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调离教育行业、进入人大机关之前，我对乡镇干部的构成、文化层次、人员素质、工作性质和行为处事的习惯与风格，总的来说是知之甚少、相当隔膜的。我总觉得乡政府里的那伙人是些不拿锄头的庄稼人，但做人的品质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说话粗鲁，办事潦草，作风还无来由地霸道，干什么事都咋咋呼呼，有拉大旗作虎皮、依仗官府欺负人的味道。

这一切也许与当地流传很久、由真人真事演绎成的一则笑话有关：说是某一年的夏收季，大湾乡的乡长骑着自行车到各村去巡查工作，因为下大坡自行车的刹车线被崩断，自行车越滑越快，乡长惊叫着又不敢从上面跳下来。山坡两面正在大田里割麦子的人，都提着镰刀直起身子来看。乡长大喊：我是大湾乡的乡长，绊倒车子的五十（元），拉住车子的一百（元）。

这怎么会让人对他心生好感呢？

尤其是我在师范读书、毕业后转行到行政工作、竟然成为我们乡乡长的一个同学到任，来村子里指导工作所犯的幼稚可笑的错误后，我对这类人的反感就更甚。

那时候我即将调入人大工作，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在老家务农的弟弟告诉我：你还说你的那个乡长同学是农村出来的，看来他对农村的情况啥也不知道。乡上在咱们村推广设施农业，建温棚。我说咱们家的地地头长，宽度不够，没法搭建温棚。你猜人家怎么说？两家共搭一个棚，各种各的。

我才知道，人稍微当上一个芝麻大的官，就会变得很愚蠢。

到了人大机关后，我提出到全县各乡镇去跑一跑，熟悉一下全县的情况，了解一下行政工作的程序。人大主任已经快到线了，是个明白人。因此慈祥地笑了，批准了我的请求。

首先奔东部山区高渠乡去了。

内心里有个小九九。

高渠乡十年前我去过。那是因为在寒暑假为县文化馆帮忙，搜集民间故事的时候去的。现在首选这里，是因为有个跟我一样喜欢写作的朋友小林在乡政府干文秘。

身份不同了啊，再也不是小学教员了嘛。到了县人大，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同样也是干文秘，但人大是县级部门啊，是权力机关啊，是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机关啊。如果连这样小小的虚荣心都不让我满足，那也太过残忍了吧？

时序进入九月，山区的秋意已经很浓了。一坡儿绿，一洼儿黄，一片儿红，花花绿绿，随山形地势而变，绝胜写实油画，只叹自然之手太过神奇了。

文友自然激动大于平静，也有炫耀的成份吧，直接把我介绍给了书记和乡长。

没想到书记那样年轻。

当然更没想到乡长会那样老。

这怎么搭班子干工作呢？

幸好年轻的书记点给我一支烟，给老乡长吩咐说：陪好县上来的领导。老乡长笑眯眯地拍着年轻书记厚墩墩的肩膀说，你放心去，亏待不了他。

书记说县上有个会，不陪我了，开着车一溜烟地走了。

乡政府有机关灶，但老乡长给小林说：你去，跟老何说一声，要驴板肠。提早准备好，晚上我们三个人好好喝一场。

我跟老乡长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乡长姓张，已经整整五十一岁了。按照县上不成文的规定，科级干部年龄到了五十二，自动退居二线，把位子腾出来，让年轻人干。张乡长是县上正科级干部中资历最老的，干过乡镇文化专干、计划生育专干，干过副乡长、乡长，也干过乡党委副书记、书记。但不论怎样，都是在三亩半的地里转圈儿，从西山里调整到东山里，从东山里折腾到西山里，从没有在川区和县直部门干过，现在又干回乡长了。

