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蕾蕾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戏曲虽兴盛于元代，但明清以前没有真正属于儿童的戏剧。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儿童被视为与成人一样“独立之个人”，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文化巨匠们：郭沫若、鲁迅、茅盾、叶绍钧、王统照、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不约而同地开始聚焦儿童的文学启蒙，儿童文学随之兴起，人们逐渐发现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表演多种艺术成分于一体的戏剧，通过视觉和听觉双重渠道感染听众，对儿童启发和学习有着极佳的效果，儿童戏剧事业从此迅速发展。郭沫若在这个儿童文学的萌动时期，把目光投向了儿童文学纯文学形态中出现最晚的一个品种——儿童剧，率先于1919年11月14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他第一个儿童剧作品《黎明》，至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序幕。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该剧成长于五四精神的阳光雨露之下，剧作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和精神价值，都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一、创作背景及思想内容

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在时代的浪潮中火热开展，该运动本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郭沫若深受“五四”时期革命精神的浸染，满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的重担，积极倡导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对此，周恩来同志曾总结了郭沫若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从这三点我们可以一窥《黎明》的创作动机。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急于探索一条“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路”。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他也谈到“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该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该从儿童的情感教育、美的教育着手。有优美纯洁的个人才有优美纯洁的社会。因而改造事业的组成部分，应该重视文学艺术”。这种文学艺术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郭沫若还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的提供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因此，郭沫若热情地倡导和创作儿童文学，并躬身践行，战斗在儿童文学的阵地上。这种丰富的革命热情和深邃的研究精神鲜明地体现在郭沫若对于儿童戏剧的探索与尝试上。

在郭若沫探索儿童剧的历程中，他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而获得高度自觉，其中西方的象征主义戏剧对郭沫若产生了触动，他曾这样评价《黎明》：“儿童文学采取剧曲形式的，恐怕是近代欧洲的创举。我看过梅特林克的《青鸟》，浩普特曼的《沉钟》……此种形式的作品，我曾发表过一篇《黎明》，是我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因此，在还没有儿童剧正式诞生的中国，郭沫若在西方戏剧的启迪下，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创作了以童话的内容、歌舞的形式呈现的独幕剧——《黎明》，该剧与《青鸟》、《沉钟》可谓是密切相关，却又独具魅力。首先，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鸟》是六幕大型童话剧。剧作描写了砍柴人的两个女儿受仙女的委托寻找青鸟，来治愈仙女小女儿的病。她们历经千难万险，青鸟总是得而复失，最后却因姐姐的善行失而复得。全剧设置了青鸟为故事线索，它是一个具有多层次象征意蕴的童话艺术形象——既是人类精神和物质上的幸福，又是自然奥秘的体现者；而剧中的其他人物都分别象征着勇敢、善良、忠诚、奸诈等品质。揭示了“我们给人幸福，自己才更接近幸福”这一主题，富于童话的诗意和深邃的哲理。其次，霍普特曼的《沉钟》是一出五幕童话剧。它描写了铸钟师海因里希为了铸就一口宏钟，历经艰辛，在以其妻玛格达、牧师等为代表的世俗社会和以情人罗登德兰、尼克尔曼等为代表的新生世界之间徘徊，通过由“死”（象征艺术家的创作和生命活力被摧毁）到生，由生到“死”（生命的结束）戏剧化情节呈现了崇高理想与世俗追求之间的矛盾。这两部作品从总体构思到情节、人物、氛围,都广泛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表达了坚持不懈、屡败屡战的探索和创新精神。郭沫若的儿童剧《黎明》相对于这两个剧作而言，内容上更为简单直接。它描写的是在海涛狂暴的黎明时分，一对从蚌壳中跳出的兄妹“随舞随歌”；他们努力唤醒了其余的兄弟姐妹，“投蚌壳入海”，歌咏黎明、新生、乐园，一起迎接璀璨的阳光。作品的舞台背景开篇是“黑暗。狂涛澎湃声”；接着“微微现出一带曙光”、“凄惨可怕的颜色”、“海涛狂暴依然”；然后“曙光渐浓、海色渐青、海涛渐平”。这些场景上的处理，虽然和《青鸟》《沉钟》里对光明象征的表现形式略为相似，但是，更多体现的是郭沫若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五四前后时代氛围的诠释：由黑暗走向黎明。在描述儿女们觉醒的过程中，郭沫若使用了大量新颖而独特的比喻、意义明朗而深远的象征，在歌舞念唱中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作者根据我国戏曲和欧洲诗剧的经验，把歌、舞、剧三者融合，采用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新尝试，这种生动活泼的表演在带给当时的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以强烈的新奇、欢欣之感的同时，也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映射。

