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娟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分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电影《红衣少女》并非封闭的自我存在，它的阐释既需要被放置于中国当代影视文学、中国现代青年生成，甚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又无法剥离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时代氛围和文化场域。与20世纪50—70年代，尤其是“文革”阶级论主导而形成对个人的密切监控压制不同，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恢复个人价值主体地位，剥离了阶级关系对自我自由创造的限制，“成为一种统摄知识界的新主流意识形态”，而这是电影《红衣少女》及其蓝本小说文本生产及接受最为核心的语境。重读文本，《红衣少女》不仅彼时评价充满了争议，就其改编也由于国家话语的生硬植入消解了其蓝本小说对青年个性的张扬。电影文本在明显地断裂和牵强的扭结中浮现出那种“从思想到感情，从个人到社会，从变动到安定之间生气勃勃的相互渗透关系”，生动而精准地为今天揭示了时代变革的历史症候。

一、充满争议的历史评价

1984年上映的《红衣少女》虽获得了第五届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但荣誉的获得并没有得到一致肯定，尤其是金鸡奖备受争议，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夏文在1985年《当代文坛》杂志上发表了《为〈 红衣少女〉获奖致贺》，首先肯定了安然的形象塑造，认为“这一银幕形象，无疑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物画廊”，“《红衣少女》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但上述肯定包括获奖事实却并没能成功引导舆论，人们质疑金鸡奖不顾观众意见，“专家匆忙地看一遍就评选，难免使评选失去客观性”；对《红衣少女》获奖的评选结果“第一个印象就是怪”；影片脱离现实，放大了少数人的缺点并将其推广至社会群体的道德沦丧：“这部片子是对教师的丑化”，某地部分教师愤然要求不予公映，“《红衣少女》不应该被评为最佳故事片”；安然“给人虚假之感”，电影以“水落石出”，丑化其他人以衬托安然也使得她显得“可敬而不可近”。

以上聚讼纷纭，当然可以将其视为专家与大众评价立场的分歧。专家站在时代高度与艺术真实的立场上发现了这部影片在青年价值塑造上的创造性；而大众则站在旧有道德立场，以生活的真实去否定艺术批判对现实的超越，仍然将封建及极“左”的、僵化的评价体系套在新一代青年身上,把“把优美视为丑恶,把病态视为健康,青年人身上的一切‘棱角’,在他们看来都应该通通磨掉”。但专家与大众评价分歧实属常态，以此简单归因便抹杀了《红衣少女》在青年电影序列中作为独特标本的价值。细数喧哗纷语，分歧的根本在于对现代青年主体的认知差异——是否允许不顾群体权威，强调个体意识的青年出现？是否将人生发展权交由青年自身负责，而非挂靠集体？复归历史现场，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人道主义为新主流的意识形态场域中，原本即存在关于主体性的话语论争，《红衣少女》则在时代性论题的“主干”上伸出青年“一枝”，借现代少女的抗争、接受与评价反映了转折期人们在现代主体认同上的矛盾。

二、衣着话语中的现代性建构

20世纪80年代文艺创作常以物象的隐喻象征来体现对现代性的追求，且尤以服装运用居多。如1980年《庐山恋》中女主演在短短80分钟剧情中换了43套服装。这些从香港买的、青春靓丽的洋装不仅体现以地域为象征的现代想象，更体现了新时期“对于衣着的个性化追求常常和性别意识、爱情意识联系在一起，个性化的着装、审美性的着装，常常表现在凸显性别差异、个人品位差异等方面，又常常包含着人们对情爱的渴求”的新变。这种新变打破了社会对衣着的强制性集体意识约束，致使衣着从政治功能转向审美功能，带动了衣着在身份认同方面从社会认同到自我认同的转变。

电影《红衣少女》便以多处细节勾勒了叙事文本的服装修辞。如电影开篇便奠定的衣着话语叙事基调：姐妹俩在街市闲逛时，头戴礼帽眼戴墨镜的卖爆米花青年农民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潮流装扮与农民身份的冲突促使安然主动上前围观，连同安然以衣着为人物命名的行为本身即体现了服装在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姐妹俩在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下来，嘲笑一对男女模特老旧古板、不合时宜的装扮：“这么热的天也不给换衣服，且这位男士和女士好像都得了黄疸性肝炎。”这里略显夸张的评价不仅将衣着自由与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更将服装所隐藏的身体政治表露出来。而女主角安然身上那“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影片中被层层赋值，成为多种话语意涵的集结地。

