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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审美视域下的日本黑帮电影

2018-11-14杨清玉

电影文学 2018年14期
关键词:北野武黑帮暴力

杨清玉

(遵义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3)

作为世界上少数的黑社会合法化的国家,日本有着大量的黑帮电影,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对观众富有吸引力,成为日本对外展现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之一。

一、传统文化审美——物哀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化审美中的重要概念。早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就在对《源氏物语》进行批评时,提出了“物哀”的概念,并用以概括平安时代的日本审美风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物哀的概念不断被扩充,并定格为日本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之一。一般而言,物哀指的是人作为主体对生命、大自然乃至世界的一切有着细腻的体味,并最终进入情感共鸣的境地。而主体的情感往往是交织性的,偏向于哀伤、感动,这种情感被以一种含蓄、纤细而非激烈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物哀审美中,事物之悲、情感之美不断被放大。物哀的形成,与日本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黑帮电影中,以黑帮活动为主的叙事为观众提供了暴烈、刺激、肝肠寸断的感受,与观众的日常生活较为遥远,给予观众新鲜陌生的感受,而人物的情感叙事则偏向伤感、惋惜,让观众备感同情哀怜,又不断地拉近电影中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一方面,这种哀怜之情来自于黑帮文化中特有的义理人情。日本电影学家深泽哲也和导演北野武都曾提到过义理人情在黑帮中的意义和其魅力。义理来源于武士道精神,而人情则与町人文化有关,前者崇尚忠孝,后者则强调人和人之间的真挚的私人感情,而这恰好与重人情、轻虚伪理性的物哀文化相吻合。人情和命运不可兼顾,就带来了一种莫大的悲哀。观众可以看到,如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非常线之女》(1933)中,黑帮老大纠结于所谓好女人和坏女人二者之中,爱上良家妇女却又不能抛弃女大盗;又如在深作欣二的《无仁义之战》(1973)中,忠义耿直的广昌和若杉在狱中结拜,不料后来两人一个属于山守组,一个属于土居组,两个帮派互相敌对,若杉死于山守组的手中。广昌心灰意冷,意识到黑帮中讲究仁义者无法生存,而擅长尔虞我诈者才有出路。

另一方面,这种哀怜之情来自于人生命如樱花般的陨落。在物哀审美中,自然界中转瞬即逝的美好都可以令人联想到人脆弱的生命,而黑帮生涯正是将人的生命置于风口浪尖。黑帮电影极为擅长将美好的生命撕碎给观众看。例如在铃木清顺的《野兽之青春》(1963)中,电影一开始便有警察自杀,而这起自杀事件也引发了后续一系列争端;在深作欣二根据藤田五郎的小说《关东黑道人物》和《仁义的牧场》改编的《仁义的墓场》(1975)中,石川力夫和今井幸三郎是北海道狱中结拜的好兄弟,但是由于石川得罪了河田组长,两人渐行渐远,最终石川将枪口对准了今井;而在石井龙的《血光光五人帮》(1995)中,死亡更是几乎没有停止,在这个因为万代负债而抢劫黑帮的五人帮中,萩原因为精神异常而杀死自己的家人,冰头的妻子和万代则被前来报复的黑帮杀死,冰头和暗恋万代的三屋奋不顾身地想为亲人和兄弟报仇,仅剩三屋活了下来,而就在三屋准备带着万代的骨灰离去时,黑帮的杀手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旦人加入或招惹黑帮,死亡就如影随形,令观众备感遗憾和忧伤。与之类似的还有李志毅的《不夜城》、三池崇史的《生存还是毁灭之犯罪者》等,在此不赘。

二、从传统走向现代——暴力美学

暴力关系到人对于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暴力行为往往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关,能够体现出人类突破阻力、战胜困难、奋勇前行的美感,故而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着对暴力的审美欣赏,但暴力美学进入到电影领域还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中、日、美等国的动作电影、警匪电影以及武打电影中,都不乏暴力美学代表性作品。日本黑帮电影也接受了这种审美思想和表现技法。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北野武的经典之作《大佬》(2000),日本黑帮人物山本在失意之后前去美国发展,重建由自己掌控的黑帮,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要击败当地贩毒党、黑手党等势力,山本只能用暴力来完成自己的美利坚奋斗史。电影中的人不仅有着日本黑帮典型的剁手指、切腹等行为,还有着如用筷子插入鼻孔致死,对他人乱枪扫射等举动。又如在讲述黑帮内斗的《极恶非道》(2010)中,木村用美工刀切断手指,脸皮也被划破的画面让人触目惊心,断指作为黑帮的一种道歉方式被北野武反复强调。在后续的《极恶非道2》(2012)、《极恶非道3:最终章》(2017)中,这种对暴力的不吝渲染都被延续了下去。而暴力美学并不仅仅是令人不忍目睹的暴力镜头的堆砌,而是叙事、镜语、音乐和表演等形成的综合美感。例如在北野武的电影中,就常常有独树一帜的剪辑,在长时间的静止画面中,人物没有动作,让观众的紧张情绪得到积累,随后便是迅疾爆发的暴力,如喷涌而出的鲜血等,画面极具张力,或是暴力的实施者被置于一种令观众同情的境地中,其暴力行径被合理化,观众认同主人公对他人的毁灭和伤害。这样,电影展现的是被加工、变形过后的暴力,才能够化丑为美,让本身属于“丑”,令人抗拒的暴力带给观众一种审美愉悦。

