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玲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展现幸存“慰安妇”生存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在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名中国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而在本片开拍时，幸存“慰安妇”仅剩22名，片名由此而来。早在2012年，本片导演郭柯就曾拍摄过一部短片《三十二》，记录广西90岁“慰安妇”老人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子的故事，因为当年在世的“慰安妇”数量还有32人，所以短片取名《三十二》。从《三十二》到《二十二》，郭柯在跟时间赛跑，努力记录一群即将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特殊而普通的老人的真实生活。

一般的历史灾难题材，影片主旨通常会被处理成“对战争的控诉与反省，控诉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反省战争发生的原因。同时对战争的非正义方发出谴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题材影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战争控诉的力度和反省的深度”。但从《三十二》到《二十二》，我们看不到声嘶力竭的控诉，看不到血腥残酷的战争。就像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对《二十二》所评价的：“影片运用节制的拍摄手法，似乎不想侵犯她们的生活，小心翼翼地靠近，去倾听她们的故事，在远处静静看着她们的生活。关于那段遭遇，有的历历在目，有的记忆模糊，也有的难以启齿。在她们说与不说的停顿间，其实已经传达出很多故事。这22位老人各自不同的生活和记忆碎片拼凑在一起，浮现出一段厚重的历史。”正是这种深情凝视，真实记录，让这两部前后相续的纪录片呈现出厚重、质朴的力量。

一、对个体的尊重

正如导演郭柯所说，他的创作理念就是“去标签化”：“不把她们当成‘慰安妇’，而是当成人。”老人们的“慰安妇”身份，承载了屈辱的历史和无法言说的创伤；但去掉“慰安妇”的标签，她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有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平凡老人。因此，影片舍弃了历史宏大叙事，将镜头聚焦于老人们的个人生活；舍弃了矛盾冲突和戏剧性，聚焦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用导演郭柯的话说：“因为人的故事，本就更长久。”这使这两部纪录片与大多曾涉及“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呈现出不同的质感，“在过去的纪录片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老人，在摄像机前端端正正地讲述着悲惨的经历，前后穿插着当年黑白的影像资料、历史照片和雄浑义愤的男中音旁白。在这个流水线一般的‘痛斥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影像流程里，老人们更像是一件博物馆里的展品，作为历史遗迹的一部分存在。而她们的个体生命、她们身为一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却少有人问津”。作为“慰安妇”群体，老人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有着共同的经历；但作为个体的“人”，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而鲜活的生命体验。郭柯说：“我在片子里有意回避剪接、运用历史资料，因为我们不能保证那些历史资料就是老人真实经历的。”因此，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不是对历史的深挖，而是老人们最随意、最自然、最琐碎的生活状态。她们行走，她们吃饭，她们断断续续的诉说，她们长久的沉默，她们讲述亲人的歧视会委屈，她们回忆亲人的惨逝会流泪，她们看见饥饿的野猫会温柔以待，她们唱起年少时的歌也会微笑。正是在这样普通、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影片突破了历史资料和证据收集的局限性，在朴素的影像中凸显出一个个曾受凌辱，至今大多数穷困但仍顽强、豁达的鲜活生命。

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在影片的叙事技巧和影像风格上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两部影片的叙事技巧可谓“无技巧”，即无冲突，无戏剧性。《三十二》的主人公韦绍兰及其有日本血统的儿子的经历，在一般“剧情片”导演看来不可谓不传奇，但影片处理得极其克制。不细问灾难经历，不渲染特殊身份。不煽情，也不轻慢。与此相应，《二十二》中有一片段耐人寻味，北京某杂志记者采访韦绍兰一生未婚的儿子罗善学：“那个谁不是说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吗？”罗善学尴尬地回应：“那是开玩笑。”此处影片暗含讽刺，对身份特殊的战争受害者，不乏媒体与大众以轻慢、猎奇的态度对之。这与《三十二》和《二十二》所秉持的“尊重个体”的创作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背后实质是对“历史灾难”态度的分野，是消费灾难、赚取眼球还是真正关注灾难对于个体生存的影响。

相比《三十二》的个体叙事，《二十二》是群像纪录，无冲突、无节奏的叙事手法贯彻得更彻底。虽然重点突出了四位老人，但主要内容还是老人们日常生活平淡地展开，吃饭、睡觉、看电视、打牌、喂猫……情感氛围较浓的一处是韩国老人毛银梅唱起家乡民谣《阿里郎》，记忆已模糊，母语已淡忘，但儿时熟悉的歌谣还是自然流出。没有刻意渲染，但歌谣的明朗、青春与老人的沧桑、伤痛形成自然的对比，对观众的震撼也自然而然。

与平淡、节制的叙事手法相应的是朴素的影像风格。两片中多用远景、空镜头和特写。远景展现老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空镜头承接老人断断续续的诉说中的停顿或“不想说”，“不舒服”中的空白，广西的山水，海南的风暴，山西的白雪都一一呈现在镜头中。特写则对准老人沟壑纵横的面容或简陋的房屋设施，虽无多言，其意自现。

