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鸽

(黄河交通学院 基础教学部，河南 焦作 454950)

军旅电影是美国电影一个常拍常新的类型。然而军旅电影在题材、影像技术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其中无处不在的、根深蒂固的男性话语权却是一直未变的。在好莱坞电影开始向女性主义转向的今天，军旅电影依然坚持站在男性的立场去表现世界，描摹军旅人生，不断用男性形象来作为自己的言说载体，这一现象是很有解读的必要的。

一、男性与英雄叙事

军旅电影与英雄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军旅生涯被视为普通人成为英雄的途径之一。英雄情结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人有着超越个体肉身的有限性，以荣誉挑战生命限度的欲望。但对于观众而言，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是不现实的，人们只能选择通过观看电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将自己对英雄的崇拜或向往寄托在电影中的英雄人物身上。

尽管美国从未彻底脱离过战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遭到日军空袭以来，美国领土始终没有爆发战争。在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人们普遍感到日常生活的平淡、庸常和重复，这也促使人们为自己建立一个想象世界。在想象世界中，观众以一种安全的方式，享受刺激和挑战，目睹英雄的出现和陨落。

而在军旅电影的这种英雄叙事中，英雄几乎每次都以男性的面目出现。例如在《拆弹部队》(

The

Hurt

Locker

，2008)中，男性从事极端危险的拆弹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生死边缘，救人无数，并且在拆弹之外，主人公威廉姆斯更是私离军营单枪匹马入城调查被做成人体炸弹的小贝克汉姆的死因，在回国后，又放弃安全的生活环境，自愿返回满是枪林弹雨的伊拉克前线。男性直面战争的痛楚，其一举一动都带有毁灭性的力量，在战争中表现出勇敢、善良和博爱。与之类似的还有表现美国空军的《壮志凌云》(1986)，表现美国海军的《猎杀U-571》(2000)等，男主人公无不英俊无畏，表现出色，是典型的英雄形象。而在《拯救大兵瑞恩》(

Saving

Private

Ryan

，1998)中，英雄叙事分三个层面完成，英雄的范围不断缩小，但始终为男性。第一层是在诺曼底战役中，在奥马哈滩头千帆竞进、万炮齐鸣的恢宏场景里，无数人前赴后继加入战争，最终成为肃穆的美军公墓中的一名烈士。第二层则是米勒上尉率领的八人小队，小队为了瑞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寻找活动，尽管他们也曾有过“为什么要让我们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的看法，但还是坚定地服从命令，视死如归，如霍瓦斯中士死前还不忘幽默地说：“我刚把肚子里的气儿放了。”米勒中尉牺牲时也表情安详。而第三层则是瑞恩，虽然瑞恩是被男性战友拯救的对象，但是瑞恩本人也是英雄。当小队找到瑞恩时，瑞恩拒绝返回后方，而是坚持继续履行职责，于是小队和瑞恩并肩战斗。可以说，这些男性形象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伟大的情怀，是电影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因为男性在英雄叙事中的稳固地位，女性往往成为烘托男性智慧、力量等英雄气概的角色，不断以被动的形象出现。例如在《将军的女儿》(

The

General

'

s

Daughter

，1999)中，坎贝尔将军的女儿，曾经就读于西点军校侦察班的伊丽莎白先是被十几个人轮奸，而坎贝尔将军为了自己的前途选择息事宁人，让伊丽莎白将这件事忘掉，伊丽莎白感到悲愤不已。不久，伊丽莎白在军事基地内被残忍地杀害，军方派人前来调查命案，由此揭穿坎贝尔将军的真面目。伊丽莎白间接完成了对父亲的报复。可以说，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伊丽莎白先是寻求父亲保护未果，随后又因为一句“不需要任何人”刺激了肯特，让肯特杀死了自己，最终自己的死还是靠男性布伦纳、森希尔等的查案才水落石出。尽管军方男性的负面形象在电影中得到凸显，但是电影本质上依然遵循正义战胜邪恶，英雄完成使命的程式化叙事模式，充当英雄角色的是布伦纳而非伊丽莎白。

二、女性与符码化

在光芒四射的男性英雄衬托下，女性在美国军旅电影中被过度地符码化了。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在萨特式的能指—主体与所指—客体的框架里，不仅女人受到错误的再现，这样的错误意指也指出了这整个再现结构的不足。”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意指。女性形象缺乏自我主体的建构过程，是被男性话语赋予意义者。这在强调个性、人性的美国军旅电影中，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除了前述的处于极端弱势和险境的，拥有被救助者身份的女性以外，女性在美国军旅电影中的符码意义，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第一，男性战斗英雄的贤妻良母。这一类女性基本上是男性英雄的陪衬者，是男性在逆境中心头温情的给予者，其在叙事中的意义往往在于表示对丈夫或男友的理解或误解。对于军事行动，她们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血战钢锯岭》(

Hacksaw

Ridge

，2016)中，戴斯蒙德·道斯的爱人就是一个愿意为丈夫全力奉献的女子，两个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见钟情后，感情发展得极为稳定，无论是道斯入伍，抑或是道斯拒绝使用武器，妻子始终支持道斯的选择。道斯妻子是美国军旅电影中，典型的柔情似水、通情达理的军嫂形象。这一类女性的存在，更像是向由男性主导的军事行为的一份神圣伟大的献祭，女性的价值无法脱离她们的丈夫存在。第二，“海伦”式的美女。这一类女性在电影中有些许“祸水”意味，其爱情纠葛在战争中的意义被放大，人们注重的更多的是其对男性付出的爱，而非女性本人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例如在《珍珠港》(