我有些不自量力地说：一般而言，从乡长到书记，从书记到部门一把手，这是干部任用的一般导向。你怎么从乡党委书记反而干到乡长，返回去了？

张乡长笑。你说的是一般情况，我属于二般情况。

我问：怎么个二般情况？

乡长不笑了，抽烟。把脸埋在烟雾里。说：你在行政上干上几年，就会明白的。

晚上，真的没有再叫乡上的其他干部，就我和小林，跟着张乡长去了街上的卤肉馆。

山野小乡，没什么好东西。这间小馆子，倒还收拾得干净卫生。店主人的女儿一看见乡长，露齿一笑，大辫子一甩，掀了门帘进到厨间去了，听见她柔声说：张乡长来了。

何老板就端着热的、凉的驴板肠出来了。

我们这地方是农业大县。过去马、骡、牛、驴都是大牲口，靠它们拉车耕地。后来山区退耕还林，川区全用机械，牛、马、骡逐渐消失，就是驴还有一席之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不拉车犁地了，蒙上眼睛全宰，吃肉。

真没想到，这驴板肠果真有些身份。无论凉、热，都透着筋、弹、脆，有嚼劲。一个字：香。两个字：香死。当地老百姓告诉娃娃：吃何家的驴板肠前，先把裤带解下来缠到头上，免得香破了头。

驴肉就白酒，只管弄。

我和小林都已微醉，但老乡长气定神闲，烟酒不停。

乡长说：小李啊，我的二般情况就是我一直在犯错啊。干行政，不犯错你就没法进步啊。让小林给你说说我犯的错。

小林喝了一口酒。说：乡长，你哪里是犯错，你是酒喝多了，我们散了吧，回吧。

乡长闷头一口酒。说：也是，都到线了，回吧。

小街幽暗，夜风甚凉，繁星倒是满天。

看着乡长关了灯安稳地睡了，我和小林来到宿舍。

可是怎么睡得着？

小林说，张乡长嘛，就是每犯一次错，就晋升一格，每犯一次错就晋升一格。现在他犯的那些错没有市场了，只能等着退居二线了。

早先，他是乡上的计生专干。有一次县长到他所在的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到了一户农户家。这家的女人生了好几个，还没有计划。县长就批评她，说，你养这么多，日子这样穷，为什么不少生、早结扎呢？女人说，天生女人长个×，就是生娃娃的，我有什么办法？他立马说：你说话注意，这是咱们县的县长。女人仔细看了一眼县长，柔了声音说：我要知道养的儿子能当县长，我就只生一个，早结扎了。县长真地气坏了，出去坐在了车上。他左思右想，要为县长出气，就把女人打倒了。然后出去给县长说：县长，我犯了错误，把这个女人打倒了。县长掏出烟给他点上，说：抽烟。抽烟。

不久，他就被推荐、当选为副乡长了。

后来，县委书记听说他是县长的人，喝酒的时候就故意找他的茬，仗着酒扇了他左脸一个耳光。酒桌上的人全都愣住了。但他不慌不忙，举起右手抽了自己一耳光。说：左脸是书记练手的地方，右脸是我自己练手的地方。

过了不久，他就成了副书记了。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不断地犯着这类错误，不断地转变着身份。这两年是乡长，这两年是书记，又过了两年，又成了乡长，又成了书记。有一年，差点儿成了检察院的检察长，结果黄了，又跑到这儿当乡长来了。

夜已深，风更紧，秋虫都不再呢哝。

小林唧唧咕咕地梦呓着。

我睁着眼睛看着黑夜里的天花板。

垂钓者

西海固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早先，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中间夹杂三五场沙尘暴作调料。演化到生存环境大受威胁，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农村人嫁女，到男方去看家，不看房屋不问家产，只看有几窖水就知其家底。上学的孩子每人脖子上挂着一串青霉素小瓶瓶，一走路撞得叮叮当当响，你猜那是做什么用的？不是玩具，是盗水器。水贵如油，家家门户大敞，水窖却都是上锁的。但那窖盖，毕竟不严实，把这一串叮当乱响的小瓶子从缝隙里垂下去，提上来，水就喝到嘴了。

小孩子的生存智慧也是不可小觑的，他们已经读过书了，知道乌鸦喝水的故事。

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还草，不许牲畜上山，牛羊只能圈养，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是上山捉羊。有偷牧被抓住罚了款的，也有被没收了羊只的，都哭天骂地，免不了胡搅蛮缠一场。当然也有工作不力，被上级抹了官帽子的人。

