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

寻找父母的同龄人——从作者的讲述开始

爸妈终于回来了，是2017年3月2日的夜里10点。

爸爸收起那把能好好遮蔽两个大人一个小孩的黑伞。集聚太多的雨水顺着伞尖不断线地滴落。爸妈显然在白天狠狠哭过，以至于周身都充满着与这雨天契合的湿润气息。他们靠沙发边坐下，垂着头。

燕子，顾阿姨就那么一下子，跟着程叔叔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三个月的时间，都才刚刚65岁。

与父母不同，我和这对夫妇交集不多，尤其是这些年。也正因如此，在改稿会、采访等活动紧凑排列的那天，我没有去参加顾阿姨的葬礼，只是一早开车把爸妈给送到了彭州，便匆匆离去。有个印象很深刻，妈妈带着刚满6岁的我到彭州城关的小学去报名，接待我的正是这个顾阿姨，她是妈妈在下乡时认识的朋友，回城后到了这个小学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读了大专，后来做到教务主任。可惜没几天，我的户口有惊无险地落到了成都市金牛区，也就没去这所小学念书。感着顾阿姨的恩，大节里随父母回彭州走亲戚常常去她家。爸妈说过，1985年我遇到了好人，先是并无一点亲缘关系的顾阿姨主动牵线让我读彭州当地最好的小学，又是成都主城区的公安局长——一个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甚至连一只烫油鹅都不肯收下，就特事特办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

烫油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彭州的特产美食，当然，现在早已被满街的“九尺鹅肠火锅”代替。

关于顾阿姨，我是知道的，她与丈夫程叔叔育有两个儿子，遗憾的是，都有智力缺陷。老二尚存一点生活自理能力，老大则是川西坝子人嘴头货真价实的“瓜娃子”。大年初四的餐桌上，两个二十出头的儿子一左一右坐在顾阿姨的身边，老大半瘫着身子，把头靠在母亲右肩上，一侧嘴角不断线流出的涎水，打湿了母亲那件藏青色的缎子棉袄——那棉袄是她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从成都春熙路中老年服装专卖店花了200块钱买的，当然，过季打五折。顾阿姨左手拿着一张手帕，不停地替儿子擦拭嘴角，右手给他夹菜，一块排骨或几片菜叶，柔声嘱咐他小心：骨头是一定要吐的！坐在老二旁边的程叔叔则一面忙着招呼对面的客人快趁热吃，一面专注地挑着豆瓣鱼块里细如发丝的肌间刺，然后把小瓣小瓣的鱼肉放进老二的碗里。我犹豫地拿起顾阿姨刚刚夹过来的一只鹅翅膀，看着对面母子俩的举动，快速地啃了几口便匆匆下桌了。闲来无事，在这不到80平米的房子里转转，四处看来收拾得很整洁，靠南的小阳台还有一盆假山石，种着虎耳草，养着几尾红彤彤的小金鱼，我饶有兴味地低头欣赏。一会儿，老二捧着一床棉絮进屋了，看见我便咧着嘴跟我打招呼，不料想却被脚底下的小凳子给绊了一下，身子一歪，那床棉絮落在了地上。我正待上前帮忙，老二已经把棉絮直接铺在水泥地板上折叠起来，随着老二有些僵硬的动作，微小的絮丝飘飞。顾阿姨端着饭碗站在房门口。儿子，能干。

那，顾阿姨和程叔叔都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怎么办？我问道。

大的送白水河山里的庙子，他们两口子活着的时候捐足了香火的。小的还能做点事，就在小学里头帮忙看看门，集资房的房产证你顾阿姨押给了学校。爸爸说。

要我讲，这就是命不好。妈妈仰起头来。

世界上不存在命。爸爸说。

妈，你别说了，我知道。看着母亲又有点要哭出来的样子，我连忙制止了她的讲述。我知道她想讲什么，那段事儿我听过很多遍。但上了花甲之年的人，真的不适宜在这样春寒料峭的深夜重温哀伤。

1981年，顾阿姨的老大出生在彭州人民医院。一个小时后，护士把小婴儿抱给母亲看，这位晚婚晚育的母亲在看到亲骨肉的瞬间几乎尖叫失声，她看到，那张肉肉的嫩嫩的小脸上，有一道深深的沟壑，霸占着人中的位置，横亘在鼻子和嘴唇之间。孩子是天生的兔唇，从医学角度讲，不算严重的那种，因为鼻腔与口腔并没有直接贯通。医生赶来，劝慰着一直恸哭的顾阿姨，没事的，等孩子长到三岁就可以做手术，效果很好。可顾阿姨不能接受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有如此缺陷。

她当然无法接受。更不用说小县城里，这样的孩子稍大一点，会听到多少关于“豁豁嘴”的戏谑。

我妈妈曾经亲眼见识，这是个多么倔强好强的女子。当年，他们初到偏僻乡下，有一间紧挨坟地的草屋谁都不敢去住，包括同来的男孩子，于是迟迟不能安定下来。一旁的村民见状，一边讥讽着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胆小，一边放肆地讲着乡间流传的鬼故事。擦黑时分，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浑身簌簌发抖，那间草房更是成了鬼屋一般。我去住！少女顾阿姨站了出来，大家折腾了一天，都累了，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大伙儿都惊得连连吐舌头。我不怕！有好事者接连几天观察，结果这个女孩子压根没有任何异样，看不出失眠的黑眼圈，脸色好好。少女顾阿姨住在“闹鬼”的小屋，干起活儿毫不含糊，不到1米6的个头，硬要扛二三十斤粮食，一年下来挣的工分是一群人里最多的。

