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风

X U F E N G

……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傍通太湖众渎，则经脉众窍也。

——宋·单锷《吴中水利书》

一个湿漉漉的汉字，伴随着太湖涨潮落潮的水汽，袅袅地来到我们的眼前。

渎，本意指水沟、小渠，也用来泛指河川。不过，这个汉字走到太湖边，身份就变得殊异，因了潮水的起伏，它融入了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在风雨与光照的配合下，甚至它变成了天光与地气；至少在太湖西岸，它不动声色地占领了起码一百座村庄，人们称其为百渎。

被水系分割的渎村，就像浮在水面的荷叶，村庄的名称，习惯以姓氏来命名，由此彰显族群的强悍，以及像水脉一样漫延的繁衍能力。比如蒋渎、徐渎、汤渎、葛渎，也有以水边的生物命名的的渎村，比如茭渎、荷渎、藕渎、瓜渎。

后来，一些渎村消失了，冥冥之中大自然的法则无人知晓。不过，据说现今还留存着七十二渎，顾名思义的七十二座村庄，沿太湖一字排开，被这里的人们统称为“渎上”。如果从空中鸟瞰，就像一把撒落的翡翠，终是绿，还是翠。

农事

种田是农民的天命。

有勤快的农民，也有懒惰的村汉。过去我们说到乡村人群，习惯从道德层面去臧否一个人的好坏，却忘记了一个农民的德性，大抵与他脚下的土地有关。沙塘港村紧挨在太湖边，湖边的土地有一种别称，叫“夜潮地”，白天的土地经太阳一晒，干爽如香灰；到了晚上，太湖涨潮，水汽漫上来，悄无声息地渗入土地，等于把土地用湿毛巾洗了一把脸，如果那广袤的土地真是一张脸，那一定是水灵灵的，滋滋润润的。这样的土地，就是把一根竹扁担插下去，也会发出芽来。无论你种下什么，鲜活那是自然，茂盛也是常态，但土地跟人一样有脾性，它卖力，农人就得更卖力，要不然它就懒得理你。即便是肥得流油的土地，不伺候也会荒芜。所以呢，即使老天不催你干活，那地里的庄稼也在逼你流汗。

于是就有了一个结论，人的勤快，是被土地逼出来的。像沙塘港村这样的地方，要出一个懒人，真难。

【车水】

不是说夜潮地吗，怎么还要车水？

也是有旱地的。旱地也是不能荒的。总有水够不着的地方，车水的活计就来了。那种龙骨一样的木制水车，不干活的时候，显得那么笨重，像一群散了架的醉汉；一旦与水接触，便活泼如点睛之龙——或许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有地方学者坚持说这是一种文化形态，遂让村里当年擅长车水的精壮汉子——如今已经老得门牙不剩——回忆当年的车水号子，并且演绎当年车水的情景。

老汉们坚持认为，车水是一份天下最苦的活计之一。而且，并没有学者们不断提示的那种“浪漫”成分。你想吧，早晨上工前，汉子们的早餐是乏善可陈的，至多喝一碗稀粥，或者半碗山芋汤，有的根本就不吃早餐，故而腹中是空的。而且中午的午饭很晚，是家里人送到田头的，基本没有什么油水，有限的力气需要积蓄而不是肆意释放。“浪漫”在这里没有空间，因为长时间的车水非常累，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念想。农活不等人，水车必须日夜运转。换班的时间怎么设定呢？若是白天，在“车连头”的某一处，结扎一个草把作为标记，车水的汉子们用茅柴杆作为筹码拔筹，一般情况下，水车的 “连头发皮”（一种零件）在车筒内转动360回合，就轮班小憩一下。

如果是夜间车水，看不清“车连头”上的记号，就用唱车水号子的方式，唱到约定俗成的那一段，就换班休息一下。确实，唱着车水号子，可以让脚下的步伐一致，可以消除一点疲劳，特别是晚上，可以消除睡意。通常的情况是，被换下来的人，累得死狗一样，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就是在唱车水号子的时候，也是为了尽快地唱到换班的那一句，就像暗夜里赶路，生怕迷失了方向。

但地方文化学者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毒日头的爆晒下，车水的汉子们肯定脱光了衣衫，露出乌黑而强健的躯体，他们的肢体语言是铿锵有力的，车水的号子是层层递进的，应该有悠扬的前奏，激越的起始，然后肯定有节节攀高的、你追我赶的场面出现。甚至他们光裸的身体可能会被前来送饭的姑娘或阿嫂们无意间窥见，或者是汉子们有意脱光了，存心让女子们来看的。然后汉子和女人们之间，会有嬉戏和打闹的场景，他们认为这才是田园牧歌，不但可以消除劳动带来的疲劳，还能增进男女之间的情意。

老汉们茫然地回忆，然后摇头，说哪有这样的事啊。第一，他们承认，当年脱光了车水的事情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脱光的理由除了太热，还有怕汗水沤烂了衣衫。然后送饭的多半不是家里的女人，而是半大的小孩或七老八十的长辈。偶尔路过车水轱辘的女人也是有的，她会像什么都没有看见，疾快地从田埂上走过去，因为，一个女人的名声，比她的性命还要紧。第二，男人们骨子里是爱拿女人调笑的，不过充其量也就“口头腐化”一下而已。各种无关痛痒的荤话甚至脏话，其实与品德无关，老汉们回忆，有一次他们做过一个试验，一组人不说一句脏话，结果只能坚持干一个小时，另一组肆意地说脏话，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后来村上有个知青，说干活时说脏话，可以在体内产生大量的“内啡肽”，而这种农民们并不懂的“内啡肽”，具有抵御疲劳甚至疼痛的作用。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内啡肽”成了农民们最坚定也最给力的朋友。

对于特别的女子，比如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丑陋的。哪怕再怎么累，汉子们也还会展开很多想象。比如，李家的新嫁娘，妖娆得很，当她成熟的腰肢在田埂上晃来晃去的时候，男人们原本无力的脚下就生起了风，然后他们的喉咙不由自主地吼叫起来，说那是发情有点过了，但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生理反应。对于胸脯特别丰满的女人，他们会喊水蜜桃或者香瓜，那是顾名思义的一种借代，还是比较含蓄的挑逗，也至少满足了自己的部分口福。眉眼花哨的女人，他们并不喊狐狸精，那太难听；喊味精，大家都高兴。其实那已经包含了狐狸精的意思了。彼时味精这样一种时髦的调味品，在江南乡村登场的时候，非常昂贵；难得在菜汤里放那么一星半点，也要等到客人来的时候。文化学者们总结道，所谓浪荡的心，人人都有，只是大家都有个笼子把它锁住了。笼子也有脆弱的时候，当一个超级巨大的气场滚滚而来的时候，笼子就变成纸糊的灯笼。

过于丑陋的女子为什么也会成为男人们口头的乐子呢？比如村上的瘸子阿香，走路一摇一摆的，脸上还有一个小时候落下的疤。文化学者们分析，这是人们审美深处的一种反弹。就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吃臭咸水、臭豆腐、臭桂鱼一样。当地乡村的辞典里，把这称做“丑讨欢喜”。

至于车水号子的内容，老汉们说，都是长辈们流传下来的，内容并没有特别的精彩之处，最大的遗憾是，由于年代久远，歌词什么的，他们大都忘记了，只能哼哼其中的曲调，他们补充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歌词，好多是临时瞎凑的。

学者们忙说，啊，那就是急就章啊，太精彩了，还记得具体的歌词吗？

老汉们说，记不得了，反正是见到什么唱什么，比如，有日头就唱日头，有月亮就唱月亮；有风就唱风，有雨就唱雨；肚里饿了就唱烧饼，唱猪头肉，脚下无力了就唱孙悟空。还有就唱：吃桃要吃水蜜桃，菜里味精鲜煞人。