十年过去，大有收成。山坡，慢慢地绿了起来；山沟，开始湿润、泛潮，有了一线浅流。

这并不是说这地方早先就没有河。

河是很多的。差不多有人的地方就有河。只是河里没有水而已，全是河滩，河滩里蓄满了白花花的石头。

大一点的河比如西面的葫芦河，南面的渝水河，东面的茹河、中间地带的清水河，都是西海固的重要河流。最有名的是泾河。泾渭分明的泾，指的就是泾河；西游记故事中被魏征梦中斩首的老龙，就是泾河的老龙王；中国古代四大传说之一的柳毅传书，说的就是洞庭湖老龙的女儿嫁到泾河龙宫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才让柳毅传书的。

想想这样一个干旱少雨、贫瘠天下之地，竟然有这么出名的故事产生，多少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也多少让人有一些自豪感吧。

有水就有鱼，有鱼就有垂钓者。

我的一个内弟就是个钓鱼爱好者。

他读书不行，勉强高中毕业，七戳八捣地参了军，因为有城镇户口，复员回来成了宝（鸡）中（卫）电气化铁路线上的一名火车司机。他在部队上是开卡车的，什么时候取得了火车司机的资格证呢？人世间的许多事，你没必要完全弄明白。就这么地吧，他开火车了，撞死了一头刚在田地里耕作完毕、跨过铁路准备回家吃草咽料喝凉水休息的老黄牛。虽然火车撞死了人，也是没有多大责任的，但毕竟是一场事故啊，就停职三个月。

就这三个月，他不舍昼夜、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垂钓。

一开始都是跟屁虫一般地随着老把式到处跑，山溪、水库、渠沟、塘坝，哪儿都去，一去不归。使的渔具，也不讲究，自己动手制作的草杆子。有了两次狗屎运，扛回来几条大草鱼后，才着手装备。

周日，难得地见到了他。

抛过去一支烟，笑他：今天怎么没去水库上班？

抽着烟，沮丧着一张脸，说：昨天失手，损失大了。

大不了没钓着，有什么损失呢？

我借了人家的一副杆，还拿了我自己的草杆子，跑到西海子去夜钓。刚下好借来的杆子，正低头弄自己的杆子呢，他妈的，一抬头，杆子被鱼咬了，带上溜到海子中间去了。西海子那么深的水，咋敢下水捞杆子呢？就那么地，让鱼把杆子带走了。哪里是鱼，纯粹是鱼精。

一副杆子能值几个钱？

一万二。姐夫，有钱吗借两个，让我先把人家的这副杆子还了。

粮没打上，把口袋丢了。

我就是从那次开始，才对钓鱼有了点兴趣。

当然只是泛泛的兴趣，谈不上热爱。

男人应该热爱的东西多了。

经常去垂钓的地方是朝那湫。

朝那二字，不读朝那，读“祝挪”。是古地名。《山海经·海内东经》上说：“大迹在雷泽，华胥氏履之，生伏羲。”雷泽就是朝那湫，大迹就是龙神。《水经注·卷三》载：“高平川水，在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会。”这个地方，战国秦汉时是国家祭祀的重地。

我到朝那湫，只是应景，看湖光山色，观四时之变，那鱼的有无，原不放在心上。内弟在侧，如泥塑铁铸一般，鱼倒是没见钓着几条，香烟倒是吸了几条。

这地方自然已经被人承包。他投下去鱼苗，收垂钓者钱币若干，钓上来的鱼归垂钓者，或带走，或就地烧烤，他提供烧烤用具。是个比较有经营头脑的土著。

去过几次，熟了，就与他闲聊。

他指着湫渊对面问我：看到那个人了吗？

我远远地观了一眼。波光潋滟，山影树形，其实就是一个不太清晰的黑桩。说：几乎每次来，都看到他在那里。一定是个高手，起码是个老手吧？

承包人阴险地笑：他是个屁的高手，说老手倒是没错，是个赖皮老手。钓鱼从来不给钱。他就是我们村里的。不好好种地，也不出去打工挣钱，偏爱钓鱼。他钓鱼，别人钓他老婆。现在没家没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常年四季坐在那儿，也没见钓上来个鱼。

