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蔚华

编辑是出版工作的核心。新时代，编辑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编辑的职责、使命以及对编辑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过去优秀编辑有哪些不变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哪些需要我们努力弥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一、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

这里说的新时代首先是指党的十九大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在指导思想、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任务、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等一系列关键要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新阶段，我国正在围绕着解决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被写入党章和宪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的组成部分被单独加以强调，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确立和细化，等等，这些重大变化对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尤其是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满足这样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传媒业影响较大的新技术包括互联网传播技术、社交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新闻出版的边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传播模式和盈利模式，也改变了我们习惯了的编辑加工模式。这些由新技术导致的新变化，对我们的编辑知识、编辑技能和编辑理念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新的时代，如何适应技术的新变化，增强能力，提升素养，满足时代对编辑的要求，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编辑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新时代的新变化还包括我们所服务的主流群体发生了变化，新世纪出生的群体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主流读者对象，成为我们的主要受众。这是一个从出生开始就浸淫于电子媒体的群体，他们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以及接受方式都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群体有质的变化，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交流方式，了解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更好地满足新时代新受众的新需求。

因此，辩证、全面、客观地看待编辑的变与不变，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的优秀编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编辑的职责及其新变化

对于编辑的职责，以往的出版家们做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述。著名出版家陈原在《编辑的社会责任和自我修养》中指出：编辑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永远是革命事业的鼓吹者，永远是进步事业的鼓吹者，永远是先进思想的鼓吹者。编辑的社会职责，第一是当好“伯乐”，要发现作者，挑选作者，培育作者。第二是负责、严肃、认真地向社会、读书界提供（推荐）尽可能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但不能“唯利是图”。为了履行这些职责，编辑要认真恰当地确定选题，学会加工，提高修养。编辑学家刘杲先生在他那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中提出，编辑要“当好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编辑是“读者的知己、作者的知音”，编辑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参与策划经营、发现佳作和作者”，编辑要“勤奋敬业、洁身自好、向往崇高”。由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编写的《普通编辑学》一书，从编辑的功能角度对编辑职能做了论述，主要包括发现和选择、优化传播、创意和实现文化价值、舆论引导与文化教育以及文化存储和创新五个方面。该书认为，编辑活动是编辑主体（编辑人）依据一定原则对编辑客体（编辑对象）进行选择优化、使其符合传播要求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编辑需要发现市场需求、发现优秀作品、发现合适的作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品进行选择，并通过信息集成、语言符合、传播载体等对作品加以优化，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和增值，并通过评价、推荐、宣传等使其文化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实现，从而引导社会舆论、教化大众，并实现文化的存储和创新。

对于编辑的职能，国外的出版家们也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德国出版家汉斯-赫尔穆特·勒认为，关于现代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并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答案。他认为编辑首要的职能是在选题政策方面为出版商或总编辑提出建议，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将某单部作品纳入出版选题计划；编辑的第二个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任务是整理加工书稿，使其达到付印要求；编辑的第三个任务可以描述为充当单本图书项目的“项目经理”，经营自己的图书项目，这项任务最能体现现代出版社编辑职业的特点；编辑的第四个任务是与作者打交道，在出版社和作者之间充当中间人。D.威廉姆斯在《编辑都在做些什么？》中提出：出版社编辑同时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他们必须多方搜寻（搜猎者），并且挑选出可以出版的好书。第二，他们还要编书（絮聒不休的治疗师或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第三，他们扮演双面人，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B.S.布鲁克斯在著名教科书《编辑的艺术（第八版）》中探讨了“编辑的角色转换”，他指出，编辑长期扮演的是守门人和议程设置者角色，他们判断哪些内容具有价值，适合播出或出版，他们设置公共话题、引导公共议程，从而引导舆论。日本出版家鹫尾贤也在他的《编辑力》一书中提出，编辑必须是策划者，是从无到有的创意人；编辑也像打杂总管，在构思策划的同时，得把打样送回印刷厂、委托封面设计并和业务部门协商；编辑是不可或缺的协调者；编辑具有教育者和保健老师的功能；编辑要有商业意识；编辑要有乐在工作、为社会工作的志向等。美国出版研究者格雷科提出，首先编辑要分析书稿的形式和内容，尤其是作品的结构和清晰程度。其次，在出版社内部，编辑要扮演作者的“教父”或“祭司”，以确保图书能够引起关注。再次，编辑必须“能够清晰且生动地描述任何一本特定的图书的独特之处。在编辑报告、书目、书封和宣传单中，编辑要依靠对一本书的感知向读者说明为何这本书值得购买”。