不行，必须尽快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不然，我受不了。产床上的顾阿姨向着医生和家人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因为难受，顾阿姨甚至没有产出一滴奶水。最终，程叔叔支持了妻子。老大三个月的时候，夫妻俩带着他到成都市区的一所医院做修补手术。出发那天早晨，顾阿姨看到窗台上站着一只喜鹊——南方常见的那种小个儿的,就比麻雀大一点。本来以为从此一切好了，顾阿姨常常念叨。

在成都，因为麻醉失误，手术过程中，孩子的脑部神经受到重大伤害，本该活泼聪明的男孩永远成为一个重度弱智、半身不遂的残疾儿。家人没有责怪顾阿姨的一意孤行，因为他们知道，她有多痛。老大出事后三天，顾阿姨脑后的一簇头发便脱掉了，一辈子没能再长出来，直到死，也在脑后盘着发。

两年后，顾阿姨夫妻俩向组织申请生二胎。老二很快来到这个世上，是个健康漂亮的男孩子。

嗯，老二很机灵，个头也大，希望到底是有的，顾阿姨跟妈妈说。是啊，咱们这些人活个啥，也就为了孩子嘛，妈妈回话。

那时，程叔叔的父母已经过世，顾阿姨是家中老幺，父母年过七旬，已经没有精力帮着照看小孩。程叔叔与顾阿姨都在学校教书，也不能专门顾孩子。于是，两人从每月不到三十块钱的工资里，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请了一个保姆。

那时的保姆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主人家自己在乡下的亲戚，另一种是早先城里人没有工作的家眷。就像我奶奶没有单位，在我还没出生前就一直给别人家带孩子，以此补贴家用。顾阿姨家请的保姆是她同事兄弟的家属，孩子大了出去工作，自己也做事挣点零钱。

那天，保姆忙着给六岁的老大喂饭，却没看见老二蹒跚地爬上窗台，透过半扇打开的窗户，好奇地往下看。等她察觉到异响时，窗台上已不见老二的踪迹。从三楼窗台掉下的老二，被一楼的自行车棚弹了一下才落地，被及时送进医院，保住了性命，却因为脑挫伤而留下了后遗症。

顾阿姨没有去为难惊慌失措的保姆，把老二从医院接回家，她就没有再请过人。只是与学校协商，她从教书转为行政，每天早上晚半个小时上班，下午早半个小时下班。多年以后，也正是这位没有被过分追究的保姆，在小县城里四处对人讲：程家的老二，生下来就是脑筋不灵光，摔得算轻的，他家不过是为连生两个傻子找借口。

65岁，生命的终点，顾阿姨与丈夫相互搀扶：要是生活还要给我们什么，我就收下它！

燕子啊，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看看我的同龄人，看看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辈子，就没有给别人、给国家去添更多的麻烦，爸爸感叹道。夫妻俩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五千，老大评的重残，每个月有80元钱补贴，老二一分钱补贴也没有……如今去趟超市，轻轻松松地百来块就没了，80元能干啥呀？

爸妈在他们去世前常常看他们。那时程叔叔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举动费力；顾阿姨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还依然坚持洗衣做饭干各种活路，老二在一旁打着下手；老大一如既往像个一岁孩童。这个家很破旧，但依旧整洁温馨。

客厅挂着一只大钟，老式的钟摆左右晃动，到了整点会响起布谷鸟的叫声，时光立刻倒回老城关的罗家还在陈卤大锅边悬挂售卖烫油鹅的年头。哎哟，顾老师，不吉利呀，莫在客厅挂钟，“钟”等于“终”，来屋里买白粽的居士婆婆说。这位七十多岁的婆婆与白水河的寺庙住持熟识，是她最先发现老大有“佛缘”的。不存在，挂了那么多年了，顾阿姨摸索着从墙上扯下一方塑料口袋打包粽子。在那个年深日久开裂发黑的大木桌上，是一大盆刚刚煮好冒着热气的粽子。附近的人都知道，程老师顾老师屋头的粽子好吃价廉卫生，咸鸭蛋黄是自己腌坛子里泡出来的，肉是赶早到菜市场买的夹子肉。超市的肉他们不要，嫌冻的有味。

顾阿姨是突然倒下离世的，据说是脑溢血，前后只有几分钟，去世时两个儿子都在身边。和程叔叔一样，离去的时候很安详。因为他们生前已经为孩子们安排好了一切，对这个世间，他们有许多遗憾却没有任何亏欠。

在这个深夜，我分明看到，随着回忆，一种柔软在父母的脸上蔓延开去。出生在“1950”年代的他们，二十多年前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离开自己的单位，如今虽有养老金保障，却在当下怀着满满的失落。如果，这是一个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与撕裂的社会，那么他们正是被撕裂的一极——虽然不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但却可能是这个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正是这样，他们已经很难从面上呈现出这样的柔软了。就像此时的深夜，平常他们早已入睡——准确地说，只是形式上睡着，脑子却在不停运转，被各种往事打搅着，失眠。如果家里的年轻人迟归，钥匙在锁眼转动的声音惊到他们，必会引发一阵怨怒。而在这个晚上，他们这样坐着，缅怀故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竟然打破必须早睡的习惯。