可以说,对于日本黑帮电影来说,暴力美学进入到其文化审美领域之中,是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的。暴力美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审美偏好,日本电影人对其的接受,是日本黑帮电影具有自我更新活力,并不固守传统的体现。另外,只要与美国、中国香港等地的暴力美学代表电影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日本黑帮电影创造了一种“冷静暴力”的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电影。例如在北野武的《花火》(1997)、《玩偶》(2002)中,人物往往都处于一种清新优美的环境之中,人物也往往具有冷静、悲观、喜爱沉默的性格,有着催人泪下的遭际,如在《花火》中,早已是四面楚歌的西佳敬带着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妻子来到沙滩上,最终自杀于蔚蓝的大海之前;又如《玩偶》中濒临死亡的黑帮老大,在故地重游之际发现自己忠贞的旧情人坚守一个每逢周六就带好盒饭来等他的承诺长达数十年,静美的环境烘托出主人公凄美的命运。

导演在电影中反复以樱花、雪地等景象辅助阐述出“诸事无常,盛极必衰”的辛酸滋味,其实正是日本传统审美中物哀美的体现。而同时,电影人不断将血腥暴力推向极致的过程,也正是其在形式上不断开掘,力求给观众带来视觉盛宴的过程,这也就为日本黑帮电影的漫画化、游戏化奠定了基础。试看三池崇史执导的、极具刺激眼球特色的《杀手阿一》(2001),电影来自于畅销漫画,充斥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挖眼、割舌、刺破双耳等令人不适的镜头,加上主人公阿一特立独行的全金属武装等,相比起北野武用长镜头表现环境,或用如桌布突然溅满鲜血的镜头进行含蓄指涉的“冷静暴力”,这一类新的黑帮电影尽管也强调极端的压抑,但是其在形式上的高调,对漫画的具象化,有着与美国的昆丁·塔伦蒂诺等电影“玩家”相似的风格。

三、后现代文化审美——游戏精神

到了新世纪,随着人们对后现代文化的接受,以及漫画在黑帮电影改编文本中的比重的加大,日本黑帮电影中的游戏精神愈发浓郁。曾经以北野武、深作欣二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让观众备感压抑哀伤的黑帮电影中,出现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充斥着恶搞、娱乐的新风格。如三池崇史根据漫画改编而成的《热血高校》(2007),水田伸生的《道歉大师》(2013)等。

非理性主义以及存在主义是后现代文化审美的基础之一。因此在叙事上,这一类电影的剧情中存在大量不合理、不和谐之处,这些不合理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其荒诞的世界,而观众也乐于在这种荒诞的,脱离了中规中矩逻辑的叙事中不断接受惊喜。这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三池崇史根据高桥升的同名漫画改编的《鼹鼠之歌1:潜入搜查官》(2013)。在电影中,傻里傻气的警校毕业生菊川玲二被上司酒见路夫委派前去黑帮卧底,以掌握黑帮贩毒的证据。玲二被安排与自己暗恋已久的同事若木纯乃接头,不料若木纯乃却在风俗店之中佯装为妓女,对他投怀送抱,让玲二极为尴尬;又如玲二在打入黑帮之后,很快与江湖人称“疯蝶”的数寄矢会阿湖义组少主日浦匡也成为生死之交,在后来的激战中,日浦匡也为了救玲二而双腿中弹无数,结果日浦不仅没死,反而在截去双腿装上假肢以后拥有了更可怕的,超人一样的战斗力等。毫无疑问,这样的情节设置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玲二在危机重重的卧底过程中不断遭遇意外但却最终平安无事,黑帮人物的行事也都笨手拙脚,疯疯癫癫。无论是警方的打黑除恶,抑或是玲二为卧底而做出的种种牺牲,都并不能给予观众沉重、崇高感,电影正是要消解深度和崇高,让观众在荒诞的异化世界中得到娱乐。

而在视觉上,后现代文化审美中,图像对于人有着压制和规训的力量,因此给予观众极为丰富、夸张的视觉体验,建立起大量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景观,也是这一时期黑帮电影游戏精神的一部分。仍以《鼹鼠之歌1》为例,警方为了考验玲二而派出一美先生假扮黑社会成员去折磨玲二,于是玲二全身赤裸地被绑在汽车车头,汽车先是在街道上飞驰,然后驶进自动洗车机中,玲二就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巨大毛刷和水流刷洗着,全身只有私处上盖着一张报纸。在这样的折磨下,玲二也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难看出,感性的图像在这里取代了理性的话语,观众自然也明白这是一种虚拟现实,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电影制造出来的,极具视觉吸引力的奇观。在这样的画面中,观众享受到了游戏的乐趣,相较于对主人公的怜悯,观众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幽默和戏谑。在《鼹鼠之歌1》成功后,三池又拍摄了《鼹鼠之歌2:香港狂骚曲》(2016),并在叙事和视觉上完全沿袭了前部的游戏风格。在这样一种充斥着无厘头,狂欢感的后现代语境中,黑帮曾经给予观众的形象被颠覆,黑帮人物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被背离,电影因排斥了历史意识和现实的真实性,成为一个游戏文本,以一种和“主旋律”貌合神离的方式(即虽然警方在黑帮面前占上风,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巧合,或警方也大出洋相),对经典叙事进行了嘲弄。

当我们试图探析日本黑帮电影的魅力时,可以发现,正如深泽哲也所总结的:“如果问年轻人,他们会说:‘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伤感’‘凭着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的男子汉的意志,一个人去和黑社会决斗,有一种很现代的感觉。’‘现代的感觉’是一种极端的表现,也许那些叫着‘不许停,妈的’,用头盔和木棒进行着革命运动的全学联的斗士中也有很多任侠黑帮电影的影迷,所以才可能感觉到现代气息吧。”日本黑帮电影中涉及的文化审美实际是跨越时代的。“难以忍受的悲伤感”正是深植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审美,而其中的暴力美学和极具娱乐感的游戏精神则迎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正是黑帮电影让观众感受到的“现代气息”。可以说,日本黑帮电影在文化审美上的自我调整,自我丰富,为类型片制作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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