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骏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奔来，城市和乡村却在经济为先的发展模式下饱经阵痛，两者间的极度不均衡迫使一部分农村群体选择投奔城市，而选择靠天吃饭的农民则坚守日益凋敝的故土。正如《棉花》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颁奖词所言：“丝绵缠绵，正蓬松扩张的，不只是棉花，还有整个中国……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周浩正是渴望用一种客观的姿态，去凝视产业链背后常遭忽视的群体生存状态。“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它的物质属性，但是它绝不是与人类、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反之正因为人涉足其间，空间对我们才见出意义。”而现实生活的发生则基于公共空间的交互和运转，导演周浩的纪录片《棉花》就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从城市、乡村空间的交替到封闭、开放空间的交融，《棉花》在社会结构断裂的背景下呈现出多重空间的交替与漂泊，在现实境遇与影像表意交织中，通过空间的重构描摹出一幅产业背景下命运的失语与希冀，在凝固艰难境遇的同时映照出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一、缠绕的空间——交替与失语

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一直由城市和乡村构成，“就社会空间特征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现代化和工业化为指向的发展模式，使‘断裂’被视作其社会结构上最大的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城市及乡村各自内部的断裂”。“断裂”消隐了城市与农村的边界，在城市急剧扩张的同时，农村成为被压缩的对象，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不均衡，人们往往迫于生计离家远走，由此产生各个空间的交会与融合，使农村与城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模糊了原有结构。城市面临转型和重建，农村则遭遇贫瘠与荒芜，当原有空间模式被打破，必然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态重构。

《棉花》有意排列、整合多个地域空间，营造出一幅全景式图谱。片中以棉花产业的生产流程为背景，指向极具地域色彩的空间环境，通过空间的切换和再造，见证着棉花的前世今生。在这部横跨多个地域的多声部故事中，借棉纺产业的生产顺序推动几个故事并列展开，通过“种棉—采棉—棉纺—加工—交易”五个片段切割社会空间，再利用空间重组还原整个产业。空间的交替展现了跨地域的全景化，而“棉花”始终作为一个意象化的符码连接各个空间。碎片化的自由拼接重构了时间和空间，形成缠绕的空间组合，从而呈现交替与失语的空间意象。

影片中五个片段主要以开放、封闭两种形式表现。“对个人而言，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借自身的构造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不停地监视和规训。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部的监视和规训，可以将个体锻造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通过此过程，人既为生存创造条件，又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自我，推动社会发展。

开放空间由棉农冶文骏的棉花地和广交会现场呈现，突出流动性和汇聚性特质。周浩并没有孤立设置这两个空间，而选择加入家庭和时间等压力因素，用交替呈现的方式与其他空间串联，这两个场景借助产业化流程相互杂糅，把乡村和城市生产模式进行对比表达，空间的交替与对话、符号意象的出现，突出命运的无助和失语。压抑与闭塞则是封闭空间的形态表征，空间的闭塞和时间的拉长加剧了封闭空间内部矛盾的激化。封闭空间由棉纺车间和采棉人宿舍构成，纷飞的棉絮、闷热的厂房让年轻女工们的情绪跌落谷底，昏暗的灯光和拥挤的床铺让采棉人在异乡的劳累和思乡情绪成倍增加。当人被禁锢在封闭空间时，其空间关系被迫停止，幽闭的空间环境一同构成工人与农民的枷锁与监牢，封闭空间的闭塞和围困成为人们情绪外化的影像显影。

城市空间呈现机械与高压的姿态，而乡村空间则更多表现出焦躁不安。《棉花》不仅聚焦市场经济下社会结构的重组，还关注着身处各地的人群对家庭和亲情的注目与期许。周浩通过并置多重空间，夹杂工农命运的交替与失语，以广阔的叙事格局和跨地域的空间塑造出完整的产业图景。在模糊了界限的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社会与家庭之间，《棉花》如实地勾勒出它们的现状，用多个空间形式的审视姿态支撑起一个缠绕的空间模式，在迷雾中映照当下生存路径。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温情感召下，人们依旧从断裂的社会中寻找改变命运的力量。

二、行进的空间——漂泊与离乡

20世纪80年代以降，历经变革的整个社会处于极速膨胀的状态，人们迷失于现代社会焦虑与失衡的混沌秩序中。此时，空间作为汇聚与流动的社会场所，展现出现代社会转型中的顺应与抵抗，在重构社会形态的进程中，空间的多元表达被赋予丰富的意涵。“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在投射外部困境的同时，被压抑的主体意识也在试图击破断裂社会带来的屏障，可能改变命运的种种努力伴随着棉花的命运也一同开始了漂泊。周浩用纪录片忠实地呈现了具有社会意识的公共空间和个体意识的私人空间，在两者的碰撞中揭示社会形态重构和转向的现实意义。

《棉花》通过一株株棉花的前世今生，伴随镜头横跨大半个中国，使具有不同指向的地域建立起连接的可能。河南滑县的育龄妇女们为增加收入坐上长达58小时的采棉专列奔赴新疆，作为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铁路缩短了地域时空的间距，而见证社会形态的迁徙演变是它更深层次的意义。火车作为连接不同地域的交通工具，在成为移动空间的同时也兼具强烈的表意作用和象征色彩。这列带着强烈目的性的专列为采摘棉花而设立，它作为行进的载体加强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流动性，以地域空间的跨越为推动力，借以传达空间与时间的推移映衬人物情感与心理的转变，由此成为影片中重要的意象。