我说，那也是个休闲嘛。

他说：你们钓鱼是休闲，他钓鱼，是羞先人。

亲 家

话说得没错，深山里面出凤凰。

可事实是，没有一只凤凰会甘心情愿地待在深山老林里。它有脚，长翅；能走，会飞。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高士择贤主而事，良禽择嘉木而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除非她算不上凤凰。

张好好就是这样的一只凤凰吧。刚生下来就死了娘，吃野地里菜，竟然没饿死，且随着年龄不断地丰满起来；喝山泉里水，也没见拉肚子生病，那肤色公然对抗了当地的水土，不像其他女孩子在脸颊上浮着深重的红，高原的风一吹，长出“红二团”。张好好是白里透着红，与众大不同啊。而且那身条，挺拔得像山里的白桦，柔软得又像是河边的春柳。真是看一眼，就让人魂飞魄散。

没娘的孩子早当家，练就了一身的生存技能。人大心大。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怨仇，父亲张老五也拽不住女儿的心。这只凤凰就飞了，站了高枝儿，嫁给了城里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从小一块儿耍大的狗剩儿哥、草芭子弟，最多也就是“棋子豆豆煮鸡蛋”的交情，说忘了就忘了。

当然，这个高枝儿也并非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个城里人的身份，干着一份公家的事情，遇到来城里打工的张好好，本色，天然，那一股乡野的清新之气，压倒了城里的脂粉味儿，那就一好百好了。

真不枉好好这个名儿了。

但是张老五不满意，不放心。如果女儿顺顺当当嫁了狗剩儿，或者草芭子，他倒心满意足了。

春风送暖，冰冷的大地变得酥软。忙完春播，张老五进城去了。

虽然也是普通人家，可亲家毕竟是城门洞里的雀儿，多少见过点世面。没有女主人，倒也天天上饭馆，好酒好肉地招呼了几顿。

想着女儿把这样的日子能过上一辈子，也算有福，安心地回来了。

没想到在夏收之前，退休了的亲家，跑到山村里避暑来了。

亲戚嘛，原本就该时时走动，你来我往，才会亲热起来的。

只可惜五黄六月，最是农家的艰难时日，人又忙乎，不得便招待亲家。张老五孤身惯了，也只有粗茶淡饭。每天自己进田地忙活，丢下亲家一人满山坡乱走。

待了几日，亲家也不提走的话，张老五心生厌气。这亲家好没眼色，我一个庄稼人，每天忙里忙外；你是个闲人，城里公园、酒店、茶馆去处多了，何必傻子一般待在乡里。

这日天阴落着小雨，张老五和亲家窝在屋子里。

亲家说，好不容易你今天不下田，我们四处走走。

一走，走到麦田边。地中间扎着个稻草人儿，原是吓唬麻雀的，怕它们弹啄麦穗儿。

亲家看着稻草人，说：那地中间好像是个人。

张老五心里正没好气，说：那不是个人。如果是人，他走呢。

亲家一怔，想了想这句话，明白了。但他没说什么，继续往前走。走到田埂上，回身对张老五说：我看清了，真的不是个人。如果是个人，就有血有肉呢。

张老五看着亲家，想了想这句话，也明白了。

趁着天落雨，张老五到街上去，卤猪蹄、酱牛肉地弄了一包，打了二斤杨郎散白酒，归来，和亲家大醉了一场。

第二天，亲家走了。

中秋节的时候，张好好离婚回来了。

张老五说：女儿，你想好，再嫁人不难。但嫁人，总要门当户对才好。

后遗症

我的这副人高马大的身板，是结婚以后老婆喂养出来的。

师范学校集体灶上混浊的白开水煮萝卜、貌似金灿灿的玉米发糕不可能让谁拥有一个啤酒肚的身材。当然，作为准小学教师，似乎也不宜肥头胀脑，不雅观，不像话。照此看来，集体灶上的伙食，不但具有营养学上的科学性，也具有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性。

那时候的我个头矮小、头发干枯，一副营养不良的猥琐相，脸上也因为缺少水份在脱皮，像是被狗的舌头舔过了一样。因此被安排在教室的第一排课桌就坐，和王文武成了同桌。

王文武来自更为偏远贫穷的南部县。在当地，人们无来由地鄙视南部人，觉得他们除了孤陋寡闻、目光短浅、一根筋之外，还群体具有吝啬的坏名声：“南杆杆，喝了凉水舔碗碗。”吝啬当然不是本性，但如果人穷怕了，穷到极致了，难免会在行为上乖张起来。但是他们也有优点，那就是特别能吃苦，多脏多累的活，都不在话下，只要能够挣到钱。所以赶场割麦的麦客，全都出在南部县。

