪。《铁道员》并没有为了表达对旧时代的深切怀念和不懈追忆，而刻意地柔化过去，让电影表现出来一种唯美的情调。相反，电影并不向观众隐藏过去残酷的一面，只是电影的叙事又是克制的，在塑造铁道员佐藤时，让观众看到他的沉默、隐忍，用淡淡的感伤，取代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电影中最具感伤情调的莫过于佐藤的女儿以鬼魂的形式出现，让佐藤先后看见了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儿，慰藉了他孤独阴冷的内心。第一次是在佐藤给铁道铲雪时，他看到了一个怀抱洋娃娃，戴着红色围巾的女童，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刚刚上一年级，在佐藤和她交谈时学着佐藤做出了指挥火车的动作；第二次则是佐藤捡到了洋娃娃，佐藤做了登记，新年之夜，只有仙次来陪伴佐藤，当仙次醉倒以后，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前来认领洋娃娃，自称是前一位女孩的姐姐。她也戴着红色的围巾。少女也给予了佐藤极大的安慰，以至于佐藤误以为她是神话中的雪女。少女在走之前，又将洋娃娃塞回了佐藤的怀里，并请求他好好保管洋娃娃。第三次则是佐藤在送走仙次后，回到小屋看见一位十八九岁戴着红围巾的少女在等他，自称是前两位女孩的姐姐。佐藤还问她是不是“回来看父母”，得到了少女肯定的回答。少女夸赞佐藤的制服，说自己喜欢火车，在学校里是火车爱好者俱乐部的会员，穿上了佐藤妻子生前的红色马甲为佐藤做了晚饭，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嫁给一个铁路人，所以做饭一定要快。最后少女还将佐藤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这是佐藤的亡妻当年告诉佐藤自己怀孕时高兴下做出的动作。佐藤终于问出：“雪子，是你吗？”雪子的出现是电影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对于佐藤而言，他一生没有遗憾，只有对妻女深感抱歉。而女儿用这样的方式让父亲看到自己的成长，以及对父亲事业的理解，使得佐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开解。面对爱女，佐藤表示：“哪有爸爸害怕自己的女儿的？”可谓催人泪下，让观众感受到温情而非恐怖。美好纯真，继承了母亲温柔顺从性格，并且一样喜爱铁路人的雪子，也是电影对当代日本社会极速推进，让人和人之间冷漠疏远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一种抗拒。但是观众和佐藤都明白，雪子又是不真实的，斯人已去，恍然如梦，电影有着一种节制的哀婉悲凉。

怀旧本身就是常见常新的艺术母题，并且越是在社会迅速发展，传统出现失落的情况下，社会越容易出现怀旧风潮。日本电影《铁道员》蕴藏了一种饱满的怀旧情绪，降旗康男在缓慢的叙事中，建立起了一个苍凉的情境，让观众体验到北海道煤矿小镇铁道员佐藤乙松的生活，以及他沉默坚守背后的失落和痛感。铁道、煤矿、大雪等共同成为一个令人眷恋惆怅，而又必须告别的家园，而佐藤与早夭爱女的三次神奇相遇，则更让观众与电影中人一起徘徊于虚幻与现实之中，沉浸在感伤和深思中。《铁道员》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是其中包孕的情感，审美理念和电影技法，乃至电影之外降旗康男、高仓健和“东映”的相关文本却是丰富的，本文只能选取其中一个角度进行探讨，《铁道员》的艺术价值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