采棉人延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坦言“钱不是好东西，花了赚赚了花，没意思”，但仍坚信“十年后得让我家变个样”。火车的行走缩短了原乡与新疆的距离，也隐含着采棉人日益远离故土，跨地域的流转在空间上构成既割裂又包容的美学特质。火车的行进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镜头通过窗外的景观展现地域空间的变化，建构起流转的空间属性。踏上征程后人们汇聚到封闭的车厢，进而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狭小拥挤的车厢被人和行李塞得满满当当，人们不得不蜷缩在角落，整个车厢都成为临时床铺，车厢此时呈现套层空间的结构：在移动空间中套入固定且封闭的车厢空间。这一空间形态让远离家乡的采棉人被迫拉近距离，由陌生至共鸣，从单一个体成为相互依存的群体形象。一位妇女被推举唱起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大家自发将她围到车厢中央，为沉闷的车厢增添活力。女性在歌声中得到共鸣和力量，性别意识也随之模糊，火车装载着思乡的愁绪和对未来的憧憬不断前行，移动的列车和拥挤的车厢把采棉人的思念凝结成情感共同体，如实呈现了时代前行中的现实力量和农工命运。

一株株棉花将产业连接在一起，却将人们与家庭、家乡分隔，火车的行进意喻工业和现代的前行，却分割了原乡和异地的空间距离。人们在面对生存困局时不得不做出妥协，在这些背后是为后代用血泪铺筑的期许。行进的空间承载着脆弱又飘忽的个体命运，它们如一粒粒尘埃无处归依，棉花的漂泊更像是对中国当下农工命运的隐喻，周浩通过“行进的空间”将地域概念模糊化，将虚化的隐匿空间映射为现实世界，从而生产出一种糅合着想象、隐喻与希冀的影像表征。

三、“临时的家”——想象与误认

在周浩关注群体生存境遇的镜头中，“家”成为其纪录片映射出的现实空间意象，人的漂泊与困境铸就了对“家”的期盼与思念，继而又将此空间想象渗入纪录片的特定场所，从而达到自我的精神给养。“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承担着责任和希望，也始终作为团圆与团聚的象征。在纪录片《棉花》中，身处“异乡”的人们无不面临着迥异的生存境遇，沉浮不定的命运飘零在远离家的地方，只能把未来和希冀凝固在同一个象征空间——“临时的家”。

作为“临时的家”，主要由采棉人在新疆的临时宿舍和成衣厂工人夫妇的出租屋共同构成。这两个空间场所都具有昏暗的灯光和拥挤杂乱的环境，只能勉强当作工作时间外的栖息场所。高强度的工作和简陋的条件让他们几乎与外界失联，每天重复着机械式的劳作，采棉人延威和她的伙伴用聊天消解烦闷，成衣车间的夫妇只能通过收音机了解外界，短短的电话时间成为夫妻俩与孩子仅有的对话机会。作为母亲的延威离家前对孩子的嘱托和不舍的眼神，表达了她的犹豫与无奈；成衣厂夫妻俩与孩子的长途通话既不感人也不煽情，甚至听起来有些尴尬的陌生，但放下电话的他们是对孩子关心不足的愧疚。身体的劳累和对家的思念成为远离故土寻找慰藉的原点，而宿舍包容、禁闭的空间形象让他们完成了对“家”的想象和体认。

人们在封闭又缺乏流动的空间，阻断了人与社会的交往和运转，心绪被激发至临界点，身体的疲惫与心理的焦虑都暗含着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进而引发周浩的镜头对群像生存境遇的逼视。不断在未来的眺望与现实的困境中徘徊辗转、犹豫不决，身处挤压状态的人们开始寻找精神寄居地，宿舍成为他们借以依靠和遮掩的唯一空间，长时间远离故土使他们对家庭、亲人有了更多的思念与回忆，此时的宿舍空间被积聚的压力和矛盾幻化成对“家”的奢望状态，从而形成对“家”的想象与误认，成为临时寄放自我的“临时的家”。

“家”往往暗含着归属和眷恋，《棉花》中的人物却因为各自的生存状况，与原有的“家”隔绝，在“临时的家”体验着包容与抵触，也因此对“家”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不论开放流动的出租屋或封闭固定的宿舍，人们在生存境遇的遮蔽中习惯性地寻找精神的归属，“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人们根据自己的空间状况，来安置自己的生活”。对“家”的找寻成为漂泊人生逆旅中对自我身份的体认和个人命运的重构，而对“临时的家”这一空间的意象化建构表现出周浩观照现实的深情及其悲悯的情怀，在纪录片之外激发了观众对“家”的回望与思念。

四、结 语

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和观察者，需要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与公共空间，以探寻个体与空间、社会之间的关联，在空间中形成对自我的体认，为模糊的社会重建出相对明晰的空间图景。而《棉花》镜头下当代中国的社会群像就是在公共空间的呈现中，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一一安置，投射出多元的社会现实，这种空间表达形成了一种潜藏的、隐形的话语立场，影像空间与现实空间由此达成互动与共识。

周浩纪录片呈现迥异的介入角度和表达方式，他对公共空间的写照，以丰厚的社会现实为底色，勾勒出快速而撕裂的社会发展模式下，所流露的慌张与迷茫，这种全景化的观察方式，浓缩了社会转向期的市井百态。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不同阶层借助特定空间得以建构起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周浩纪录片中的公共空间由此成为交往的场所，也因交往性与开放性，引爆了诸多矛盾与冲突。周浩正是借助特定空间所蕴含的特殊社会意识，折射出不同阶层形色各异的焦虑与迷惘，映照当下社会的疏离与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