Pearl

Harbor

，2001)中，电影反复强调军中男多女少的状况，女护士们甫至夏威夷就成为男兵们追捧的对象。伊芙琳先是与雷夫坠入爱河，在以为雷夫牺牲后又与雷夫的好兄弟丹尼萌生了感情，怀上了丹尼的孩子。在雷夫活着回来后，伊芙琳就陷入了纠结中。如果不是战争的临近，雷夫和丹尼无疑将反目成仇。这一场三角关系以丹尼的牺牲告终。与之类似的还有《兵临城下》(2001)等。女性被编织在战争叙事中，理所当然地爱上英俊的战斗英雄，自己则被“女神”化，电影对她们心路历程的刻画是极为苍白的。第三种则是逗趣式的青春成长者。例如在《女兵报到》(

Cadet

Kelly

，2002)中，生性活泼，喜爱艺术的凯丽不情愿地进入军校，从处处不适应，与其他女兵矛盾丛生到习惯了军校的生活，真心地愿意成为军队中的一分子。这一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关系，其实完全可以移置到另一个非军旅的，如校园、职场等环境中，女性的成长过程是理想化的、喜剧性的。

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符码，都说明了美国军旅电影中男性话语权的强大。相对于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男性形象，女性形象依然是单薄的，她们的深情、美丽和活泼天真等，都是在男性眼光的审视下被刻画出来的。在美国军旅电影中，女性是不折不扣的“第二性”。

三、男性话语创作动因

美国军旅电影中的男性话语，既与美国军队的现实状况有关，也与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有关。美国自独立战争开始，就有着一批如“莫莉水壶”这样的充满爱国热情，作战顽强的军中女性，在南北战争期间，专业化的战地护士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女性参军显现了规模化的趋势，女性部队早已突破了护士的专业限制。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也一直有着美国女兵的身影。美国女兵被认为：“事实上，妇女是如此整体化地加入到军队中，以至于如果没有她们，美国不可能顺利走过战争；她们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美国女性在战争中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但是由于生理等原因的限制，女性从来没能成为战争的主干力量，男性依然在军事领域中扮演着女性无法取代的角色，包括占据比女性更为广泛和重要的岗位，承担更为艰巨的训练、作战任务，以及得到更好的薪酬和奖励等。

例如在《黑鹰坠落》(

Black

Hawk

Down

，2001)中，被派往索马里推翻艾迪德政权的160名特种部队士兵，包括前去解救被围困的黑鹰直升机机组人员的主人公们，就全部为男性，如果电影改为让女性来承担这种深入虎穴、条件恶劣的任务，那么无疑是有违事实的。与之类似的还有《桂河大桥》(1957)、《风语者》(2002)等。另外，军队在确证女性的军中地位上，也显得较为冷漠和迟滞。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中，美国女兵一直欠缺完善的制度保障，如在20世纪40年代，大量美国女兵承受着谣言与诽谤。如果说由男性来充任军队的主体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现象，那么美国女性在军队中的不利地位，也与美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有关，如西方社会为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及受宗教影响，而一度秉承女性应该专注于家庭，女性军事能力天生弱于男性的观念，又如未能彻底解决的平权问题也造成了军中两性之间的撕裂，女兵一度被隔离以免遭“黑人部队”的强奸，这反而不利于军队中的正常两性交往。而最重要的是，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本质上还是福柯所说的“权利话语”。电影中的各种“陈述”(statement)是由权利(power)关系所决定的，而在两性的权利机制中，显然男性占据了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男性群体对世界有着更强大的控制与操纵力量，在电影行业中，绝大多数的美国电影人是男性，他们主导了美国军旅电影的创作，使得女性在军旅电影中处于尴尬的“在场的缺席”境况，勇武、冒险、悲壮等词语与男性关联起来，军旅电影中处处都是男性经验、男性文化。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拯救女兵林奇》(

Saving

Jessica

Lynch

，2003)。尽管女兵杰西卡·林奇是电影中人物争夺和争论的焦点，但是林奇这一角色却是空洞的，无论是对林奇生命的拯救，抑或是关于林奇的神化，对林奇受伤真相的调查，起主导作用的始终都是男性，包括军方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更像是出于男性的利益。最后，林奇被俘的真相也被揭露，林奇的受伤只是因为车祸，并且在战斗中她的武器卡壳导致未发一枪一弹。女性彻底地“失语”，不仅是男性救助的对象，还是男性塑造、利用的对象。与同样是基于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同样遭遇了名誉落差并接受调查的《萨利机长》相比，《拯救女兵林奇》的主创并没有对林奇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开掘，这种忽视很难说与男权意识无关。

美国军旅电影不仅仅是我们观察美国对战争、对军事态度的一个窗口，也是反映美国社会性别建构的一面镜子。在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美国军旅电影中，男性话语并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松动。男性形象被与英雄主义紧密挂钩，而女性形象则被符码化，女性的话语被消声。这既与女性群体在军队中的作用弱于男性有关，也与男权思想对电影人的影响有关。可以说，美国军旅电影距离自觉、自发地为女性立言，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