首先，红衬衫承载着影片的现代想象。安然那“南方”买来的，“没有纽扣、带一条纤巧的银色拉链的红衬衫”，本身便是现代化的产物。纽扣和拉链既包含着现代进程的隐喻，同时也有着衣着政治的修辞。电影中对红衬衫的刻意强调，且将小说中的纽扣意象以拉链置换，连同电影对市场风貌的展现一道成为新时期的现代景象呈现。其次，红衬衫传达着鲜明的性别话语。该电影由铁凝的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而来，将少女安然与其另一篇小说中的少女香雪相对比，则愈发能体现出红衬衫的性别书写意味。在1980年启蒙思潮为主导的语境中塑造的香雪，努力追求着日思夜想的铅笔盒，且作为知识与理性化身的铅笔盒压倒了文中代表女性气质的发卡和纱巾，而红衬衫中则恢复了人物的物欲与性别。电影片名改为“红衣少女”本身便更为鲜明地凸显了性别意识。而这显然是对铁姑娘、假小子男女不分的时代的反驳。最后，红衬衣张扬着现代青年的个性反叛。安然那奇装异服的红衬衫在千篇一律的灰蓝色调中太脱离群众，她也因此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指责。但安然却坚持己见，甚至在评选的重要时刻仍然穿着红衬衫，她拒绝将红衬衫视为异类的说法，辩驳道：“哦，非得穿花的的确良、狗舌头领不算奇装异服？”着装“是通过服装来表现自我的具体行动表现”。安然以坚持自己的审美选择抵抗了集体的衣着规则，以红衬衫张扬了自我个性，凸显了现代青年独立意识的觉醒。

三、电影改编植入的国家话语

“改编……这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延迟修复’关系和‘不同合作’关系。”电影将小说的叙事者从姐姐安静转换到了少女安然，试图通过衣着话语及对教师腐朽观念的反叛建构起现代意义上的青年，但电影最终却复归窠臼，将安然纳入国家询唤的主体队列中：一方面，电影以红领巾置换了小说中的红衬衫；另一方面，电影进行了去欲化的改写。

(一)“横空而来”的“红领巾”

小说中，安然最终落选，就在家中矛盾呈现井喷之势时，火灾不期而至。安然的蜕变正是在烧伤住院期间发生的——身体的切肤之痛触发安然对生命和美好更加深刻的理解。但电影却对该核心情节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改编：电影中，安然为不当当选三好生而悔恨，认为自己违背了对党忠诚的青年准则。电影以心理蒙太奇的方式再现了安然少年队退队仪式，以大量特写展现了红领巾和退队证书，并声画同步地完整传达了党对青年寄予的希望与要求。当安然对着珍藏已久的退队证和叠放整齐的红领巾审查自我时，电影便将安然作为新青年的特质全部归属于以红领巾为象征的国家认同，而非以红衬衫为象征的现代青年主体的自我选择。电影中另一处与红领巾发挥相似作用的是划船事件，导演刻意将原小说中并未具体交代的划船地点改成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白洋淀，且在导演创作阐述中也特意讲到导演去此处取景时自己对白洋淀革命军的怀想与感动，并向创作团体提议将小说中仅一笔带过的情节转换成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与缅怀。于是，当少年们悠闲地划船，并将话题从科学知识转移到白洋淀故事时，叠化的历史画面和渐响的枪炮声逐渐取代了休闲的情境，革命话语也再次完成了对青年的询唤。

对于上述改变，陆小雅在此片的《导演阐述》中曾对安然这个形象的意义做了这样的说明：20世纪80年代，新旧交替，出于价值认同的混乱与矛盾，特别需要稳定青年，培养新的接班人：“从本质上讲，安然的个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是与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的生活节奏和旋律非常协调的个性。这个人物身上带着时代的光彩和足迹，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接班人的某种信息。”正是这种国家话语的叙事基调促使电影改变了原小说的现代叙事，剥去了安然作为现代主体的内核。电影改编试图以一种对革命英雄的敬佩缅怀将集体大我的理念再次灌输在刚刚苏醒的、讲求个人主义的现代青年思想中，以便让青年再次以角色青年的身份促成国家现代化转型与建设。这种本身与现代相对立的青年观以极其落伍的影像叙事生硬地矗立在其费尽心机营造的现代主体叙事中，最终导致影片人道主义核心的摧毁和现代青年形象的再次溃散。

(二)“不翼而飞”的“性话语”

小说中的安然总是强调自己是女性，并在多处细节体现出了性意识萌发，但电影却进行了明显的无性、去欲处理。电影中以“吻”命名的画立刻以母子关系解构了欲望化的“吻”。而母子关系原本即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惯用书写。电影中这幅作品以成功被选送参加国家比赛为结局，象征母子的创作主题得到国家认同。但小说却以火灾烧毁了这幅被置换成母子关系的画，并重新将“吻”欲望化：“它们不是吻着大地，而是和火舌嬉闹着互相亲吻，拥抱，那么热烈，那么浪漫，就像一群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小鬼儿向人类进行不怀好意的挑衅，简直是猥琐的精灵对人类的亵渎。”

小说结局安然告诉姐姐救火的原因是：“你脸上不能落下一点儿疤痕，一点儿也不能。因为你比我好看，真的。”安然救火并不是为了挽救国家财产，而是出于对美的保护，而这个美也并非抽象之物，而是姐姐的“身体”美，安然要姐姐保持美的身体与“他”在一起。在此，身体成为叙事核心动力，且以潜隐的欲望话语取代了国家话语。然而，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美的自我反思在电影改编中均遗憾地丧失了。

四、结 语

尽管传达出些许现代意味，但电影《红衣少女》以国家话语对原小说文本进行的意识形态化改编，将以服装及身体叙事传达的现代青年表征置换为对党和国家忠诚的体现，却剥离了现代青年主体内核。而正是在这个国家话语和人道主义话语导致的二元叙事文本中，以及在这个文本的传播所触发的讨论中，我们得以体察滋养中国现代青年诞生之生态复杂性、流动性，体味时代变革期人们面对现代性的游移性与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