学者们眼前一片雪亮。这两句前后不搭的词儿，反映了一个真理，凡是从口感、情感出发的东西，才会被人们记得牢。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他们洋洋洒洒的论文的有力支撑。他们的文字，给后来的文艺编导们提供了创作的空间。有一天，沙塘港村的老汉们被请到镇上看戏，其中有个节目就是《车水号子》。帷幕拉开，一群肌肉强健汉子，青短褂加红头短裤，在乐声中起舞，自是激越雄壮，其间有窈窕女子上前撩拨嬉戏，男女追逐、打闹，舞台上桃红柳绿、碧水盈盈，好不壮观。

演出结束，有编导问老汉们感受。某老汉说了一句煞风景的话：车水若是有这般快活，那公社书记都不要做了，都来抢着车水了。

【蚕花姑娘】

从湖边走向桑园的田埂，称桑埂。忙忙碌碌穿梭在桑埂上的，多半是女人与老人。养蚕的女人，会被城里来的文化人叫做“蚕娘”。

原先，桑园里没有歌。一种解释是，女子在桑园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会被长辈认为没正经。再说唱歌也要力气，早上喝一碗稀粥，出力出汗；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撒一场大尿，肚子里基本空空的了。总之，干活时唱歌，付出的成本蛮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黑白国产故事片《蚕花姑娘》风靡江南。故事的主人公居然是桑园的养蚕姑娘。这部电影里有一首歌，被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常好听。

鱼米乡，水成网，

两岸青青万株桑；

满船银茧闪光亮，

照得姑娘心欢畅。

……

有一天，居然公社的电影队来村里放映这部电影了，四面八方的人们像赶集一样涌向这里。第二天，桑园里就飘出这首歌了。因为唱的是养蚕的事，还因为实在好听，女人们在桑园里唱歌的时候，村上的公堂阿伯、平时一本正经的喜欢叱骂小辈们的六公公走过，居然没有开骂。关键是他孙女采芹也在唱，有人看到六公公呆呆地趴在一棵老桑树上，眼神直直地听着这首歌。后来六公公承认，女人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耽误农活，他孙女采芹还说，唱歌的时候，摘桑叶的手劲更大了。

太湖边的七十二个渎村，村村都想要放这部电影，但每天晚上只能放映一次，轮到最后一个村子，岂不要等七十二天？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即几个村子同时放映，前一个村子放映完第一个拷贝，赶紧送到下一个村子，一个拷贝的时长是半个小时，当时的乡村还没有自行车，送电影拷贝的都是村里的小伙子，要腿长，跑步快，力气大的那种后生。虽然那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但也不是谁都能轮得上的。你想想，当一个村子的打谷场上挤满了观众，电影正看得来劲，突然银幕上一片雪花。灯亮了，放映员说要换片，大家一片罗唣。这时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后生冲进场子，喊片子来了。大家不由给他让出一条路。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后生突然就成了仅次于放映员的明星。

后来，这里的人们把几个村子同时放映一部片子，叫做“跑片”。

那时大家还不太习惯使用“轰动”这个词，但大家都在唱电影里的这首歌。养蚕女人的身价，竟然在歌声里被抬高了。甚至城里的姑娘，也想到这太湖边的桑园里来体验生活并且收获爱情。谈婚论嫁的时候，介绍人说，人家是蚕花姑娘呢！口气是蛮响亮的。

后来就听说，放映《蚕花姑娘》的那个电影队小伙子，真的娶了一个桑园里的蚕娘，就是六公公的孙女采芹。桑园里的爱情，显然沾了电影的光。

不过，电影再怎么好看，歌再怎么好听，爱情再怎么动人，蚕娘们说，养蚕，哪有这般浪漫啊，那是天下女人最苦的活啊。

城里来的地方文化学者不太理解，不就是采采桑叶喂喂蚕吗？

且听蚕娘怎么说吧。

看似寻常的一日，农历四月初八，却是一个吉祥的好日子。村里会给养蚕的人家发蚕种。那是很小的一张纸，假如你的手一松，它会被湖风刮走。但这张十厘米见方的纸上，是2万5千条蚕的生命。它们的体积，比芝麻还小，也是一粒一粒的籽，称蚕籽。然后，第二天，蚕籽要见光，平时连晚上都舍不得点灯的养蚕农户，在白天到来的时候，一齐把电灯打开了，这叫烘蚕籽。蚕娘们回忆，早先没有电灯，这张蚕纸是放在贴着内衣的胸口捂着的，如果是少女或少妇，城里来的文化人喜欢管那个地方叫“酥胸”，他们相信那地方散发的能量一定比电灯大。也有的老蚕娘把它放在热锅盖上，借助锅里的温热来孵化。一粒一粒的蚕籽最早是在纸上蠕动起来。它们正式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件事跟婴儿一样，要吃。于是天蒙蒙亮，蚕娘们就出门采桑叶了，带露珠的嫩桑叶，是幼蚕们的最爱。

蚕食。这个原本温良的词，居然一直为史家所沿用，据说后来还是秦灭六国的专用语。这个比喻看似平和，如同蚕吃桑叶那样，一点一点，但结果很惊人，假如你是一条野心勃勃的蚕，将别人的城池看作桑叶，那么，不知不觉地、一口一口地，就被你吃掉了。

养蚕的日子里，人采桑叶的速度，几乎跟不上蚕吃桑叶的速度。那真是卧在竹匾里的千军万马，它们不急不躁，扭动着干净而儒雅的身姿，穿行在苍翠欲滴的桑叶中。它们显得格外白皙，于是蚕娘们送它们一个名字叫白小娘。它们吃桑叶的声音，起先像下小雨，沙沙沙的；后来，简直是压低了嗓子的暴风骤雨了，文人们送它们一个词：急管繁弦。看窗子外面皓月当空，室内却似风沙弥天，不知有多少部队在冒雨行军。

蚕娘们一夜要起来十多次喂蚕，说她们“和衣而睡”，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一个个蓬头垢面，她们自称“隔夜面孔”。天亮的时候，个个眼睛里都有血丝。

蚕卧在被木架子隔成一层一层的桑匾里，就像上铺、中铺与下铺。跟人一样，它们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身强、活络，有的病恹恹的；喂蚕的时候，蚕娘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她们肯定记得，哪只匾里，有几条蚕是要特殊照顾的，宁愿自己多吃点苦，也不会顾此失彼。有的蚕娘几天几夜不睡，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此地有民谚：日不歇夜不眠，三十六天见铜钱。古时的钱币是铜制，铜钱是百姓活命的依靠。虽然纸币已经用了几个朝代，老百姓还是觉得“铜钱”二字比较牢靠。三十六天不算太长，但这里的女人们养完一季蚕，人都要褪掉一层皮。不过你想想，通常集体的“分红”要到年底，家家户户的钱袋子是瘪的，如果你肯吃三十六天苦，蚕宝宝上山吐丝结茧的时候，躺在收购站抽屉里的“铜钱”就在向你召唤了。

桑园对于蚕娘们的最好回报，就是桑葚，如果是一棵老桑树，会结一担桑葚。本地方言，称它桑闷子。酸甜酸甜。它能把你的牙齿染得乌黑，有时你的衣领、脖子也染上了桑葚的汁水，此地人就说你是“乌风梢”——一种习惯蜷隐在茅草丛中的蛇，尾巴是乌黑的。这种蛇看起来可怕，但并不毒。