从上面论述可以总结出编辑职能的若干共性：选择和服务作者；选择和服务作品，使其进入出版规划；编辑加工，优化作品，使其达到出版要求；参与其他流程，使作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向读者和社会推介作品；服务读者，引导阅读。在新时代这些职能需要继续强化，只是表现形式以及履行职能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新的传播技术在出版中广泛应用，这些应用对如何实现编辑的职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出版家阿伦森在20多年前就在《从拍卖会到电子盛会—编辑学在美国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发掘作者、与经纪人谈判、找出文稿的优点和缺点的能力，以及在出版社内部的角逐中，一步步修改书稿，直到它可以推出上市等各种能力，在出版业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编辑仅仅凭着专业上的能力和个人的热情而完全担负起推动出版社发展的重大责任，却可能无以为继了。当超文件、互动式家用电脑和电子书等多媒体形式愈来愈流行时，出版社的优势，是能够提供创意人所需要的专业经验、资金和接触不同媒体的渠道，而通过这些富有创意的团队，出版社才能跟上深受电子媒体影响的快速变化的大众品位。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工作的定义可能演变成“在电脑上为一本书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把文稿转变为不同的多媒体形式。这些关于技术对编辑工作的预见对于今天的编辑更加具有现实性。如果采用大数据技术，那么对作者的了解以及对读者需求的了解和分析就会更加便捷，更为准确，也更有针对性，那么我们所策划的选题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通过AR、VR等技术的运用可以更真实（逼真）、更直观地表达过去无法表达的内容；在编辑加工环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编辑加工的效率和准确度，节省大量人力成本。如果运用社交传播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对作品进行生产、宣传和推介，就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差异化需求、定制化需求等传统生产、传播方式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真正做到以客户为核心。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为编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也更好地达到了传播效果。