这些年来，我的父母蜷缩着，小心翼翼保护他们的认知与幸福。我看见，发黄的黑白照片上，肩膀垂着麻花辫、体态丰腴的少女，穿着一身清爽的“的确良”，与漆着粗条纹的大客车紧靠着。我的母亲回城后，在省长途汽车站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单位”，从年轻时母亲就常常挂在口中的词，带着一种归属感。如今原先的单位早已不复存在，可逢年有“工会的人”来看望，她总会预先做好准备，桌上满满当当摆上各种糖果。父亲则会常常追忆年轻时在厂里宣传科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殊不知，这样的自我保护，却令外壳越来越坚硬，且不容侵犯，倘你用手试着触碰，便会生生吃疼。就像我认识的一位老作家，也是50年代初生人，当过工人后来从军，一路走来坎坷委屈不少，皆与时代相关，可他的作品颂尽“理想与道路”，难见抱怨。偶与他辩论，但见一脸坚定与激动，道理与事例齐飞，必要你服气方休。不论他的作品本身，单单是这样的执着便令我敬服——一颗经历太多世事而站定信念的心。可他也有柔软的时候，6月份在江南我再次见到他，餐桌上低声对他说，老师，今年我转业了。知道，你跟我说过，老作家抬起脸，语气像极父亲。我吃了一惊，这才想起，春节时我给他发过一个问候短信，仿佛说过这件事。我忘了，他却记得。

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同龄人——“50后”，当今中国一个庞大的群体，大约有2亿多人，绝大多数的“75后”和“80后”都是这个群体的孩子。“50后”连同着他们的众多兄弟姐妹，经历过饥饿、读书停课、红卫兵、上山下乡、招工回城、改革开放、独生子女、国企改制……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一面别无选择地投入时代变革，一面手持隐形盾牌时时抵御着命运从四面八方发出的挑战，以至于一些人的性格成分中有着诸多令人“诟病”之处——比如，“坏人老了”，社会热点话题，可是，这些人年轻时真的是“坏人”吗？“50后”为人父母、人到中年，因为遗憾太多，许多人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不断长大的儿女身上。那么，在他们老去、他们的儿女大多步入中年之时，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呢？

作为一个1979年出生的“70末”，我一直对“50后”父母们充满好奇，想要去听说，想要去感知。更何况，不同的生活背景，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与命运。于是，在3月那个哀伤追忆的雨夜后，我决定去找寻。

好在，这个世界很小。我通过我的亲缘关系，最终锁定成都的一个家庭为“主标”，由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延伸开去，几番奔忙，走访了7个“50”后父母及其子女——社会本由一个个家庭构成，冷不丁陌生人之间也会发生某种联系。由此形成的几段口述实录，未免片面也未必典型，却愿为社会好好认识这个群体开启一扇小窗。

为了还原真实，接下来，我所有记录全部由受访者的声音、回忆、故事片段和实时情绪构成。

渐行渐远的父母——一个“80后”女儿的讲述

我叫罗维，出生在1980年。唔，我的父母都是“50后”。

对了，你看过这本书吗？赫赫有名的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写的，畅销书……喜欢共生，喜欢控制，说的就是我的“50后”父母。似乎，单位里90后的小家伙，他们那些打扮光鲜善于网购的父母，都盼着他们独立，然后各回各家，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我这里，父母怕你长大怕你独立。实在不能共生不好控制，就换掉你，找个更小的替代品，比如，你的孩子……

五年前，我的孩子3岁。那时，一直帮忙带孩子的阿姨突然辞工走了，丈夫从区里调到乡镇挂职锻炼，我带着高中班，生活瞬间便乱了节奏。远在绵阳的父母主动过来帮忙。

尤其是父亲，为即将到来的团聚迫不及待。人还没到，三个厚重的邮政包裹就先一步来了，里面是他四季的被装。

2004年，父母到成都看我。站在学校分的16平方米的单身教工宿舍，父亲很是感伤：这房子这么小，我和你妈都没法住。那天下午，他背着手佝偻身子在狭小的空间踱步，来来回回。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住在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很快，父母来了，几乎搬来全部家当。父亲不仅扛来他用了十年的电脑，甚至还带来了路由器，嘿，你家的那些东西都不好使，还得我自己带。

孩子上了幼儿园，只有晚餐在家里吃。母亲安排孩子的晚餐是三天不重样：一顿面条一顿抄手一顿米饭，天天轮换。父亲则到外面搜罗回各种纸箱，依次拆卸铺开，剪下一块块硬纸板，买回彩色蜡笔在上面写数字、写生字，教孩子数数认字。

我喜欢在星期天的早上睡懒觉。迷迷糊糊中，“货币大战”那铿锵有力的演说伴随激愤的配乐直透入耳。睁开眼，父亲就站在不知何时已敞开的卧室门前，握着一只“小蜜蜂”（一种袖珍收音机）。