在城里来的做田野调查的文化学者看来，蚕的上山与吐丝，是养蚕最美的风景了。可这个节骨眼上，蚕娘们连气也不敢松一口。所谓上山，就是用干稻草绞成长长的草龙，铺在干爽的地上，让千万条蚕卧在草丛中，欢快地吐丝作茧。欢快这两个字，也是文化学者们强加给它们的，他们还说了一个词叫“千丝万缕”，作家知道了却认为缺乏温度，也不够生动。如果我们重返那个白小娘们吐丝作茧的现场，你会发现，白小娘们吐丝的时候，有一种舞蹈的节律，它们是不经意的，是挥洒自如的，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是充分的来电与放电。然后作茧的时候，它们是有章法的，不是急吼吼的，它们将自己包裹起来与这个世界作别的时候，是恬淡的，有一份从容的定力。然后雪白的茧子是纯洁的，说它们像雪花银子有些俗，但真的是一尘不染的尤物。

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蚕娘们有多辛苦。有的蚕已经在上山，有的蚕却还在吃桑叶，老的老，小的小，你照顾了谁好？一条蚕也不能落下啊。那样的长夜只有太湖里吹来的风陪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蚕娘们面前，有一丝一缕的光亮，然后织成一片片的光亮，她们把雪白的新茧轻轻地拎起来，摇一摇，茧子照在她们疲惫而开心的脸上，那种光亮与她们的微笑很搭配，丝绸的温软与质感，难道不是从蚕娘们的笑容开始的吗？

虽然养蚕真的很苦，但蚕娘们在养春蚕的时候，心里已经在惦记着夏蚕和秋蚕了。并不是她们特别喜欢白小娘，而是她们离靠养蚕持家的目标还有一些亏欠。修屋或造屋，出嫁或迎娶，还有生养、念书、看病、还债，等等，开门七件事哪样不用铜钱呢。来这里做田野调查的文化学者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这里的男人是被夜潮地逼得做不成懒汉的，那么，这里的女人就是被无边无际的桑园炼成勤快的蚕娘的。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桑园。这是一片巨大的气场，如果做一个减法，把桑园减去，无法想象，女人会是什么个样子。

养完三季蚕的蚕娘们，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虽然荷包里有铜钱了，但心里是空落落的，身子也都有些亏。说她们想念那些茧子，不知被运到哪里去了，做成什么衣服了，不知穿在谁的身上了，可能有些矫情，也不切实际。但她们会掰着手指，算计着春蚕开养的日子。也就是说，即便是歇着，也是为下一季养蚕积蓄气力。

难得的冬闲时光，她们又想起那部电影、那首歌了：

一把青蚕一把汗

一条蚕儿一颗茧

蚕儿肥壮人辛苦

换得丰收心里甜

满河小船忙运茧

好似白云飘水面

……

【积肥记】

今天的人们说起太湖蓝藻，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四十年前，它却是农民的宝贝。

那时不叫蓝藻，叫湖淀。专家说它的含氮量很高，是非常好的有机肥料。当年的太湖还没有污染，湖面上难得有小面积的湖淀集聚，渎边的每一座村庄都会组织人手去捞湖淀。但很多时候，出去捞湖淀的农船晃荡了一天，也捞不到半船湖淀。

捞不到湖淀，大家心里着急。因为没有污染，也就没有“环保”一词，如果这一天，外出捞湖淀的人们空手而归，大家就会对着清粼粼的太湖水开骂。显然人们是把太湖拟人化了：清汤寡水的东西，叫你长点湖淀出来就这样难啊。

空空的船舱意味着，即便是一个正劳力的工分，也要打八折。记八分工，对于在外奔波了一天的正劳力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毕竟没有捞到湖淀，谁也没有办法。

显然肥料是个大问题。渎边村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城里。

城里当然不会生长湖淀，但城里每天会产生太多的垃圾。市民日常生活里的很多垃圾，本身就是很好的肥料，比如煤球灰、蚕豆壳、笋壳、菜边皮、鱼内脏、馊饭菜等等。

于是，村里派出了五吨重的木船（后来改为水泥挂桨船），由六七个人编成一组，向无锡城进发。

捉垃圾，听起来并不很雅，但事实上，这在渎边村是一项体面的活计。农民们可以借此进城逛逛，而且是无锡这样的热闹城市，而且这也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无非是肩挑两只筐，手拿一把笤帚；沿街走巷，一路观花。在旁人看来很是散心。

每次安排去无锡城里捉垃圾，生产队长总是颇费考量，大家都争着去。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城里捉垃圾的，第一，你得脑子活络一点，会记路，如果你本身是个“阿木灵”（本地形容愚蠢的人的方言），一进城就迷路，还得找个人来伺候你，那怎么成呢？第二，你得会几句普通话，虽然无锡方言在环太湖一带是大略听懂的，但是，无锡城里居住着太多外地口音的人，语言上的障碍，肯定会对捉垃圾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你得会跟人家搭讪，懂得交流，不然人家连门也不会让你进。

把时光退回四十年，符合上述标准的农民并不是很多，最后的筛选是狠着心肠来的。做个队长真不容易，人情面情，他都要照顾，但是也不能坏了做事的规矩。

虽然进城捉垃圾是干活，但是，只要是被派到这份活儿的农民都会换上干净一点的、补丁少一点的衣服。说他们像进城走亲戚，显然是夸张了，但他们的脸上确实挂着一种平时不见的神态，那种说不出的期待和谦恭以及隐隐自得，只怕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

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出发了。为了那一炉煤球灰，他们必须赶在城里的居民早晨起来生煤炉之前赶到，如果晚了，城里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就抢先了。居民们刚把煤炉灰倒掉，他们就赶紧上前打扫，这样等于是替居民们干活，城里人当然是高兴的，凭良心讲，那时农民的地位并不很低，虽然囊中羞涩，但政治上属于“贫下中农”，和城里的“工人阶级”一样，场面上都是响呱呱的。况且，农民们大都一脸的朴实，是经过选拔才到城里捉垃圾的。城里人不但放心，有时还会指点他们，从这里走过那个巷口，还有几家是烧煤炉的，赶紧去，他们起得晚，煤炉还没有生；还有那家，你们就不必去了，这几天家里没人。

春天的时候，江南一带喜欢吃那种剥了壳子的青蚕豆，还有同样需要剥壳的鲜笋,一只笋就能剥出一大堆壳子；到了夏天，蔬菜瓜果特别多，到处都是黏糊糊的瓜皮果壳。这个产生垃圾的旺季，给城市居民逼仄的生活空间平添了许多烦恼。环卫所的工人每天只打扫一次，而且不可能深入到居民家里。是农民们及时带走了这些垃圾，他们卖力的清扫，让他们的眼前顿时清爽起来。所以城里人对前来捉垃圾的农民们是不反感的。有时，几天不来，他们反倒不习惯，怎么捉垃圾的农民兄弟这几天不来呢？时间长了，大家彼此也熟悉了，有时也拉拉家常，农民看到城里人家的收音机、缝纫机、闹钟（当时江南城乡的家庭标配），很是羡慕，他们不会用手去摸，但他们会瞪大眼睛去看。然后，看到城里人住的房子那么小，他们就会松口气说，我们乡下呢，就这点好，房子大，一个猪圈也有这么大呢，他们比划着，显得很自信。城里人并没有误会农民把他们不大的住房当做猪圈，反而说，是啊，你们吃的白米也比我们新鲜，空气也比城里好。那个时候，城里居民家里是不安防盗门的，窗子也半开着，有时候家里没有人，门就那么虚掩着，农民们大大方方推门就进去了，把堆在屋角的垃圾取走、打扫干净之后，他们顺手就关上了门，从来没有听到谁家少了什么东西。

彼此混熟了，农民们进城的时候，会顺便带一些地头刚择下的蔬菜，比如洋葱、萝卜、蒜苗、鸡毛菜，城里人特别喜欢。他们发现，农民捉垃圾的扁担上，还挂着一杆小秤。家门口的交易，其实已经不是生意了。江南的夏至，有吃馄饨的习俗，城里人认为，用鸡毛菜加肉剁馅，是最馋人的。所以，在相宜的季节里，他们对捉垃圾的农民兄弟也有祈盼。所谓各有所得，大家都乐意。

