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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幻电影的乌托邦幻想与幻灭

2018-11-14田玉霞

电影文学 2018年14期
关键词:斯皮尔伯格科幻电影乌托邦

田玉霞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工业文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电影则正是工业产品之一,另外,电影同时作为文化产品,又是社会的一面明镜,让人类从中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社会的未来。科幻电影正是给人类虚构一个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世界的电影类型,它在蕴含了一定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往往包含了哲学思考。在美国科幻电影中,乌托邦的幻想,以及其反面,即反乌托邦幻想,就是其重要的哲思内容之一。正是这些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多重想象,使美国科幻电影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一、乌托邦幻想

英国学者利维塔斯从内容、形式以及功能三个方面对乌托邦(Utopia)进行了概括,而就功能而言,利维塔斯认为,乌托邦的意义在于,疏离(estrangement)、慰藉(solace)、改变(change),即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于现实的不足有着一种超越的视角,并且通过树立一个理想社会的标杆,描绘一幅美好的未来社会图景,让人能够得到慰藉,从而在当下的苦难中生存,并且这种美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人类在调整自己的步伐之后,是可以靠拢这一目标的。而这三点也都存在于美国科幻电影中。

科幻电影本身就与现实社会有着一定距离,而具有乌托邦意味的科幻电影往往会提出一种优于现状的社会模式,人类即使遭遇困境,但终将能够解决困境,即使饱尝担忧但最终终能走向美妙和圆满,虚无主义在这类电影中是被否定的对象,观众在观影结束后感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例如在保罗·范霍文的《星河战队》(1997)中,瑞科、卡门等人都是刚刚结束高中生涯迈进军营的普通年轻人。然而此时地球遭受了来自外星球的强大虫族袭击,由于热兵器在虫族面前的几近失灵,十万军队也不是这些昆虫的对手。血性少年瑞科和其他几名年轻人也在一开始因为经验不足而不是昆虫的对手,但瑞科等人迅速在战争中成熟了起来,成为保卫家园、扭转乾坤的公民英雄。

与之类似的还有彼得·博格的《超级战舰》(2012)。在人类进行太平洋联合海军演习时,一个太阳系外的类地行星上的外星智慧生物袭击了地球,负责对抗的演习舰队损失惨重。此时,美军一边派中尉艾利克斯破坏外星人的护盾,一边让已经成为海上博物馆的二战老舰密苏里号战列舰攻击对方的母舰,最终大获全胜。密苏里号是美国海军的骄傲,作为一去不复返的“重舰巨炮”战列舰时代的代表,密苏里号包含了太多美国人的历史情怀,而又将战斗发生的地点选择在了美日曾经对抗的珍珠港,以反衬在外敌到来时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说怀旧意味极为浓厚。在航母战斗群,包括艾利克斯服役的宙斯盾驱逐舰都对外星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美国人能凭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击败外星人,这显示的依然是美国人在潜意识层面的救世主信念和乌托邦乐观。一言以蔽之,在乌托邦科幻电影中,敌人往往是外来者,并且尽管对人类具有在科技上的压倒性优势,但人类依然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从罗伯特·怀斯的《地球停转之日》(1951)到丹尼斯·维伦纽瓦的《降临》(2016),尽管电影冷战思维早已逐渐消散,导演本人秉承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但电影的设定莫不如是,对异族异类的渗透,人类都能经过自我的学习、改善,走过一个从恐惧到成为胜者的历程。

还有一种较为隐晦的乌托邦科幻,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就被认为是美国科幻电影中表现这种隐晦乌托邦幻想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教训惨痛的越战之后,好莱坞出现了“右倾复兴运动”,而弗朗西斯·科波拉、斯皮尔伯格以及乔治·卢卡斯三位导演则被认为是右派大本营中的领衔人物。三者的电影都有着明确的逃避主义色彩,而除科波拉之外,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都有载入影史的科幻电影。卢卡斯的《星球大战》(1977)体现出了一种隐藏于人类中心主义下的雅利安主义,人类的种族自信得以在外太空中实现,代表正义的莉亚公主、韩·索罗等人最终都能取得面对银河帝国的胜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逃避主义”。而斯皮尔伯格更是在《E.T.外星人》(1982)和《侏罗纪公园》(1993)中先后借助温情可爱的动物、孩子、家庭等美国人喜爱的元素,为美国人昭示着光明和希望,甚至进行美国国家伦理的重建,在给予观众舒服愉悦的精神幻想中,完善美国的民族性格。早在《第三类接触》(1977)中,斯皮尔伯格就将从20世纪50年代就存在的技术恐惧改写为科技热衷,对于科技的变革,明确提出了乐观的态度。而在《E.T.外星人》中,外星人的温性形象再一次被深化,这与50年代的威胁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而《侏罗纪公园》则更是在表层的科技恐惧(恐龙失控、对人类展开厮杀)之下的科技热衷,哈蒙德博士利用琥珀里面困住的远古蚊子体内的血液提取出恐龙基因信息的技术让两位古生物学博士叹为观止,而其孙女对电脑软件的精擅最终成为救命的关键。人类凭借自身的勇气和智慧,依然是可以操纵技术的。至于科林·特雷沃罗沿袭斯皮尔伯格设定的《侏罗纪世界》(2015),人类更是已经可以和平地与恐龙相处,靠豢养恐龙盈利了。