起床，快八点了，下去走两圈！我跟你妈早晨五点半就起来，围着湖快步走，空气好得很，快点！快点！那一刻，感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参加成人自考的父亲努力抓住每一分钟的同时，把我的生活也分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每一段都由他严格控制。厂外的小河边，父亲坐在还沾着晨露的草地上大声诵读俄语，来不及梳理的短发倔强地翘着。童年的我规矩地站在一旁，拿一块硬纸板死记硬背上面的宋词“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不时偷瞄河里舒服泡澡的水牛。

我按照我的衣着习惯在衣柜里放东西。父母到来后的一周，我想找我的碎花旗袍，打开柜子，却赫然发现里面不知何时，竟然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因为所有的衣物，打破界限，叠得像豆腐干一样方方正正，密密堆着，根本不知道要找的那件裙子藏在哪里。

怎么样，整齐吧，看你屋里乱七八糟，还有一股味儿，我就受不了，母亲微笑着。

工作以前，我所有的衣服都由母亲买，父亲的工资卡交给母亲，她洗衣做饭包揽家中一切。这似乎也是大部分“50后”夫妻一辈子的生活状态。

关于私房钱——隔壁的炖菜煳了，越来越难闻的焦味，也压不下一对夫妻愈加激烈的争吵，厂里发了季度奖，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么藏着掖着想干啥？没有这回事，你可以到车间去问。去就去，你以为我不敢？！

我家不会吵，父亲绝不藏一分私房钱。我的母亲，理所当然是家里的“大母神”。哦，“大母神”，是心理学家对家庭里“女性主宰者”的称呼。父亲身上的零花钱永远不会超过100块，念大学时我的钱包里永远保持150块，过年得的压岁钱也被母亲收走。所以，在最美的少女时代，我不能挑拣自己穿什么，只能是母亲买什么我穿什么。于是，22岁以前，我总是大红大粉。感觉她们那代人特别喜欢喜庆的颜色。

表达自己的意见？找不到那件碎花旗袍，我肯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委婉，毕竟分居两地十几年，亲情也自然带着生疏。我说，爸爸，我很累，带的高中班压力大，连周六都要补课，难得星期天休息一下，我说，妈妈，我的收拾自有我的规律，您最好不要再替我收拾东西。换来的是父亲的叹气，母亲的抱怨流泪。

替你干活当老妈子你还抱怨？你不怕邻居听见丢人吗？母亲愤怒地指着我。她觉得我申辩的声音太大。我的父母，觉得我变了，不再听话，不再那么可控。可是他们没有想过，我已经人到中年，三十多岁，虽然感谢他们帮忙，但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磕磕碰碰，沟通无效。我小心翼翼，老去的父母与我一点点疏离，他们与我幼小的孩子紧紧黏在一起。甚至，母亲嫌儿童房的床太小，把他们卧室的大床换成了高低床。父亲睡在上铺，母亲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当祖孙三人在客厅嬉戏，我从外面归来，门一打开，欢乐的气氛顿时消失，沉寂——仿佛一个外人突然出现，打搅了他们。

父亲有事，短暂离开又再次归来，嫌动车贵、客车不方便，坐了一天只有两班的过路绿皮慢车，当然如今没有那种了。他费力地扛回一整包的旧书，几乎全是我小时看过或他给我讲过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科学家的故事》，书页泛黄，有一股陈年气味。后面的日子，就常常看到父亲翻开那些书，夹杂着自己大半辈子对世态人情的感悟，绘声绘色地给孩子讲着，母亲立在一旁，端着孩子的小碗，里面盛的是切得小小的苹果块或者梨块，笑意盈盈。他们，与孩子相处的每个细节，我都似曾相识。

你看，这幅图画的居里夫人，你看看，她很朴素，没戴耳环，对呀，科学家都不讲吃不讲穿……

我也看过那幅居里夫人的插图。我七岁，羡慕阿姨们耳朵上亮晃晃的银耳环，父亲直接翻开《居里夫人传》，指着居里夫人插画说：“你看，她是大科学家，她戴耳环不？”

父亲不抽烟、不打牌，逢年过节喝点酒。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上颇为流行交谊舞，尤其是大点的国企，里头俱乐部一到晚上七点就乐声阵阵、热闹非凡。母亲在一个姐妹的游说下，也跟着去跳舞。说起来，厂里舞会结束得早，跳舞的也都是本厂职工和家属，彼此很熟识。但两次过后，父亲就坚决不让母亲再去了。那种舞是坏人跳的，搂搂抱抱，像个啥？父亲一本正经。

父亲到老依然是这样的风格。

维维，你们两口子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不够啊，你看看，成都不比得老家，到处都是要花钱的，再说，你晚上也常常要回来吃饭，你家那个人虽说每周只回来一次，可回来就要改善伙食。餐桌上，母亲突然说。

哦，那我每个月给您2000吧，我愣了一下，只是没想到开销这么大。

呵呵，1000元花个半月就没影了。总不能让我们老两口自己垫着钱替你们带孩子吧？莫非你也想啃老？老家隔壁的陈姐在重庆帮亲戚看孩子，每个月4000块没商量。

可是唐唐是您的亲外孙——这句话当时就在我口中打转，却终究没能说得出口。

就像武志红那本书所描述的，那种亲密共生的关系一经打破，便嫌隙丛生，危机重重。很快，父亲母亲再次激动了，为了我没经他们许可，倒掉了三天前剩下的几块红烧肉。

那几块肉全是肥的，你们的年纪真不适合吃那样的肥肉。

适不适合不要你说！你是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肉。

对呀，以前两分钱一个的兔脑壳。要那两分钱，都要好生求大人多少天，要做多少家务事的。你们是不懂惜福。

大家实在过不到一块，我们老两口可以拖起唐唐到外面租房子住！钱，我们自己掏！

来，你看看我父亲发给我的这条链接，嗯，“人最大的教养，是善待父母”，是呀，这就是一条在朋友圈赚流量的无效信息，父母一直把这类说教当成至理名言，常常转发给我。这是父母坐在回绵阳的动车上给我发的。