据说有一年夏收，一群麦客赶场结束，工钱到手，一窝蜂地涌到了街道上，要下馆子挥霍一下，犒劳一下，摆一次阔气。毕竟，人的一生，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

昂首阔步地进到了饭馆里，散发着干燥的麦土气和浓重的汗酸味的外套随意地搭在椅背上，叉开着两腿坐在饭桌前，粗声大气地嚷嚷：

老板，烩面多少钱一碗？

八元。

酸汤水饺多少钱？

十三元。

面汤多少钱？

不要钱。

领头的环顾左右，豪迈地说：

那就来十五碗面汤，八碗加盐，七碗不加盐。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放开了弄球子。

我问王文武，这是不是说的就是你们南部县的人？

王文武白了我一眼：这是哪个傻逼说的？既然面汤不要钱，为什么十五碗不全加盐呢？这不是我们南部县人办事的风格。

王文武确实具有南部县人的秉赋。课堂上，他觉得如果不注意听讲，那就是吃了天大的亏。下了课，哪怕是不让老师休息，他都要将不清楚不透彻的地方让老师给整明白了才罢休。读了三年师范，他就课代表、小组长、班委、副班长、班长一路升上去，直到毕业——优秀毕业生。

但那时候，没有哪个同学会这样下苦功出死力地挣到这个优秀。反正就是个中专文凭，大不了是个小学教师，犯不着门门功课都考一百分。校园里流行的是“高兴不死的60分，气不死的99”。只要勉强及格，不至于肄业，工作照样分配，说不定还会比优秀毕业生分配得更好。

但事实证明，这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比如王文武，优秀毕业生啊，被抢到南部县城的中学了；毕业成绩惭愧如我，只能到北川的乡村小学任教。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相会在当初读师范的城市里。

我已经通过其他路径调到了这座当初读书的城市了。嘻。

我坐在宾馆的大厅里等王文武。他打电话说他从南部县城到市里来办事，住在宾馆里。

我看到他昂然地从楼梯上下来，不时地提一提裤子。我正想起身跟他打招呼，他却对我视而不见，直奔墙壁上挂的插卡电话，连卡都不插，拿起听筒直接就说：

请给我接中共中央办公厅……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位多年不见的仁兄裤腰带上挂着四部汉显BB机，怪不得走路费劲，一直提裤子呢。

我走过去，指着他腰间的那一排弹夹说：你这是干嘛？

他愤怒地挂了电话，用五指梳拢着他的头发，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帮小官僚，竟然敢不接我的电话！你说这？（他勾头看了看腰间）这四部BB机，各是各。

他转着身子给我一一指认：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这是中央军委的，这个是学校同事的，最后这个是老婆联系我专用的。

那天到底说了什么，忘了。

我只记住了四部BB机。但没有一个号码是我所知道的，因为那都是专用机，知道了也白搭，我又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上班。

倒是记住了王文武说的一件事。

他说：我来的路上，专门在六盘山隧道下了车，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我统计了一下，一个小时内有230辆车经过隧道。我最近研究易经，给人看手相。你设想一下，如果每位司机都让我看，每位收费20元，也就是一包烟钱，他们会掏的。那一个小时的收入就是4600元；每天看八个小时，一天的收入就是36800元。假如砍一半，也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司机同意让我看手相，一天也有18400元的收入；假如我价格上再优惠，也砍一半，一天最少也有9200元。到那时候，我请你吃大餐，吃红焖全肘（惭愧，当天我请客，吃清炒油麦菜、千页豆腐）。

过后，我和南部县的其他同学谈及，他们大吃一惊。说：王文武早年参加传销被骗了个倾家荡产，差点连老婆孩子都买了，神经上有了毛病，已经停职看病多年了。

传 奇

在山城，老崔是一位传奇人物。

山城其实很小，但筑城的历史可不短。仔细阅读地方志，知晓从新石器时代这儿就有人喝凉水撒热尿，举着削尖的木棍戳野兽的屁股了。就说秦汉时期吧，已经设县筑城了。但再怎么悠久的历史，不还在地球上吗？因此没有什么可骄傲和自豪的。