农民们的吃饭，一般用船上的行灶自己烧。但有时他们捉垃圾的战线拉得过长，赶到船上烧饭太误时间。于是，中午做饭的时候，农民们拿出刚脱粒的新白米，跟居民们商量，能不能借你们的锅灶煤炉煮一锅饭？我们可以多给你们一些米。

说实话，这种刚登场的新米，不煮饭闻闻也是香的，城里居民哪里能吃到，他们略加迟疑，就答应了。

于是呢，城里人家不大的饭锅，煮上了渎边村农民的新米饭。煮饭的过程这里忽略不计，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农民装上几大碗，就告辞了。剩下的半锅饭，是他们留给居民的，作为酬报，这半锅米饭的价值当然不止几个煤球的费用，所以他们转身离去的时候，连声的感谢里并不附带歉疚。然后他们消失了。消失在小巷旮旯的深处，他们会找一个背风僻静的处所，蹲在街沿石上，安安静静地吃他们的午饭。这饭还冒着热气，搭饭的咸菜是他们自带的，有的还带了自家腌的萝卜干。居然，能在城里吃一顿热饭，看看城里的光景，听听喧嚣的市声，感觉自己也是城里人了。总之这一顿饭他们吃得既开心，又有尊严。

捉垃圾的活儿，一出去就要好几天，吃饭容易对付，晚上住宿只能在船上将就。春夏之交的天气，夜里也不怎么凉了，男人住在船尾，女人住在船头。夜里看看星星，扯些闲篇就各自呼呼大睡。等到船上的三个舱全部堆满了垃圾，就难分什么船头和船尾了。须知一层层的垃圾闷在船舱里，等于是在闷烧，最上面铺几张草席，人就睡在上面，开始觉得软塌塌的，倒也舒服，慢慢地觉得背心里发烫，原来是垃圾冒烟了，赶紧舀来河水，浇了半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可以出远门的活计，除了捉垃圾，还有樵青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湖边的村庄还没有普遍使用化肥。田地太多，即使把所有路边和田埂上的青草都割下来，沤成有机肥料，也还是不够的。于是，渎边的村子经常派出青壮劳力外出樵青草。常州与无锡的郊区，那种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通常是他们的首选。一般情况下，一支樵青草的队伍里，会有三个男劳力、三个女劳力，再加上一个男半劳力（比如上了年纪的老汉），也就是七个人的规模。配上一艘五吨的农船，一般要出去两三天，吃住都在船上。他们挣的工分，与樵得的青草斤量，是成正比的；不到船舱里堆满青草，他们不会回来。这个活计肯定不如去无锡城里捉垃圾那么抢手，但毕竟是出远门，又是集体行动，吃苦与乐趣也是成正比的，所以大家比较争先恐后。

走水路去常州和无锡要过太湖，遇上风急浪高的天气，载满青草的农船就有危险。1970年的夏天，一只满载青草的农船在太湖的风浪里差点被颠覆，农民张茂金不慎落水身亡。这个消息对太湖沿岸渎村的农民们不啻是个沉重打击，此后他们外出樵青草就改变了策略。沙塘港村90岁的杭金德老人保存着一个1964年的日记本，那上面有详细的记载：

1964年8月22日，全队妇女集中，自备干粮，凌晨3点集中到农船上，将船摇到漕桥、潘家桥、雪堰桥等地去樵青草，到这些地方时天已经大亮，大家分散各自樵草，到船上过秤。一般到中午的时候，船舱里的青草就满了，而所有樵草的人都步行回家，只留下三个水性好的汉强、春生、根大，摇着一船满满的青草，穿太湖回到沙塘港村。

接下来，杭金德老汉记录了一组当天割草的数字，以及他们获得的工分。

根娣484斤，月凤267斤，小大304斤，顺娣324斤，金伯308斤，杏芬27斤，芳芽128斤，顺梅347斤，菊英322斤，玉珍372斤，美琴285斤，美宝440斤，听娣332斤，仙大258斤，早元251斤。

按当时的规定，每一百斤青草计四分工。这一年，村里每个整劳力一天如果按十分计算，价值是五角钱。那么，以力气比男人还大的根娣这一天的分值，她大约可以进账两元三角钱。这是非常高的收入了，当时一斤猪肉也才几角钱。但是，同样樵草却产量偏低的杏芬，由于肚子疼（后来她告诉别人，是“二姨妈”来了），这一天她连五角钱也没有挣到。

【村干部】

杭金德老人当年做过生产队长。你别小看这个乡村级别最低的芝麻官，手里还是有实权的。根据他的回忆，当年做点小干部并不容易，政治运动多，什么事先拿干部开刀。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日记本，记录的全是当年村干部在“四清”运动中作自我检讨的内容。

杭连生（时任生产大队队长）自我检查：

1962年用队里的钱借给蒋细狗50元，后办移交时，蒋还25元，还有25元以小农具租金代替。

和队里骨干集体吃喝，吃几次，并做一次单据。共吃掉35元洋葱款。

小舅子群生砌屋，私下给他队里的芦菲，价值10多元。

自己在机船上做轻工，给自己记三个工。

私拿队里的百合20斤，蚕豆5斤。

多拿麦粉20斤。

公社领导来开田头现场会，走时拿队里的芋头50斤送给公社几位领导。

自己家住队里的公屋，两年未付租金。

男女关系问题：我和崔某某好过，虽然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但群众影响不好。

杭连生应该是比杭金德官级别高并且握有权力的大队干部。凭良心讲，他吐出的这些“错误”，看起来数额不多，但当年的10元钱，至少是今天的1000元，按照这个倍数，放在今天，那也是不轻的错误，至少性质是一样的。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的认错态度，在组织面前，把给自己多记几个工分的事也坦白了，甚至连“没有发生肉体关系”的精神恋爱，也暴露无遗。这份供词证明当时对干部确实管得很严。批评与自我批评，向来是中共获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蒋坤元（时任生产大队会计）自我检查：

缺少阶级立场，敌我不分，大队食堂解散后，把一只轧面机卖给地主裘玉兴，只收他50元；还有一只轧面机，没有和其他干部商量，独断独行卖给了陈细大（穷困户），也只收了50元。

对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模糊。如富农杭国章，只看到他干农活是把好手，没有看到他政治上的阴暗面，比如他污蔑有些干部下乡蹲点，是形式主义，加重乡村负担。

对四类分子杭孝堂放松监督，让他去无锡卖萝卜，助长他搞投机倒把，他帮大队买的600元桐油，完全失效无用。

1963年，开后门买来四十斤化肥。没有交给公家使用，给雨生12斤，德荣12斤，富大6斤，我自己20斤。

1964年挪用大队仓库稻草20捆，修补自己的漏草屋，至今荡账，没有付钱。

另有粗木头一根，是三队仓库里的，坤生（队长）送来给我，我推辞不过，只付了3元钱。

1962年，做生产队会计时，帮翠芬多记了53斤青草，使她多得2分工。我和她谈过恋爱，因我娘说我们八字不合，就回绝了她，后来她嫁给瘸子王龙生，生活清贫，我心里不太好受，我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个蒋坤元的“错误”，放在今天，一大半应该表扬。他对自己多占的一点点公家便宜，那样地痛心疾首，就连给昔日的相好多记二分工这样的事，也坦白出来。从字面上理解，他的住屋不但是漏雨的，还是草屋，作为一个手握经济实物权的乡村干部，换了别人只怕早就住大瓦房了。关键是，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人人都在掏心剜肺，他能不把自己的心全剜出来吗？