对，他们已经离开了。

最后的高潮，是几天前的一场争执。晚上八点，在送走最后几个补习的学生后，我搭乘空荡荡的公交车，忍着剧烈的腰疼回家。和之前许多次一样，家里冷锅冷灶漆黑一片，父母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吃过晚饭出门带孩子散步。不舒服的人格外脆弱，不知不觉，我竟靠在沙发上痛哭出声，直到父母回来。哭？有什么哭的？我们老两口都往七十靠了，在这里帮你带孩子又洗衣做饭的，你还有多大委屈？！

这是我想不到的，在离开父母十几年后，一家子再次团聚，短短的三五年，本应最亲密的人之间，竟然积攒了那么多的怨愤与误会。我对我的“50后”父母很陌生，或者，在这分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毫无觉察地渐行渐远？

我们没想过依赖你，从你离开老家到成都工作，我们就知道，唯有依赖“社保局”才最靠谱！我俩的养老金加起来也快六千了，过得！父母说。婆婆（外婆）别生气，妈妈是坏人，妈妈是坏人！孩子在一旁哭喊，用尽全力拽着我母亲拖行李箱的手。

我的“50后”父母，要一个听话共生的孩子；“80后”的我，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一辈子，所有人都坐在一列终点叫做“死亡”的火车上，不同的站点，有人上有人下。围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我们围坐，除非到了站点，否则不会散场；车厢里，有空间有景致，围坐的人也会起身四处走走看看，当然终归他得回到这张桌子边。所以，彼此不用以索相缚。

她是另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罗维父亲的讲述

是维维让你来找我的吗？你来得巧，我刚从外面回来。每天下午，罗维的妈妈都去和她的姊妹伙打牌，我没啥事，就喜欢到球场坝转转。我的老哥们儿都带着孙子在那玩儿，那种天伦之乐真让人羡慕。

我喜欢说话，喜欢聊天。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经过太多波折，到老就盼着呀，一家子都在一起，团团圆圆，乐乐呵呵。

我母亲死在1968年，那年我14岁。我是家里的老大，挨得最近的二弟才9岁，四个兄弟姐妹里就我最懂事，也最清楚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我外公是川北袍哥组织的小头目，做了几十年码头生意，娶了几房却没有生养。母亲是外公的养女，从一个养了“私娃子”的姑娘手头抱走的，母亲那时刚满3岁。因为这样的特殊身份，解放后历次运动母亲都会牵涉其中。那年，母亲被烟厂揪出来做“靶子”，后来又成了市里的“典型”，父亲当时在轴承厂算“老师傅”，年富力强出身好又有前途，坚决地与母亲离婚，划清了界限。

准确地说，母亲是哭死的——你要和我划清界限，为什么不早点划清界限，为什么要娶我？为什么还死缠烂打地扭着我生了四个孩子？

后来，几个弟妹，有的当知青，有的读大学，还有的一直待业后来做个体户。做生意的老幺现在算混得最好的，房子六七套；二弟也不错，从正处的位置上退休，只是大家都不在一处。只有我，接了父亲的班，16岁不到就在轴承厂工作。

我父亲不坏，做事一板一眼，有着一种不甘人下的企图心，一种在火热年代里出身好的人特有的企图心。因为母亲的死，我对他很有看法。“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几个小孩。”父亲跟我辩解过，但我不理会他。一个男人这样做，就是没担当。而他，也似乎怀着愧疚，主动和我保持距离，一直住在一栋70年代的公房里。我父亲后面没再娶，孤独一人活到85岁。我见他最后一面是在侄女的婚宴上。婚宴结束，父亲抖抖索索地从外套里摸出一只皱成一团的塑料袋，把桌上剩的七八个喜饼都捡进这个袋子里，甚至连着盘边的餐巾纸一块，他已经有些不大清醒了。

父亲佝偻着腰背，提着一大袋，弟妹们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带他去坐公交车。他的背影，在混合着雾霾而有些模糊的空气中慢慢消失了。

父亲属于无疾而终。一个月后的下午，晒着太阳在躺椅上就去了，很安乐，或许天上的母亲已经原谅他了。这两年，我时常梦见母亲。有次，梦见她在旧屋的大圆桌上张罗着包抄手，我们几个在她身边玩耍，父亲从外面兴冲冲回来，捧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油纸包，展开，满满的喷香的卤兔头。

骨子里，我喜欢团聚，最难受别离。

从成都离开时，我发给罗维关于“孝顺”的链接，那条链接真的讲得太好了，我希望她能有所悟。岂料第二天，我收到她的微信：爸妈，你们就算是再喜欢一朵花，也不能把连着这朵花的叶子扯掉，这样，花会枯萎的。

她还是不明白，小外孙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她自己也是我们夫妻俩精心栽培的一朵花，曾经寄予无限希望。我们这对老人才是担心被扯掉的绿叶。