山城周围，除了一条半死不活的河流，一座毫无名气的土山，其他的，就是大片的农田。农村包围城市，草木掩映水泥，所谓城里人，往上推三代，都是泥腿子庄稼人。农业大县嘛。

老崔是个例外。

他不是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本省人，他是北京人。虎背熊腰国字脸，毛主席般地梳着大背头。捉住他，不用拷打，直接让他说话，字正腔圆，满嘴京片儿。

嘿。普通话，北京人，首都来的。

自然高看一眼呐。

老崔不是农民，是技术工人。一个北京的技术工人怎么会跑到这大山深沟里来呢？因为国家周边不安宁啊。东南沿海被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包围，第七舰队甚至开进了台湾海峡；整个大北方，和中国交恶后的苏联陈兵百万；日本、韩国、印度都不叫人省心，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这多么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

按照东南沿海为前线，向西到京广线为二线，再向西的大西北、大西南为三线的划分，将高端科研单位、大型重工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全部撤向西北、西南，建到深山大沟里，甚至搬进山洞里。

要准备打仗，打大仗，打持久战。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老崔就是这么从首都北京来到偏远的西北山城的。

自然，刚来的时候还不是老崔，顶多是个小崔，是个整天钻在山沟里生产枪炮子弹的小年轻，也很少跟山城的居民打交道。所有和他一起来的人都很少和当地人有什么交往。军工企业嘛，保密单位啊。695。本地人只知道山城东面的黄峁山深沟十八里建了一个695厂，至于这个厂有多少人，有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没几个人知道。人家自己建有宿舍楼、医院、体育馆、图书馆、食堂、招待所、子弟学校、幼儿园……纯粹就是一个小社会，相当封闭。

就连吃的粮食都是专供。

只有蔬菜、鸡鸭鱼肉、日常生活用品来山城采购。

咦，这个人怎么这样眼生，从来没见过。

你是哪个单位的？

695。

干什么？

买菜。

1975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副食品店采买。之后，渐渐地宽松起来，有了摊贩。凡是遇到这样的主儿，菜贩子都喜笑颜开。这些人基本上不跟你讨价还价，从来都是把小数变整数的。

一共多少钱？

三块八毛五。

给你四块钱得了。

找零钱麻烦。

外地人大气。爷们北京人，阿拉上海人，牛高马大东北人，白脸瘦小浙江福建人。全这样。

695厂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引领着山城的时尚和潮流。男青年的大鬓角，女职工的喇叭裤，手提录放机，胸挎照相机；买羊肉吃是买整只，只要肉，皮毛归老乡；买鸡蛋是论筐买，你说多少是多少，不用数。最厉害的是这些整天钻在山沟里的家伙爱跳舞，男女抱一块，慢三、快四，探戈、交谊舞。

山城女青年最理想的人生伴侣是695厂的干部职工，山城男青年最大的梦想是到695厂当技术工。

695人的日子太红火了。厂里的效益太好了。

因为中国对越南发起了自卫反击战。695厂生产的子母弹，专打越南的山地坦克。外层弹壳钻透坦克的厚装甲，里面的弹芯在坦克内爆炸，给越南的坦克以致命的打击。

老崔就是在这个时候俘虏了山城一位漂亮的（不漂亮有什么资格跟695厂的技术员谈恋爱？）女青年做了老婆。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古今中外亦然。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

这时候，三线建设当时仓促上马，散、山、洞（大分散小集中、靠山扎营、进洞隐蔽）的后遗症迅速地暴露了出来。不打仗，军工企业就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中国裁军一百万，造那么多的枪炮子弹干什么用呢？总不能全都拿出去打兔子。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在转为民用企业。所以建设摩托、嘉陵摩托遍神州。

