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贾湖骨笛的出土，将中国器乐史推进到距今八九千年的史前聚落文明，而陶埙、陶铃、陶钟、陶角、石磬、摇响器，以及岩画、陶纹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则让我们得以一窥原始音乐歌舞的场景。庖牺氏作埙、夔作鼓、舜制五弦、伶伦造律吕，上古先民对声音规律的探索和追求，推动了实物乐器的制作、改良和演进。在《诗经》《尚书》《左传》以及三礼等历史文献中，各种乐器赫赫在列，仅《周礼》就记录了七十多种乐器，而且还配备专门的音乐职官和演奏工员，反映了先秦时期礼乐器物制度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推进，乐器的制作也代有更新，迄今记录在册的民族乐器已达两百多种，音乐文化更是洋洋大观。从早期的口耳相传，到记录音声系统的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的出现，古人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保存了今天仍可以大致复原的古乐形态。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在古代被用来配合天地四时，以祈祀鬼神、教化四方。“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可见声音之道，与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君子之听声，非听其铿锵而已”，还可以从中窥见风俗厚薄、人心向背，甚至政事的盛衰兴废，“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也因此才有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观礼于兴废的典故流传。中国音乐文化的这种成长环境，决定了民族器乐艺术的历史特征，即如乔建中先生所言：“与宫廷礼仪、民俗事象、戏曲曲艺表演、文人意趣的长期‘共生’及对它们的过分依赖，使这门艺术先天缺少对专门技艺、审美趋向的刻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