我和维维妈恋爱谈了六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里要求青年人两个年龄加一块满五十岁才能结婚。我们二十五岁结婚，一年后有了维维。后来我们又差点有个男孩子。维维五岁的时候，维维妈不小心又怀上一个，中国人嘛，骨子里还是喜欢多子多福。我和维维妈是双职工，厂里依据国家政策定的规矩是：偷生老二，等着开除，如果有正当理由拿到准生证，降一级工资。那时的人收入本来就少，拖老带小，饭碗再有什么闪失，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最终，挨了三个月，我抖抖索索找到厂里的书记，壮着胆子讲了这件事。什么，这还了得，老罗，你是要上天捅大窟窿了？一个搪瓷茶杯腾地撞到桌面，书记一脸又惊又怕的表情，哎哟，这一幕现在我都记得起来。书记立刻叫来计划生育办的人和车间主任，车轮战就此展开。老罗，你晓不晓得，现在计划生育怎么抓的？如果坚持要生二胎，不仅你们两口子遭脱层皮，厂子也绝对要在市里挂上号，都完蛋！最终，我们还是选择做掉这个孩子。做完，才看见是个男胎，维维妈哭了三天。是啊，差点，儿女双全。

如今我常想，要是这个男孩真的生下来，我们老两口的晚年不会如此孤单无奈，说不定可以替我们甚至替维维分担更多。

维维是我们夫妻俩唯一的孩子，是我们跌跌撞撞一路摸索着养大的孩子。你看，我留了好多东西，这是育婴杂志，1980年买的，好老的杂志哟！这本杂志教我们可以拿勺子刮苹果刮蛋黄喂八个月大的宝宝……这是维维的小学课本，这是她的大队长标志，这是她中学的获奖证书，这是她大一参加新生军训的结业证…….

维维十岁，吃过晚饭跟着同学到厂子附近埋一只死猫，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我们是提心吊胆找了几大圈，维维妈气得病了好几天。维维念高中住校，她喜欢吃我们厂门口卖的什锦米线，我每周三下午五点拿保温桶打包，然后骑着自行车送到学校。

就在维维念高二的时候，轴承厂效益不好，我和维维妈都在单位办了内退。上世纪90年代后期，私营企业大量崛起，商业策划刚刚兴起，我自学了营销学加之文字功底不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多挣了一份，大概将近一千块。我很顾家，工资卡都交给维维妈，身上只留一点零花钱应应急。直到现在，我连如何在银行取钱都不清楚。过于顾家也让我失去了拼搏的勇气。早先有过调入政府机关的机会，可是那边暂时不能分房，调走的话厂里的宿舍会被收回，80年代没有租房这一说，一家三口又该住在哪里？也有过投身商海的机会，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幺弟卖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台编织机，赚了五千块钱——那个年头，对月收入不到一百元的普通人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走，大哥，跟我一块干，不要一分钱本金，销售员承诺先拿去卖，卖完再付款，肯定能赚！我不应声，因为厂里有规定，不允许私自在外接活，发现一律开除。出生在60年代中期的幺弟没有工作没有妻小，想干就干，野惯了。可我不行，万一被厂里开除，万一生意亏了本，后果都是我们一家三口无法承受的。

牵绊太多，对，是牵绊太多，或者，可以认为是责任心太重。这是我们大多数“50后”的通病。

所以，我没法接受维维在成都安家以后，与爱人搞AA制，建立一个共同账户，每笔花销都要记账。密密麻麻在一个小本子上，为了分清钱是谁出的。无法想象，这样的夫妻，日子能过长久吗？

我曾经在维维刚工作时去过她的住处，那里实在太小，16平方米不到，一间屋子放一个大床一张桌子就占得满满当当，我很心酸。罗维来成都，还是我托二弟帮忙办的，省城自然比地级市好，况且还是在重点中学教书。

不管在哪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那里就是家。可是，在这些异地分离的亲人团聚的路上，除了房子，还有好多阻碍。对于渐渐老去的我们，医疗保障是头等大事。当年，我专门去有关部门咨询了异地医保。没有开通，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头也没抬，回答得很干脆。今天当然很方便，可2003年，绵阳人在成都看病住院的报销问题依然很繁复。

那就先解决一套大点的房子吧，至少，我和维维妈在成都有个落脚处，跟女儿在一起。2005年，我们拿出10万积蓄给维维付房子首付，她没心眼地把男朋友的名字加在房产证上。

没关系，我年底就要和他结婚了，都是一家人，何况我跟他还要一起还房贷。维维大大方方地把加入外人名字的房产证给我们看，一脸幸福，硬逼得我们把想要提醒的话都咽到肚子里。

以后咱们的孩子就给别人当家了。维维婚礼结束后，她妈妈捡起掉落地上的捧花，叹了一口气。

说起来，几年间真的事很多。那天下雨，天色灰暗，维维妈被推出手术室，还没有清醒，脸色白得像霜。医生刚从她身体里切除了一个约莫十三公分大的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肿瘤，可是实在太大，手术开始不久，一个护士便匆匆忙忙跑来，找家属签字，说病人术中出血1000毫升，急需输血800毫升。我颤抖着签完字，又迭声问：人现在没事儿吧？人还行吧？护士斜眼瞄了我一下，没做声，一溜儿就回了手术室。这种场景带来的惊吓至今难忘。一条飘荡着消毒水气味的长廊，一墙之隔，里面生死一线，外面煎熬守候。周遭的守候者，都三五成群，相互扶携互相安慰，只有我，独自一人，额角冒着冷汗，一侧身体靠住墙，死命支撑着，不让自己在眩晕中倒下去。