杭熙苟（时任生产大队副书记）自我检查：

帮四类分子杭孝堂盖草屋，还给他六尺布票。

叫伯军、坤生来帮我家种自留地,剥削他们的劳力。

1963年冬，参加赌博“小来来”，导致全大队很多人染上赌博的瘾。

1962年，到下朱街农具厂，打了大队证明开后门，买木头为父亲做棺材。

男女关系有4人，但只有1人发生过肉体关系。

贪污粮票40斤，山芋100斤。

开后门。是因为前门老是关着。当时的乡村还盛行土葬，为父亲买木头做棺材，虽然背了一个“开后门”的罪名，想想也值得。

然后，帮助四类分子。所谓“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等。乡村基本没有右派，被“专政”的往往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可是，再怎么专政，他们也是人啊，在一个村上住着，有的还是长辈。他们有困难，难道能忍心看着他们住的草屋淋雨吗？

叫几个村上人来帮干活，实际也是一种互助。怎么就变成了剥削劳力？朗朗乾坤，天地良心，又不是一个相互抹黑的时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抹黑自己呢？

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男女关系”是如何界定的。按照杭的说法，他只和一名女性发生过“肉体关系”，但却承认“男女关系”有4人。另外的3人，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对此，杭金德老人给出了明确说法：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法传下来的标准。平白无故，你为什么帮一个女人多记二分工？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贫困的年代，一个村里总有个把寡妇，你千万不要因为寡妇生活困难，你就单独上门去看望，即使你什么也没做，你也讲不清楚。

再有，但凡女人来找你说事，即使是在村部办公室里，你也要把门开得八敞，有窗子的话，窗子也要打开，免得闲话闲说。村里的年轻人业余演文艺节目，作为村干部要走得远远的，为啥？唱唱跳跳，半夜三更，最容易出事。有的年轻媳妇，家里男人气量小，有时半夜鸡都叫了，女人还不回来，他抡根棒子就出门了，如果你村干部也待在那里，跟她们说说笑笑，那么好了，人家肯定不会放过你了。

那个时候，干部见了群众是敬畏的。

这样的一种生态，鲜见于记载。

附：杭金德1961年5月11日参加公

三级干部会议记录

陈书记讲话，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60条意见，其中规定，太湖渎边的生产大队，允许社员在家边、屋边、田边、河边、沟边、路边、塘边、坟边等“十边”地上种植作物，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并将少量自留地分给社员，绝对不给社员扣上“资本主义尾巴”。

说起这“十边”，乡村的老人还有记忆。原来农民基本没有自留地，或者说，自留地少得可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给当局是一个巨大的警醒，把荒废的“十边”腾出来让种植农作物，真是一个天才的构想。这“十边”的面积可大可小，上边的干部管不了这么多。于是渎边村的农民更忙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这“十边”上种植的收获，基本是他自己的了，所以渎边村的人们舍得辛苦，愿意辛苦。

村事

七十二渎村之首，当数沙塘港村。

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道：“港口十八村，村村十八巷，巷巷十八家，家家七八人。”

也就是说，这个村里还有十八个小村，由此派生出来的巷子和人家，都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在这里，向一条古老的通向太湖的河流——横塘河致敬。它以从容不迫的姿态穿村而过，在与太湖接口的地方，它还调皮地捺下一撇，感觉那是文人不经意留下的遗墨。

为什么一个湖边渎村里，会有一条热闹的老街？那是太湖里的捕鱼船遇到风浪时，抄最近的水路，将船驶进沙塘港附近的杨家潭或竺山内湖。最多时，几百条扯篷船一齐涌向这里。想想那是什么场面。这河岸上怎么也得有一条街啊，这是老天送来的客人。

人老了，街也老了。

扯蓬船进了沙塘港，渔民们会放下一只小舢板，把捕到的鱼虾赶紧拿到老街上出售，然后再购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鱼虾变成的银子，很快变成了水岸小馆里的烹炸爆炒，变成了进行时的渎边故事。

【甜白酒】

很多外地的渔民到了这里，喜欢喝一个名叫老袁的白发公公酿制的甜白酒。那种酒用上好糯米，加一粒奇特药丸，鸽子蛋般大小，称酒娘。糯米煮成白饭，酒娘加入其间，很快它就发力了。甜，是纯正的那一口，比起苏州贩来的甜白酒，那是甜得腻答答；这里却是山歌一样的呱啦蹦脆的甜。再就是凶，喝酒的人知道，有一种凶叫做刚刚好，如同不讨厌的小娘子的那一股泼劲。如果喝的是二锅头，那是直来直去的凶，就如一拳打上来，面孔都要裂道口子；这甜白酒不一样，它是衣服一件件脱的，脱到剩下个红兜肚，不脱了。挠你的心。这样的一口甜白酒，居然渔船开走了，渔民们还忘不掉，撒网的时候还生生地想着，一回到沙塘港老街，就都扑向老袁的酒铺。

但是老袁这个人行踪不定。他没什么店铺，生意都在自己的住家进行，但他的家门一年倒有半年关着。他并不是在外闲逛，而是在采药丸的原料。因为他生意好，别人也想跟他讨要酒娘的配方。他倒不保守，悉数讲给你听，有时还写在纸上：须采一种太湖芦荡里的辣蓼草的籽，来做酒曲，与籼米一起用小石磨磨成粉，经过发酵、日晒等多道工序，才能搓出一个鸽蛋那么大小的药丸。不过，别人按照他的方法去做，那一味丸子就是差了那么一股劲道，要么太甜，要么太酸，或者凶得没有道理。

此地风俗，农历六月十九，家家户户要蒸馒头。这馒头也须用甜白酒来发酵。老袁很忙。过年时农家做米酒，就是个小门小户的人家，平时节省，米酒却不能省的。一做就是上百斤糯米。老袁的酒娘哪里够？谁让他的酒娘那么灵，又那么便宜呢，零售仅两毛钱一颗，批发呢，一毛五。天地良心。

一个人就怕出名，虽然老袁没有单位，背个褡裢袋到处走。但当年可以管他的部门很多，比如工商、税务，可以管他无证经营、漏税；“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可以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老袁就跟他们打游击战了。他瘦瘦的身子像湖风一样刮来刮去，想要买他的酒娘的人总能找到他，想要找他麻烦的“公家人”却到处抓不着他。终于有一次，凑他回家看望老娘，几路人马一起“端鸡窝”，把他逮了个正着。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河面上结了薄冰，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出门时顺手带了把扇子。工商人员骂他神经病啊，他说，你们把我关起来吧，给我管饭，一直管到夏天，我才高兴呢。最后工商人员要他写保证书，他写了一句话：我老袁保证不做不卖。但没过几天，他又在老街上卖酒娘了。再次被抓到，他还抵赖，说，我是讲过不做不卖，但我没说过做了不卖啊。某次，又抓他，是个夏天，他扛了一床厚棉被出门，说准备住到冬天。那天他破天荒发火：老子不做酒娘，六月十九你们用什么做馒头，过年不做米酒，鬼才上你家门呢。

果然。这年的六月十九。老袁失踪。老街市面上有各种酒娘，唯独不见老袁的。这就动了众怒了，老百姓苦水苦月，对难得的一个节日都比较重视，老袁的酒娘，想必是做馒头的核心，也是这个节日的核心。因为一个馒头的变味，人们突然变得沮丧而且愤怒。工商组的办公室被群众包围。问，你们把老袁弄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知道老袁的确切去处。不过，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没过几天他像一阵风一样回来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无疑老袁是个民间智慧人物。可惜他生错了年代。