新时代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出版产业化、市场化条件下，经营对文化以及编辑的冲击。对于这一变化，国内外很多出版家既表示充分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陈原曾提出，出版业必须有市场观念，如果没有市场观念，势必为生产而生产，不知道公众的需要，生产出公众所不需要的东西，其结果必然导致“晒鱼干”（书存在书库里变成了“鱼干”）。编辑不仅要有深刻的市场观念，还要有更大的抱负，这就是文化的抱负，文明的抱负。不了解市场等于自杀，但单纯追逐市场需要，那是一种危险的“投机”，出版社不能只出亏钱的书，但出版社也绝不能出只能赚大钱的书，因此，把利润指标分配给每一个编辑是不可取的。刘杲也提出，文化和经济是出版的两个轮子，但这两个轮子不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如果平分秋色的话，因为经济的压力太大、诱惑力太大，常常导致文化服从经济。“如果文化服从经济的情况一再发生，甚至居于统治地位，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出版产业都是文化服从经济，那将是出版产业的悲剧、中华民族的悲剧。”可是在现实中，这种文化服从经济的状况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比如前一段时间抖音、今日头条、快手等新媒体都在利益的诱惑下挑战了传播伦理和道德底线。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美国出版家A.希夫林在《出版业》一书中谈道：“长期以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出版传统上都被看作是一项和知识及政治有关的职业。出版商对自己的本事也很自豪，因为他们不但能赚到钱，同时还能出好书。可近年来，由于出版社换了新的主人，这种平衡被打破了。现在的出版社老板唯一的兴趣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许多人都认为，在引进娱乐业的那套做法后，出版业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娱乐业。看看那些畅销书，除了享受生活，就是名人轶事，以前的知识性和艺术性几乎荡然无存，这体现的完全就是娱乐业的标准。”美国出版经纪人柯蒂斯在《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一文中提出：今天的编辑不再具备这种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和下苦功夫的精神。今天的编辑什么事都得做，就是不做编辑工作。……新一代的编辑轻视文字编辑工作和书籍制作上的细节，而出版业所有权日益集中和竞争愈演愈烈，使得出版社面临巨大的时间和金钱压力，不再重视书籍制作水准。随着注重盈亏的跨国企业大举并购出版社，今天已经看不到珀金斯、富尔兹、希布斯这类杰出编辑。由于许多出版社转向商学院寻找编辑人才，现在的许多新编辑都才疏学浅，对于债券的认识恐怕要高过他们的文法造诣。霍华德在《典范在夙昔—珀金斯精神死了吗？》中尖锐地指出：今天，美国的出版业在两种传统功能间的巨大混乱之中拉锯：第一种是经常被拿来大声宣扬的高尚的“文化使命感”。出版业的文化使命是教诲读者，提升美国阅读大众的文化水准。第二种则是比较不会明讲出来，但影响力更大的“商业目的”，想办法让消费者掏出钱来买书。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他以讽刺的口吻谈道：“几乎所有的著名出版社不是自己已经壮大成为大企业，就是慢慢并入大企业旗下。他们随着大企业的财物步调起舞，但跳的不是狐步，而是横冲直撞、鼻青脸肿的快舞。从市场上看，结果十分可笑，而且惨不忍睹。出版商以相对稀少的资源，玩大笔进出的金钱游戏。在美国企业的版图上，书籍消费市场所占的比例小得可怜。”当然，他也并没有否认经济、经营、利益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性，他提出：“对出版而言，好的编辑需要扮演的角色就和制片家一样。他们必须同时兼顾读者阅读的文稿内容本身，以及这本书所面对的文化及商业环境；他们也必须一方面照顾到作者精神上、情感上以及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照顾到出版社的利益。可以说，成功的编辑必须同时得到上帝和财神的眷顾。”出版对文化的忽视需要警惕，但出版业重视经营管理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平衡文化与商业就成了编辑的艺术。

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编辑领域的广泛应用，经营理念的强化以及将传媒作为产业进行经营的要求，这是编辑职能的新变化，也是对编辑职能的扩展。据此，我们可以在过去的6项编辑职能上再增加两项职能：运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多种传播方式扩大内容传播力；对内容进行经营与管理，使其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我们今天必须正视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来扩展知识、提升能力、培育素养。

三、新时代优秀编辑的变与不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自媒体影响在不断扩大，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可以接触到无穷无尽的信息，复杂的软件使人们能够对内容进行编程及选择从而只接受人们想看的信息。帮助人们选择和把关的是电脑软件，而不是编辑；决定信息流动的也不是编辑，而是消费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编辑吗？柯蒂斯在他的《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中给出了回答：“面临这些变革，编辑还剩下什么工作可做呢？答案是，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编辑。今天的编辑和老一辈编辑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营销、谈判、促销、广告、新闻发布、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而编辑工作又包括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活动。其中许多工作几乎无法让人联想到过去坐在办公室里埋头校对的编辑的刻板印象。”这也就是说，编辑工作仍然十分重要，但编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优秀编辑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优秀编辑应该具备哪些能力要素？不同的论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刘杲就认为：“编辑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工作，所以要求我们编辑人员努力在政治方向、编辑功底、学科知识、社会责任、经营才能、开拓精神、职业道德等方面不断取得长进。”陈原除了提出编辑需要政治的、学术的、专业的、编辑的、语言文字的修养外，还指出编辑需要有眼光、劳作、胆识和理想。汉斯-赫尔穆特·勒林提出“广泛的兴趣、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好奇心、耐力、勤奋和乐于与他人交际是作为编辑的基本条件”。吉尔·戴维斯提出：“编辑的成功需要执着、坚毅、努力”以及“自信、合作”，同时编辑还必须将开创精神、财务知识、仔细周详的做事风格、高超的生产力理论以及社交和心理技巧等条件，全部投入竞争极为激烈的市场中。D.A.鲍尔斯认为，文字编辑的专业素养包括自信、客观、敏锐、聪慧、善于发问、交际技巧、写作能力、幽默感等八个方面。柯蒂斯认为，编辑的许多特质例如个人的品位、判断能力、情绪反应、做事的条理、决断力、投入的热情以及温柔的关爱等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蔡雯在《新闻编辑学》中提出新闻编辑人才由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职业道德修养三方面构成，她还进一步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分析。笔者基本上认同蔡雯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新时代要更好地发挥编辑的职能，做好编辑工作，需要有知识、能力和素养三个方面的支撑，缺一不可。