我在那条长廊上足足等了四个钟头，除了靠墙就是蹲着，捏个啃了几口的面包，垂着脑袋，头发蓬乱，熟人见到一定认不出来的。

四个钟头里，维维来了两次电话，焦急地询问着她妈妈的情况，语速很快，带着哭腔。她和丈夫都在北京出差。在母亲的“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和“国家级会议”之间，她选择后者。

爸爸，别担心，只是良性肿瘤，切了就好的，维维反复强调说。

或者，子宫肌瘤是小病，升职发展是大事？或者，父母与子女，亲情之间本不对等？维维小时候只要一发烧，我跟她妈妈来不及跟单位请假就往回跑，被领导在大会小会上批评“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一天夜里2点，抱着高烧40度的她，直接敲开厂医院院长的家门，顾不得院长的爱人就是厂长。

或者，是时代变了？我要是敢像你们当年那样随便翘班，一定记成“教学事故”，三次以上就等着开除，事业单位也不好混，我们学校的老师可都签着“合同”呢，三年一签，各种综合评定！维维说。

维维妈夜里九点才醒过来。她说不出话，就用眼神和手势反复表示，非要我回去睡一觉。

“太吓人了，大姐半夜被嗓子里的痰噎得喘不上气，难受得直扑腾，我叫来医生急救才缓过气来。”早上再回病房，临床病人的家属告诉我。又是一番惊吓。之后，维维妈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她的身边只有我而已。

我们老了，女儿却未必靠得住，她是另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这是我在那一个多星期里，最大的感悟。

成都的人民公园，保路运动纪念碑后面一片林荫里，父母们出面，当然，主要是“50后”父母，他们亲自替儿女“相亲”。据说，现在许多大城市都有这样的“相亲角”。写着儿女工作单位、收入、车房、样貌、身高、个性甚至既往情史等详细资料的纸片，或摆放地上，或举在胸前，或挂在低低的树梢，吸引路过者驻足观看。彼此家长觉得条件合适的，会靠在一起细聊。

父母看对眼有什么用，本人没见面一切等于零，年轻的路人露出鄙夷的目光。

我看过这些资料，孩子们都挺优秀，年纪一般在27岁以上，可能他们并没有把婚姻之事太放心上。父母亲自出面，一方面的确有“着急催婚”的嫌疑，另一方面，父母也有父母的私心：我们亲自找到并认可的女婿儿媳，应该更利于成为自家人，然后重新融为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会被排除在外，我们的孩子也不曾真正离开。一位替女儿找对象的大姐告诉过我这般私心。

——与孩子始终在一起，是我们50后的最大心愿。呵呵，好多人还不承认：看，我们单独过有多潇洒，我们组团出去旅游，省钱的话，可以报低价团，反正我们不会去买你推销的任何东西；我们傍晚吃过简单的晚饭，就到广场、公园或者超市门口去跳坝坝舞；我们在清凉的天气里可以露天打一下午的成都麻将，输赢最多三十块钱；我们还可以结伴去农家乐，一天一百块包圆儿……可就是这些特别潇洒的人，总在夜里翻来覆去，闭上眼睛就回到过去：一套“闷罐房子”，除了厨房被一条长长的公用走廊隔开，其余三间加起来不到25平米的屋子一线连起来；饭桌上摆着红烧排骨或者回锅肉或者卤肥肠，一个星期才吃得上一次，香得很；院子里开着紫茉莉——紫茉莉夏天开，花型活像一只只小喇叭，结的果子外头有一层黑壳，抠开来，里头满满的白色粉子，据说，可以做胭脂，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孩子，孩子依旧很小，五六岁大，坐上自己的膝头，靠在自己的怀里，奶声奶气。

在成都的那些日子，已经开始步入中年的女儿，与我们老两口的隔阂越来越深，她打碎了原本一家三口最熟悉的每个生活细节。

我们与喜欢黏人的小外孙朝夕相处，仿佛时光倒流，童年的女儿又回来了。他用清澈发亮的眼睛看着我，听我给他讲故事，听得津津有味。那些故事，像盛放它们的一叠叠简装本一样，很旧了，却依然美好。他大口地吃着维维妈煮的小抄手，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婆婆，真的好好吃！日益枯萎的父爱母爱再次焕发勃勃生机。有一种错觉，我们才是一家三口？

或许，维维是伤心了。可维维不明白，我们年老时渴望身为父母应得的慰藉与陪伴，这就是世人所谓的孝道。

我的非亲生母亲——王萌萌的讲述

每个人都有心事，就像罗维老师，就像我。

罗维老师喜欢在微信朋友圈里秀孩子，秀美食，秀旅行，好像很开心，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高三毕业班聚餐，我看见罗老师手机上的全家福照片，就是那种屏保图片，她母亲抱着孩子坐在最前面，而罗老师却站在并不显眼的位置，笑得很不自然，一看就觉得哪里不对劲。我的直觉很准。