后来报社的记者给他写过文字，不过他已经去世了，是他的儿子提供的材料，清明的时候，他儿子把那张报纸在他坟前烧了。居然有人闻到了甜白酒的香味。

【鹞子】

农历二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起，老街上下的人们会到太湖边去放风筝。

此地方言，称风筝为鹞子。

是因为这浩荡的湖风，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格外清爽，沙塘港的人们都喜欢这一口吗？文人的理解是放飞一种心情。其实，这跟太湖边航船的人家出行有关。旧时没有天气预报，到了有天气预报的年月，没有收音机。鹞子一上天，大家就知道刮什么风，风力有多大。该不该出门自己有数。

民间聪明的人多。湖风有时也像音乐，这里的人就在鹞子上装了笛子，风一吹，笛子自动就响起来了，四面八方都听到笛声，悠悠长长的，这里的人称鹞笛。民间传说里的鹞笛，却与慈悲有关。清明前放鹞笛给十八层地狱里的冤鬼听，告诉那些被打入地狱的冤鬼，春天来了，又一年过去了。

晚上飞上天去的，称鹞灯，那是在铁丝箍成的篮兜内，放进烧红的炭火，风一吹，炭火发红发亮，在漆黑的长夜里闪闪烁烁的，铁丝网兜洒落下一串串带尾的火炭屑，在夜风里像极了火凤凰的尾巴。天色很晚了，那些驾了船出去捞水草的、卖杨梅的、卖茅柴的、捉小猪的，如果哪只船还没有回来，那他的家人必定会为他放鹞灯的，那时的鹞笛和鹞灯，除了在催家人归来，也在为家人导航和祈祷。晚归的船只在十里水路之外就能听到鹞笛，那样漆黑的长夜，笛声传来，突然鹞灯一闪一闪，船上人的心就感觉到家了。

外地的渔家喜欢在沙塘港过夜，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民风比较厚道，不但有鹞灯给导航，还在一个叫暗山的地方（此处有暗礁）竖了两根高高的、粗蛮蛮的石柱，上面常年架了风灯，作为防止触礁的标志。

鹞灯和鹞笛，后来就慢慢失传了。

那是因为，制作鹞笛很费功夫，须取一种孵鸡竹，其柔韧性较佳，亦轻飘灵动。粗竹管用来做高音，风灌进去，其音深沉内敛、共鸣声宏大；细竹管的音质较为娇糯，如田头阿妹，嘤嘤盈盈，自是清灵婉转。此竹不易找到，制作也颇费功夫，当今人们做事，效益放在第一，制作鹞笛费时费工，无钱可赚，失传是自然。远去的不仅是手艺，也有日渐淡薄的匠心。至于鹞灯，那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如今哪里还有炭火，取暖都是空调。船家的手机都有导航功能，船只上也配备GPS设备。鹞灯只能存活在老辈人的记忆里了。

但是这鹞子，却是一代传给一代，成为太湖渎边人家的一种精神陪伴，一道常年不衰的风景。

起先是放着玩，后来就有竞争了。我钱没有你多，房子没你家大，说话没有你牛逼，但我的鹞子比你家的飞得高，不相信，就拿出来比一比吧。

你有蝴蝶鹞，我有燕子鹞；你有八角鹞子，我有蜈蚣鹞。沙塘港人记忆里最长的鹞子，足足80米，那真是一条巨龙鹞，系了十多盏鹞灯，八支对称的鹞笛。当巨龙吃到天风，在高天上飞舞的时候，人们有片刻的惊呆，感觉真龙附体，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一个秘籍是，鹞子要飞得高，必须吃到天风。当地民间的语境里，形容人厉害，也有一句歇后语：此人吃到天风了。意思是得到了天助。什么天风，在气象学家看来，那都是大气流的影响。文人和道家不这么看。文人爱想象，比如陆游，早年来过太湖边。一只鹞子扶摇直上，他会写诗赞叹：纸鸢收线愁风恶，秧马掀泥喜雨蒙。堪叹今年衰更甚，苍颜纵醉不成红。道家是讲风水的，可以放鹞子的地方，气场必定清朗且开阔，为什么有的鹞子放着放着会摔下来，因为它的气场不对，它吃不到天风，它不能穿越高天上的流云。慢慢地，鹞子不但是起码的乡间娱乐，也维系着一种民间的匠心，更有农家心情的依附，平头百姓是终归吃不到天风了，就让这鹞子代他们吃天风去吧，当他们手扎的纸鹞真正飞到高天之上，他们在地上扯着鹞绳奔跑时，感觉如有神助。这种力量，除了老天能给，还有谁肯这样发力。这样的感觉，除了放鹞子，庸常琐碎的日子里，何处可觅？

【唱春】

此地三百六十行，没有一行是可以轻慢的。

唱春佬，属于早年乡村的一个活跃人物。后来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脱口秀，其实已经是他们的晚辈。不过，凭良心讲，唱春这个行当，在乡村的地位一直不高，他们是吃开口饭的，一双细腿，一副小锣和敲板，东村跑到西村，见什么人，唱什么词曲。他总要逗你开心，顺着你的心窝子唱。唱到你动心，他决不让你扔几个铜板给他会觉得勉强。

没有人从心里讨厌唱春佬，这是实情。寂寞的乡村，有时像扣着锅盖一样憋闷，唱春佬一来，打谷场上的鸡鸭都撒欢起来，小河里的水都流得快了。实际上唱春佬进村的时候，功课已经做足，像这一行的人，眼尖，记性好，过目不忘。你以为他嘴里没遮拦，见到什么就唱什么吗？从来不是，他一步路也不会走错。哪个村上谁家在给老爷子做寿，哪个村上谁家造房子今儿个上梁，谁家女儿今天出嫁，还有谁家生了大胖小子在办满月酒，他都知道。

唱春分两种，一种是“送上门”，艺人穿村走巷，挨门挨户献唱，领取赏钱；还有一种是“送座堂”，那就有点说书的味道，起码是《牡丹亭》，或者是《孟姜女》，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卷帘子的。当然价钱也贵。大半的唱春佬，只能送上门，通常是站在你家门前，若是你门前有棵石榴树，他就从石榴唱起，当然唱你是多子多福，但如果你家生了一窝女儿，他一转眼就唱篱笆上攀爬的凤仙花了，然后他进了你家门，先唱你家四代同堂，再唱你家勤劳致富；眼睛一瞄墙上有奖状，赶紧唱你家五子登科，然后看到镜框里的结婚照片，又唱你家龙凤呈祥。想想也不容易，嘴里从来不停，只有眼珠子到处转，现编词，急就章，基本上枪枪命中。主人面带欢喜，他就加重佐料，这叫“加二奉承”，若是主人嫌烦了，他赶紧撤退。客气的主人会给几个赏钱，也有吝啬的主儿，米囤里抓几把米，或者给几个冷团子，唱春佬一样要受。

唱春佬还有一个不容易，就是心态好。这世间的冷暖炎凉，谁人有他心知肚明。但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他给善良的百姓送去乐子，却不会给名声不好的乡霸唱出赞歌。他现编的词儿里当然免不了有江湖味道，也有牵强附会的段落，但核心总是惜福，里里外外都是良善，也倡导一种善恶有报、慈悲为怀的价值观。每到一个村子，他也要拜码头的，村里有的老学究，扳他的字眼，说他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他就唱：大红帖子飘四方，自古就有唱歌郎，行行都有老师傅，学生我先拜老先生。乐得老先生手捋胡须点头大笑。

遇到跟他过不去的乡村痞子，他不慌不忙，现编一曲：花盆栽树根底薄，十指尖尖有短长，同是树木有高低，满池荷花开不齐。等于是认输，给自己台阶下，也是体面圆场。

有些词曲，不用矫饰，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江南田园牧歌。那种温暖的情调，那种充盈的地气，还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间智慧，会让我们的专业歌者脸红。