就编辑知识结构而言，一般认为，编辑的知识结构起码应该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编辑的语言文字知识，包括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其次是编辑在新闻出版方面尤其是新闻出版法律法规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著作权知识等；最后是相关的专业知识，主要是与工作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新的传播条件下，仅仅这些就显得不够了，编辑还需要掌握经营管理、财务、市场营销及消费者心理等相关知识，更需要了解传播前沿技术的进展情况，了解传播技术及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掌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水平。随着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同一内容多渠道传播、多次传播以及同一传播渠道承载不同方式的内容表达形式都将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新技术在传媒中的应用及其相关知识，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就成为对编辑的基本要求，是编辑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编辑能力结构而言，过去要求编辑具有市场调查能力、内容判断和鉴别能力、书稿审读与加工能力、组织和协调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等。在新时代，这些能力仍然极其重要，缺一不可。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重视和培养的能力包括：一是学习能力，通过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二是运用大数据分析的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分析受众、分析自身的经营状况等；三是运用多媒体形式进行表达和传播的能力；四是集成与创新能力，善于把零散的、碎片化的内容进行知识集成，通过知识服务进行再创新，拓展发展空间。

就编辑素养结构而言，我们通常倡导的编辑素养包括：编辑的政治素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编辑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图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等；编辑的职业素养，包括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廉洁奉公、团结协作，对读者和作者负责等；编辑的心理素养，包括自信、自律、热情、真诚、友善、执着、敏锐等。在新时代，优秀编辑除了上述素养外，还需要加强对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素养的培养，掌握互联网传播的规律，学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分析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把提升人的价值、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为用户提供高品位的内容消费和体验作为编辑的重要任务。

编辑知识结构是编辑的大脑，它为编辑工作提供智力支持；编辑素质结构是编辑的灵魂，它决定着编辑工作的方向；编辑能力结构是编辑的体魄，它在大脑和灵魂的支配下采取具体的行动。三者缺一不可。

30年前，面对商业化和新技术的冲击，美国出版界发出“珀金斯精神死了吗？”的呐喊。现在，无论是商业化程度还是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当时与现在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如当时的一位出版家所指出的：“我无意亵渎人们对珀金斯的记忆或贬低他的成就，我只是不认为‘今天的珀金斯在哪里？’是个好问题。这个问题过度简化了过去和现在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今天的编辑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和他们的老前辈截然不同。”时代在不断变换，社会在不断前进，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素养，但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久远的，这就是人们对优质精神产品的需要和追求，优秀编辑的职责就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奉献更多的高质量精神产品，提升社会品位，推动文明进步。

注释：

①⑨ 陈原.陈原出版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467-474，513.

②⑩[17] 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118-121，151，9.

③ 邵益文，周蔚华,主编.普通编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7-116.

④[18] 勒林.现代图书出版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9-31，29.

⑤⑧[12][13][14][16][21][23] 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2，27-28，37-38，67-68，64，40，41，66.

⑥ 鹫尾贤也.编辑力[M].陈宝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10.

⑦ 格雷科.图书出版业（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0.

[11] 希夫林.出版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XIV-XV.

[15] 布鲁克斯,等.编辑的艺术（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4.

[19] 戴维斯.我是编辑高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5，164.

[20] 鲍尔斯,等.创造性的编辑[M].田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10.

[22] 蔡雯.新闻编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