很多别人以为我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只是必须装出不知道的样子。

我一直是那种特别敏感的女孩子。

你听过驴耳朵国王的故事吗？从前，有一个国王，被神诅咒，长出了一对长长的驴耳朵，于是成天用头巾捂着。一位裁缝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国王威胁他：如果说出去就要你的命。这个秘密，藏在裁缝的肚子里，一天天膨胀，胀得他寝食难安。一定要找个地方倾泄出来，不然我会憋死，可怜的裁缝自言自语。最后，他来到河滩上，挖了一个大坑，朝坑里大喊：国王长了驴耳朵！顿时，他浑身舒坦。不久之后，河滩上挖坑的地方，长出了一丛芦苇，风一吹，就发出声音：国王长了驴耳朵！

装着不能说的心事，确实难受。

妈妈又发病了，抑郁症，这次非常严重，三四天没吃一点东西，窝在床上，一天哭到晚。导火线就是我大半个月前拿到的那张上海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

二十多天前，妈妈亲自去学校取回那纸通知书，满脸喜气。开门进屋的瞬间，我听见楼梯口有人问：萌萌读哪里？妈妈的声音高高飘起：上海交大，一本，国家重点！两天后，妈妈在羊西线的一家高档餐厅摆了几桌请客，领着我在席间走动，或是坐在男女老少艳羡的目光中，将我几年来的学习经历娓娓道来。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最喜欢跟别人比较，比家庭，比房子，比旅游过的地方，比子女……嗯，比子女这点，妈妈拿得出手，我一直很争气。

裹在药丸外面的糖衣总有舔完的时候。随着我报到日期的临近，妈妈一天天沮丧起来。择菜的时候，她会自言自语：孩子，你到底要走了。餐桌上，零碎的菜叶挂在她的头上也浑然不觉：上海很远吧，你去了，妈妈就找不到你了。

妈妈怕我去了上海——就这么飞走了。这关系到一个秘密：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这属于众所周知，只需要向我隐瞒的秘密。

要好好孝顺父母，他们年纪大了，带你不容易。过年，家族的长辈发红包给我，会标配这样一句话，附带上他们怜悯的眼神。

他们的本意是让我知恩图报。可是，那句“年纪大了”反复重提，却让我察觉了什么。我18岁，出生在1998年；妈妈66岁，出生在1950年。从年龄上就能判断出，她生我的可能性不大吧？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是衰老的。我七八岁，她已经满头白发，狭长的眼睛被密密堆砌的褶子挤成了一条缝。成都的公交车，不到三分钟便会播一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白发苍苍的母亲一手挽着书包一手牵着我，上了拥挤的公交车，立刻有人让座，层叠的人群自发打开一条通道，我们母女俩侧着身走过去，坐下。谢谢啊！大姐，你这小孙女好乖，后排头发花白的婆婆在夸。妈妈笑笑，没有应声。我衰老的妈妈与周遭同龄人年轻的妈妈一样，爱自己的女儿，竭尽所能。

你妈特别不容易。

你爸妈对你真好，衣服尽是牌子货，啧啧。

我妈说，王家姐姐不是亲生的，是从垃圾堆里捡的。

萌萌跟老王夫妇还是有亲缘关系的，她是老王弟弟超生的孩子，生下来一看，又是个女孩，觉得罚款不值当，就送给哥哥家了。

膝下无子老凄凉，有总比没有强。

疯子的儿子十几岁就死了……小心被听见，疯子找你闹！

从十一二岁开始，我隐秘地拼接着从小到大，旁人有意或无意透露给我，以及我偷听到的各种信息，到了十六岁，已经基本还原出“我是谁”。

妈妈过去生过一个儿子，十几岁出意外死了。我猜，这个意外应该与妈妈有关。妈妈常常说起这个哥哥，她因为长期服药而臃肿不堪，脸部皱纹深刻嘴角下垂得厉害。妈妈为哥哥的死内疚，由此患上了难愈的抑郁症。为了替母亲疗伤，我来到这个家庭。

我还知道，亲戚们甚至准备了一套我发觉真相后的补救方案，那就是谎称我是叔叔和叔母意外生育的女儿，因为逃避单位责罚送给母亲的。这样沾亲带故血浓于水，不会出现别的变故。知情的街坊邻居也不敢直接捅破窟窿，因为他们见证过这个家庭曾经的不幸，更亲见过妈妈发病时骇人的癫狂。

这些年，我一直怀揣这个大家都不希望我知道的秘密，一直装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为其他，只是为了让我的爸妈尤其是妈妈安心。事实上，从他们收养我的那一刻起，许多担心就是多余的，因为人是有感情的。

我养的猫咪晃晃，不论到哪里去玩，夜里总会回来，因为它知道，屋檐下有温暖的小窝。

爸爸在的时候，每天傍晚都要给我煮一小锅甜汤，夏天是浓浓的绿豆南瓜汤，冬天是甜入心脾的红枣银耳汤。前年，爸爸去世了，只剩下开小超市的妈妈与我相依为命。

我，生而为人，需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却没有对亲生父母的任何向往，更没有想过要去找他们团聚。我知道，十八年前他们就抛弃了我。

上海交大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我用力考上，为的是报答与感恩，不想却勾起妈妈好几年不曾发作的旧病。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一定会找机会告诉她：虽然您不曾生过我，可您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