二、对人性的反思

虽然两部影片都更多呈现了老人们的坚强，乐观，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们在漫长的生活里所经受的排斥和歧视，尤其是在《三十二》中，韦绍兰老人历经艰辛逃回家，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这是一种含蓄的表达，其实质是对她贞洁的质疑。女性，常常成为战争的受害者，虽然明明知道过错不在她们，但人们(包括她们的亲人)常常把她们视作耻辱的象征。这种歧视延及下一代，韦绍兰的儿子也因“日本血统”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从小就被称“日本人”，父亲在与母亲吵架时说他不是他的儿子。在《二十二》中，他自述甚至自己的弟弟也称要“买凶杀死日本人”。一生未婚，因为村子里的人总说嫁谁不好，嫁个“日本人”。“日本人”这个标签跟随了他一生，也伤害了他一生。这种二度伤害比战争本身更持久地渗入到他们的生活中，而实施伤害的人就是他们身边的人甚至是亲人。

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曾提出的著名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是汉娜·阿伦特研究了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重要执行人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得出的。1961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抓获了纳粹头号战犯、欠下五百万条人命的艾希曼，将其送至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在耶路撒冷见证了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在法庭上观察到的艾希曼，年过半百，中等个子，瘦削，整个审判过程都把他干枯的脖子伸向审判席的方向，而且竭力保持镇静。这个纳粹头号战犯，看起不像一个怪物，似乎就是个普通人。在为自己辩护时，他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现实促使阿伦特开始思考，人的“穷凶极恶”并不是犯下滔天罪行的必要条件，“恶”可能采取一种平庸的形式，像艾希曼这样平庸的人同样可以毁灭世界。

后来这个概念便成为她1965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一份平庸罪恶的报告》副标题的关键词。“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之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换言之，这种“平庸之恶”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它不是直接来自强权政治，也不是来自某个穷凶极恶的“坏人”，而是来自你我这样在某种体制或文化语境中丧失了思考力与判断力的常人。老人们身边的普通人当然不同于以暴力消灭犹太人肉体的纳粹，但他们主观的偏见、歧视直接碾压老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影响她们的生存状态。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包含着对女性“贞操”的洁癖。生活于这种文化语境并将这种文化观念内化于心的人们，不加思考地把“失贞”的标签贴在受害的女性身上，并将这种耻辱的标签延及她们无辜但“血统不纯”的后代身上。默认文化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把对施暴者的仇恨转嫁到受害者身上，这就是普通人加诸老人们及其后代身上的“恶”。因此有老人始终不愿意公开身份或者不愿意露面，除了不愿意回忆伤痛，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有对这种“平庸之恶”的本能认知。

所幸韦绍兰老人有婆婆帮她解释：“不是她学坏，是鬼子在山上拿她去的。”山西的李爱连老人的丈夫也说：“没关系，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日本人抓你去的，我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这种体恤和接纳让老人们有活下去的勇气，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人性的亮色。

三、对现实的呼吁

老人们的现状就是明天的历史，对现实的呼吁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反省。从《三十二》到《二十二》，片名本身就反映了关注中国幸存“慰安妇”生存现状的紧迫性。《二十二》片尾从20万不断跳动、变化直到8的数字，更是让这种紧迫性触目惊心。而《二十二》以葬礼开始，以葬礼结尾的叙事结构，悲凉之中对现实的呼吁也是不言而喻。历史的证人正不可逆转地归零，这两部纪录片正是以跟时间赛跑的速度呼吁对老人们的保护与铭记。

影片中细致展现的老人们的生活常态更是具体而感性地召唤着现实的关注，影片中诸多看似平淡的细节呈现出老人们生活处境的艰难。韦绍兰老人每月三十元低保，她吃得最多的是白菜，因为白菜最便宜；她独自一人，颤颤巍巍到池塘边挑水，瘦弱的身子拖曳着双桶，在地上磕磕绊绊。她受尽冷眼的儿子被问及死亡时，平淡地说，没人管时，就喝农药死掉。曾经的抗日女战士林爱兰老人终老养老院，她腿脚不便，瘦小的身子陷进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还有特写镜头中屋内飘零的蜘蛛网，窗台上泼溅的大雨，家具上爬行的小虫……这就是她们的生存现状，物质匮乏，晚年孤单，还要日复一日承受世俗社会的“平庸之恶”加诸她们的歧视与非议。韦绍兰唱的歌“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可以说是老人们生活的最真实的注脚。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韦绍兰老人仍然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这些劫后余生的老人，是历史的见证，她们以一生的历程愈合自己的伤口，以坚韧地“活着”诠释生命的尊严，以最大的善意注视这个世界。但这世界对她们够“好”吗？！物质的帮助，精神的关怀，心理的重建，温暖的陪伴，历史的铭记，这些生活的基本要素，她们拥有多少呢？这是影片对每一个参与历史与现实的个体提出的质疑。

影片似乎也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片尾32099个众筹者的名字，镌刻了普通人对历史的“铭记”。影片后半段也专门展现了帮助老人们的群体，其中既有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专家，也有养殖场的普通工人，还有在海南的日本留学生。经常看望老人们的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说：“她们心里都有很深的疤，但是却对每个人都很好，不会因为我是日本人而对我不好。”老人们虽历经磨难，但仍宽容豁达，没有将对施暴者的仇恨转嫁到日本普通民众身上。而从米田麻衣身上也可以看出，虽然老人们一直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但还是感受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歉意和善意，也再一次凸显了人性的善。影片既以特写的细节，凸显现实中的欠缺与匮乏，以此呼吁历史的反省与现实的关注；也以温暖的镜头捕捉既有的努力与善意，以此召唤更多的关怀和善意。

不是再次揭开伤疤，不是重新挑起仇恨，也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重要的是呼吁世界给予老人们最大的尊重，世人给予老人们最多的善意，这是这两部纪录片的意义与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