695的辉煌成为昨日黄花。老崔造子母弹的双手，开始制造锰钢自行车。

一辆26式百合牌锰钢自行车市场售价168元，内部价不详。老崔年轻漂亮的妻子有一辆，经常在傍晚骑着自行车来山城工人文化宫跳交谊舞。有时候吧，时间晚了也就不回去了。从山城到黄峁山沟口要十里地，又没路灯，不安全呐。

简直就是一眨眼，695厂被首都钢铁公司有条件地接管了。有技术、有门路、有关系的人全都退潮似地回了北京，成了首钢的工人。

老崔没走。有老婆，有孩子，在山城已经买了住房，根扎深了，挪不动了。

老崔的妻子对不能去北京耿耿于怀。

人家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呢？

到北京去，只能给我上户口。买不起房，你住哪儿？没户口，儿子在哪上学？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我觉得这儿挺好。

可我觉得不好！就是在北京城里讨吃要饭也比这儿强。

没什么好。就是路宽一些，人多一些，楼高一些而已。我是北京人我还不比你清楚？

哼。可是现在你比老农民还老农民。

695厂已经成为山沟里的一片废墟了。所有没能去北京的人，都买断了工龄，自谋出路了。

难不住老崔。老崔有技术。

他用买断工龄的钱开了一家电焊铺，专门制作防盗门。

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治安很不好啊。

因此老崔实际上还是赚了几个钱的。

都装在他那脸冷心硬的老婆口袋里。

然后，老婆就不见了。

他真地成了老崔了。人高马大，两手黑黑。头发已经乱披了，头发上沾满了细铁屑。忙完了电焊铺子里的活，还要忙儿子的吃喝拉撒睡，支付校服打架费。这时候的老崔，甚至可以连续一周都不洗脸。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提着几个馒头，匆匆忙忙地走在山城的小巷子里，去安顿儿子和他的肠胃。

大概就是这时候，老崔才写起诗歌、练起书法的。

人们只知道愤怒出诗人，不知道苦闷也可以出诗人。

中国申奥成功后，老崔很激动，连夜完成了三首祝贺申奥成功的歌词，第二天跑到邮局，郑重其事地贴上邮票，寄往他的家乡北京，很快就收到了北京奥申委的回信，对他这样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热情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感谢。

老崔在妻子离家出走后第一次脸上有了点颜色。

实事求是地讲，老崔的钢笔字写得还是不赖的。

但他力求创新。

也许是电焊的火花激发了他的灵感。他用钢条写字，他用枯死的树枝写字，他用石头块儿写字，他甚至用烧红的焊条写字，但他就是不用钢笔、毛笔、铅笔写字。

太传统。

儿子却绝不传统，这个小学念了八年、初中念了五年、高中只念了一年、经常打架斗殴的21岁的小伙子，就跟他的母亲当年一样，去向不明了。

孤身一人的老崔，真的是老了。连电焊铺都不开了。

他的眼角经常堆着两块眼屎，眯起原本很大的眼睛，一副昏昏欲睡的表情，像南极企鹅一样缩着脖子扭着腰挪步，徘徊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碰到熟人，动作很快地掏出一张名片。待熟人仔细地看完名片上的内容后，他认真地询问对方：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价是多少吗？

多少？

他不说话，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巴掌。

五百万？

错！五个亿。

甩一甩散乱的白发，径直地走了，留下熟人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街头，摇着头想不明白。

老崔死后多日，邻居闻着味道不好才被发现。因为没有家属，没有单位，民政部门是按照老崔留在家里的一本破旧的电话薄上的号码，才通知了他的几个朋友为他在火葬场送别的。其中就有和老崔一块儿从北京来到山城、厂子解散后自谋生路开了修鞋店的老张。

伤感地看着老崔变成了一股轻飘飘的青烟，老张差点走不回自己的修鞋店。进了门，才发现老崔活着的时候为了宣传，做的一张喷绘，还支了架子立在他的店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些字：

中国三线战略建设的见证者

中国子母弹的制造者

中国锰钢自行车的研制者

中国申奥歌词的写作者

中国三十六种书写材料的首创者

……

老张轻声地将它念完，重复了三声老崔的名字，然后很仔细、很认真地将这张喷绘从架子上取下来，慢慢地卷了起来。

老张知道，身价五个亿的老崔死了之后，这座山城，将不会再有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