农家乐（唱春调）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接灶挂灯笼

流星火炮震天响 龙灯狮子赛活龙

二月里来杏花开 推开南篙就开船

河泥舱里有饭菜 小鱼小虾味道鲜

三月里来是清明 修圩筑埂顶要紧

马兰荠菜包团子 豆腐咸肉烧嫩笋

四月里来秧苗青 男女老少养蚕忙

锄秧田来翻草塘 还要吃顿乌鱼汤

……

如今，连同那些田园牧歌一起，唱春佬也消失了。

【修桥铺路】

村庄的周围都是水面。

没有桥的年代，靠摆渡。很多摆渡是不收钱的，称义渡。

有模糊记载的明代，这里的摆渡慢慢变成了桥，仅一个沙塘港村的周围，就有二十多座桥。

那都是村上的有钱人捐资建造的。后来就有了一个规矩，也是一种公认的价值观：你有出息了，有钱了，修座桥吧，或者铺条路吧，要不你的钱再多，在村里也直不起腰杆。

此地出入最重要的一座桥，就是沙塘港桥。明代正德五年，由乡贤裴清等人修建。崇祯元年，邑人杭有德重建此桥。又乾隆十九年，邑人杭志泉、杭时夏、戴瀛洲等人再次重建。然后到了民国初年，此桥再度颓败，邑人奚仲莆站出来重新选址，再建此桥。这让人想起外国人修教堂，一座米兰大教堂修了五百年，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修桥这件事，与修教堂有异曲同工之妙。教堂是外国人用来安放和摆渡灵魂的，中国人的桥梁活在俗世，说的是与人方便。这四个字，往深里说，直通传统文化的根基。一座桥站在那里，也有精神上的依附，励志和感召，都镶在一块块笃稳的桥石上。

水流到哪里，桥与路就延伸到哪里。老人们记忆里的符渎桥，是沙塘港连接欧毛渎村的必经之路。当时，七十二渎村的人，凡是要到浙江的长兴、湖州购买耕牛，都要经过这里。原先此桥是木结构的平板桥，非常简陋；农民们牵着牛走到桥边，牛犹豫着不敢往前，果然，一条腿迈上去，桥板就晃荡。只能把牛赶入河里，涉水过河。于是有人站出来建桥了。这种事情下手也要快。你不出来，别人就出来了。沙塘港村民戴葛明，在外地发财，回到村里就出资造桥，慢慢竟上了瘾。前前后后，他出钱新建、重建了15座桥梁。钱放在裤袋里谁知道啊，钱多了也是个祸害，走路都要小心。造桥多好，方便了大家，口碑是流传的，一个人的成就感，被嵌入一座座桥里，等于跟着桥一起活，别人都走了，你还活在桥里，真棒。

陆路也是这样。从前渎边一条路，一直通向浙江长兴，路面全部用青石铺设。这在当时的乡村非常奢侈。这里的人都知道，清道光九年，村民杭席珍出面修了这条路，当时也有邑人跟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后来被人们称为官路，但与官府无关。在蔬菜上市的季节，沙塘港村的农民，半夜两三点钟就起来了。夜潮地里生长的各种时令蔬菜，比如青菜茄子、长豆扁豆，萝卜百合，都是鲜货，一天也搁不住。还有渎上西瓜，一个就几十斤重。都要挑到街市上去卖，无论东西南北，都是18里生活圈，想去有集市的地方，大抵都是差不多这点路程。所以从前这里有句话，叫天亮18里。一付肩膀，一口气挑18里，天就亮了。你可以换肩，但不可以歇担的，若你停下来了，别人的菜担子抢了先，卖了好价钱，你就歇菜吧。遇上下雨天，别的土路上黄泥沾脚，步子都迈不开，唯有渎边这条官路，青石板走得稳稳笃笃，此地方言称其为 “滴爽”。

几十年后，村民裴效生父子投资500余万，将这条路改建为18米宽的黑色路面，汽车都能并排开几辆。人们怀念历代修路的人，嘴里不知烧了多少高香，有的人发狠起来就说，等老子发了财，也修条大路。

太湖水岸长达数千年邻里协作耕种水稻的历史，或许有一种文化上的惯性与暗示，它会鼓励人们关注他人胜过自我，事实上的农耕相互依存关系，一直被认为是该地区的文化价值。一项研究表明，江南人和北方人如果同时走进一家茶馆，经过一把妨碍他们走路的椅子时，江南人会小心翼翼地绕过它，因为他知道，这把椅子上有人；但是北方人却不一样，北方更为独立的种植小麦和小米的长久历史惯性，使得北方人对自己的关注会超过对他人的关注，那把被江南人绕开的椅子，肯定被他毫不犹豫地挪在了一边。

文事

【节场】

没有一个节日是平白无故的。过节就是民间记忆的接力比赛，一个老故事总是在被反复讲述，情节的丰富与曲折，都在讲述中不断完善与更新。

沙塘港这样的大村，肯定每年要有自己的节日。这里称节场。那是非常大的场面，节场那几天，四面八方的人群都会往这里赶，风雨无阻；人们又叫赶节场。

先是为了纪念一个古代的本地人，名叫黄二相公，小名黄泥郎。西汉末年，此人因救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被封为二品官衔的“黄二相公”。他长期生活在太湖边，有一手驾船的超凡神力，封了大官并不到任，还是在太湖边，救助太湖里的遇难船只。

一个口口相传的关键词是 “赤脚黄泥郎”，而不是“黄二相公”。遇难的船家只要大声呼喊前者，他就会飞快地踏浪而来救助。民间的解释是，必须喊黄泥郎，如果你喊他“黄二相公”，他得回去穿官服、蹬官靴，那岂不耽误时间？

所以，太湖里的船只每遇风浪，赤脚黄泥郎的名字会被叫得震天响。茫茫湖面，风急浪高，终得脱险的船家相信那是黄泥郎的神力，于是供奉高香，那是必定。一份救命之恩，储蓄在心里，等到节场到来的时候，肯定还得有所表示。

还有一个值得供奉的古人叫猛将，原为南宋抗金名将刘 。他曾经率领八字军大破金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令金兵闻风丧胆，后受奸相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贬为地方小吏。刘 体察百姓疾苦，发力整治农田、治理水患，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他特别厉害的一招，是驱赶杀灭蝗虫，老百姓真要给他磕头。每年秋天，沙塘港一带普种萝卜，偏偏这时蝗虫肆虐，百姓毫无办法，无奈之下，只能请神拜佛。据说，寺庙里的猛将菩萨，就是刘

的化身，又据说苏州姚径冈的猛将菩萨特别灵验，此地人就驾船走苏州，请来猛将菩萨。姚径冈的百姓不肯将猛将菩萨出借，驾了船来追，这里的人赶紧跪在菩萨面前许愿：若肯屈尊沙塘港，此后每年八月十五起，连做三天大戏敬奉于您。愿心一发，顿时风顺浪平，追来的船被远远甩在后面。此后猛将菩萨和黄泥郎都被供奉在当地的福善寺，据称后来果真很多年风调雨顺，旱地虫害也得到消除。

这个故事的注脚是，此地人赶这个节场，是为了奔赴一场与恩公的约会。平白无故地演三天戏，太奢侈了。但那是祖先对恩公的承诺，如果这三天里不看戏，不大吃大喝，不情感交流，不但对不起祖宗，对恩公那也是寡情薄义。被祭祀的两位恩公，一个在太湖上救危解难，一个在庄稼地里剿灭蝗虫，就是把普天下的酒，全部装了来请他们喝，那也是应该的。当然，他们心里明白，这酒最终都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