二、乌托邦的幻灭——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

反面乌托邦(dystopia),由dys和topos两个词根合成。拉丁语词根dys源于希腊语dus,意味坏的(bad)、反常的(abnormal),topia源于希腊语topos,意为地方(place),和在一起的含义正好与乌托邦相反。因此,反面乌托邦也被称为恶乌托邦。在大量美国科幻电影中,乌托邦的幻梦是破灭的,未来社会是黑暗的,人类为阶级矛盾、环境的破坏或科技滥用等折磨,出现人性的沦丧等。

一类在政治领域,悲观地预言人类将走向极权主义。在这类电影中,人类被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所统治,人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例如在科特·维莫的《撕裂的末日》(2002)中,世界核战争之后,政府就给人们注射了麻痹情感神经的药物,使人们封闭感情,能够更好地被统治,艺术品等与人的个性、创造力有关的东西被视为违禁品,而一旦有人敢于反抗要保持自己的情感,那么这个人将会被政府部门的执法者杀死。执法者约翰正是在与玛丽结识之后断绝药物,体会到了感情和艺术品的美妙,同时意识到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没有艺术可以欣赏,人和人之间也没有信任与依赖可言,于是约翰开始徘徊在良心与工作职责之间。而当人长期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后,就会习惯这种控制,视之为平常。如在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1999)中,所有的人都被母体所控制而不自知,人们活在电脑制造出来的梦境一样的赛博空间中,除了尼奥等少数黑客以外,根本没有人怀疑一切都是虚拟的,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被母体程序设置好的。人类意识不到机器文明的存在,自然也就不会意识到机器正在榨取人类的创新思想。

而极权统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科技发展的恶果之一,或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终于使人类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或是人类的统治者通过科技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另一类乌托邦电影,则直接标举了反科技主义的主题,预言人被科技反噬的各种悲惨后果。例如在特瑞·吉列姆的《十二猴子》(1995)中,人类因为一种致命病毒的释放而几乎灭绝,少数幸存者也只能生活在阴暗的地下,不见天日地苟且偷生。而研发和释放病毒的正是人类自己。与之类似的还有凯文·雷诺兹的《未来水世界》(1995)、罗兰·艾默里奇的《后天》(2004)和《2012》(2009)等。这一类电影都直接将面目全非的未来世界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等。

还有一类反乌托邦的科幻电影则更具深度,让观众感到压抑的并非人类的生存直接遭受威胁,而是人类对待他者的方式触及了人性的底线。如在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1982)中,人类一开始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而发明了复制人,并且不断改进复制人,最终使得复制人拥有了自我意识,渴望延续自己的寿命而发生暴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又武断地宣布复制人为非法并开始命令银翼杀手猎杀复制人,美其名曰“退休”。银翼杀手里克就在追杀复制人的过程中爱上了复制人瑞秋,并最终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复制人,这让里克和观众难以接受,而更残酷的是,本应被里克杀死的复制人罗伊最后救了里克的性命,自己却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他怀抱白鸽坐在雨中,平静地说出最后的诗句后死去。人类在此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科技伦理。此时的人类早已因为地球被严重破坏而移居其他星球,只有少部分底层人留在阴雨连绵、残破不堪的地球。相对于让观众害怕复制人对人类的屠戮,电影更令观众感到揪心的是,人类是否有如此剥夺另外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意识之人的生命的权利。与之类似的还有迈克尔·贝的《逃出克隆岛》(2005)、汤姆·提克威和沃卓斯基姐妹合作的《云图》(2012)等。

但值得一提的是,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的数量是如此之多,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电影人确实将未来视为地狱,而是就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而言,夸大危险与黑暗将更能吸引观众的目光。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正所谓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词易巧,对各类弊病进行警戒与劝喻要比叙说人和异类、科技造物接触中的温情,或乐观地在爆米花电影中展现让观众备感“隔阂”的人和异族的激战更显深刻。 这也是为何前述提到的拍摄具有乌托邦幻想科幻电影的导演,同样也会拍摄恐怖的或令人不适、压抑的反乌托邦电影的原因之一。如维伦纽瓦也有继续讲述复制人悲剧的《银翼杀手2049》(2017),卢卡斯曾经以辛辣讽刺人被监视、被控制的《500年后》(1971)惊艳世人,而一向长于讲述和谐童话的斯皮尔伯格亦有继承了库布里克遗愿的、典型的赛博朋克电影《人工智能》(2001),和影射了未来世界极权统治的《少数派报告》(2002)等。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被认为是当代活着的“传统”,其一直活跃在各类科幻文学及电影作品中。美国科幻电影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个面目迥异的未来人类社会,对当前社会潜在问题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批判。这其中虽然也体现了美国电影人的乌托邦幻想,而更多的是这种幻想的破灭,即反乌托邦的书写。从整体来看,悲观的反乌托邦思想在美国科幻电影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对于人类发展的主流态度是消极的。应该说,美国电影在科幻类型片上丰富的实践,是难以在简短的分析中囊括殆尽的,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科幻电影依然会是好莱坞中最具活力的类型片之一,而电影人对于乌托邦的思考也依然有着流变的空间,这也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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