于是，平时再寒酸的小户人家，在这个汹涌到来的节日里也会请几桌亲戚朋友来吃饭。忙得乌头黄汗的人们相互会打听：今年你家几桌？暗地里都是憋足了劲的。谁家请客的桌数多，证明他人脉广，朋友多。此地有句话叫：量大财大。你舍得请朋友，必定会有回报。若是哪家不请客，会被大家点点戳戳，你想想，连个上门吃饭的亲戚朋友也没有，这种人怎么可以共事，撒尿也要多离他三个麦埂呢！

厨子们在这个节日里变成了香芝麻油，谁都要往上凑。这三天他们的身价特别高。手艺也是在比试的，谁家请的厨子若是烧的菜肴味道不地道，那等于是塌主人的台，所以每个厨子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刘师傅有“清蒸太湖三白”（特指白鱼、白虾、银鱼）；王师傅有“红烧狮子头”；李师傅有“腻蟹糊”；张师傅有“蟠龙痴虎”。其实客人们最喜欢的还是家常菜，什么雪菜田鸡、蒜瓣泥鳅，什么萝卜煨老鸭、茄子烧筒鳝，等等，都是吃客们的最爱。

戏班子早就脚底痒痒。三天要唱六场大戏，平均一天两场。唱的是滩簧戏，本地人称锡剧，也有越剧来客串，传统的剧目有 《珍珠塔》、《五女拜寿》、《杨家将》、《庵堂认母》，现代戏有《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的种子》等。名角儿来了，就等着票友私下请客。喜欢捧角儿的粉丝，还专门用冰糖熬了百合莲心汤，送给自己心仪的角儿补补气，润润嗓子。邻近集市的各式商号，都在往这里赶，老街被临时搭起来的店铺不断延伸。时鲜果品、服装布匹、玩具首饰、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一波一波浪头一样打过来，老街若是有肚皮，早就被撑破了。

外地人来这里走亲戚，一待就是几天。都说这里人情浓，好客；鱼虾多，吃食丰富，光景热闹。这个节骨眼上，光是甜白酒，怕是镇不住场面，有些外地的烈性酒，是亲戚朋友带来的。甜白酒在它们面前，充其量就是个撒泼的白小娘，定乾坤的事，还得烈性酒说了算。北边的西凤酒、竹叶青，还有洋河大曲，都想要唱主角，最后居然是被绍兴黄酒翻盘了。不管黄酒白酒，反正这会儿没甜白酒什么事了。这老街上，每天都有热心人士做统计，每一顿酒席被放倒的人有多少，都是谁。谁家的客人被放倒的越多，证明他待客越厚道。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每个屋顶下都在团团圆圆吃吃喝喝。此地人在一个节日里过两个节，让外地人钦羡。不过再怎么海吃，大家也只有一个肚皮。福善寺的祭祀活动一样不能少。黄泥郎和猛将菩萨端坐在佛龛上俯视打着酒嗝的香客们，无论他们虔诚还是潦草，眉目终是慈善。老街尽头几百个鞭炮同时轰响；然后就是开吃，几里地的长棚，都是一家一家接龙搭过去的，坐错了席也没关系。这是尽兴的三天，是陶醉的三天，是天皇老子管不着的三天。最新流行的说法，居然是“很文化的三天”。

【竺山先生】

福善寺是此地人们安放和洗濯心灵的地方，这句话太像文人讲的。在乡村的人看来，文人厉害，什么事被他们一写，咸鱼都能在水里游。但文人有时比较夸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过度解读”。但是这里的人说到一个古代的文人，却是语气恭敬。他叫蒋捷，因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诗太有名，史称芭蕉诗人，但此地人却称他竺山先生。这人厉害不？新编《宋词三百首》，他一个人独占八首。

如今你去沙塘港，已经找不到竺山了。一种场面上的解释，是这里的地壳在下沉，太湖水位却在上涨。但若你想去拜谒一下蒋捷墓，这个不难。他的墓很大，就在福善寺的围墙边上。不过蒋捷的墓前有些凄清，杂草多，青苔满地，福善寺旺盛的香火跟他似乎没有关系。你跟乡村的人打听，他会告诉你，蒋捷就是这里的人。他文章好，是南宋时考取的进士。因为脾气倔，不肯为元朝人做事，一支笔呢又不肯歇着，尽写些不合时宜的文字。所以他落拓，自己躲在竺山上。福善寺的住持和尚粗通些文墨，非常崇拜他，专门给他在寺庙里建了一个云阳山房。他也不要乡亲们养着，自己开个蒙馆，让周边村里的孩子都来跟他学文化。据说，离此不远的芳桥乡，北大校长周培源的先祖，也曾求学于蒋捷门下。

无非是才气加脾气，这是俗世对蒋捷的理解。每一个朝代都有不肯为当局卖命的角色。蒋捷的身世，文字几无所存。史志只说他祖上世代为官，家境是殷实的。这里要说的，还是行将消失的竺山气场。当年的蒋捷在此隐居，只有一个理由：作为一个南宋的士子，他痛恨元朝人。选择竺山，是因为这里是他家乡，远离喧嚣尘世，离太湖又近。动如脱兔时，驾一叶扁舟，在河汊港湾深处寻访故友；静如处子时，只闻纸上风雷，窗外烟波明月，全然不为所动。史传这位1274年的进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动荡中度过：不肯做官，不肯为当朝写马屁诗文，不肯见庸官昏吏。蒋捷终有一百个不肯，也抵不过一个情愿。他情愿在竺山上坐冷板凳，与天真的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心是否有了依托呢？“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心头？”（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身在庙堂之外，心依然高远，高远到太湖尽头，还是要像一只扯蓬船，翩然回头。

平时这周边村上的人轻易不敢上竺山叨扰蒋捷，但凡有什么大事，他们却愿意听听竺山先生的意见。与乡亲们在一起，他心情总是好的。“担子挑春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丫鬟入报，问到买梅花，买桃花……”（蒋捷《昭君怨·卖花人》）

蒋捷最可贵的东西，还不是他的秉赋，而是他的大寂寞。一个人即使活100岁，与漫长的历史比，也还是很短的。他如果遇不到一个好的时代，或者遇到好的时代却遭遇了非常差劲的环境，他的才华再出众，也会被打趴在地，一生基本就完蛋了。好在文人跟政客还不一样，政客一旦没有权力就得歇菜，文人还有一支笔，还有一副傲骨，还有一个会思想的不肯低下的头颅。说蒋捷的气场，给这里的俗世留下了一个精神的参照，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邑人虽然不懂得蒋捷，却还算敬重他，至少没有人欺负他，这给了他晚年些许的精神抚慰。逢年过节，蒋捷的门前会有些学子们送来的礼物；逢上红白喜事，蒋捷总是能受到村里宗祠的盛邀，尽管十有八九，他并不会去。乡村的人对于“风骨”一词，总是理解为脾气倔强，什么“从来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这些都是文人的书面语言，在乡村，大家敬奉的原则是好死不如赖活；人在屋檐下，何必不低头。

蒋捷去世以后，战乱频起，他的坟墓几度湮没而难觅，没有资料表明他有什么后人。前些年突然各级重视文化起来，蒋捷的名字便像出土文物一样变得金贵。想必时间会稀释世上的很多原本应该珍惜的情感，也会无端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愿人们在福善寺向黄泥郎和猛将敬香敬拜的时候，不要再忘记，这寺庙的围墙边上，还有一处寂寞的坟茔，一个叫蒋捷的留下许多传世诗词的诗人，在这里长眠了将近一千个春秋。

当年他创办的云阳山房，收费低廉，几近义务；后来扩展成竺西书院。在他的身后，有远近名师在此，颇有前赴后继的势头。不但本地，无锡、常州一带的学子也慕名而来，所谓文脉悠悠，此是后话。

2018年5月2日 于宜兴 铭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