所以，郭沫若的《黎明》则主要借助了《青鸟》、《沉钟》等西方戏剧的形式和象征主义的方法，但却没有照搬照抄的痕迹,也一改《青鸟》的神秘色彩和《沉钟》的压抑之感，彰显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黎明》的精神价值

儿童剧《黎明》是郭沫若文学生涯的一次创新，正如作者著名的诗篇《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一样，是其“五四”激情的产物，深刻表现了五四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

首先，郭沫若作为一名反封建的革命主义战士，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和感召下，他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他深刻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通过该剧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最迫切的呼声——摧毁封建桎梏、解放思想,彻底扫除旧文艺。因此，表现时代精神和重视现实意义就成为他创作构思的出发点。《黎明》以黑暗和狂涛开篇，渲染出压抑、肃穆、壮观的氛围，象征还未摆脱旧社会桎梏的苦难民族。背景的变幻，暗示着“五四”的历史进程——由黑暗走向黎明。黎明到来：“太阳出海，如火烧天壁，万到霞光齐射”，这耀眼光芒，象征着新中国与新生活诞生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在黎明之际，海滩上的蚌壳里跳出两兄妹，携手而舞，引吭高歌：“天已黎明了！海已太平了！我们早已醒了！我们早已解放了！”郭沫若用这对兄妹象征着时代的先觉者、亦是先锋战士的化身；蚌壳则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精神枷锁，他们挣脱了封建束缚，一边热烈地欢呼祖国的新生，互相庆贺：“你好像脱了壳的蝉虫”、“你好像出了笼的飞鸟”……一边尽情地表达着自己建设新世纪的豪情壮志：“我要涤荡去一切尘垢批糠”、“我要制造出一些明耀辉光”……但是，在欢快之余，他们看到了其他的海蚌，里面还关着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声呼唤：“你们快出幽宫！你们快出囚笼！”在五四时代先觉者的启蒙下，“海蚌齐开，同时跳出无数对儿女”与先觉者一起载歌载舞，意味着他们打破旧的体制,共迎新世界的来临。这种重获自由的欢欣、充满希望的激情，在音乐和舞蹈的渲染下到达了高峰，剧情也由此进入了高潮。此刻，郭沫若笔锋一转，歌舞见缓，觉醒了的儿女们跪着向太阳祷告，希望太阳用它的金剑射尽天狼。这里的太阳是光明（革命）的象征。作者通过这一转一缓的设计，体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现在还是黎明，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们要清除一切敌人，打破一切束缚，作者的政治敏锐性也由此体现。最后，“群儿群女拾起岸上的蚌壳”，“同时投蚌入海”，舞台上歌舞再起，全体合唱：“你们这些囚笼！你们这些幽宫！”，“我们唱着凯歌，来同你们送终”，“我们凯旋了！我们解放了！我们同天地新生。我们同海日新造”。剧终时，太阳高升，海水湛蓝，海鸥飞舞。该作品最后再次使用象征的手法，唱响了旧社会的葬歌和新社会的赞歌，直白地呈现了先觉者们揭露黑暗、歌颂光明、欢庆新生的过程及主题，这也正是“五四”时代革命先锋战士们顽强的斗争精神的最鲜明的写照。通览全剧，《黎明》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融合与创新，它在内容上将中国民间童话——蚌精的故事融合在带有神话色彩的伊甸园里，在形式上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和西方的象征手法相结合，贯彻了五四时期提倡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化的歌舞童话剧的新品种。剧作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强烈地抒发了破坏一切旧的糟粕，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时代激情，深刻表现了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给身处“五四”时期的儿童以及初醒或半醒的大人以强烈的感染。

其次，郭沫若作为一名文学家，特别是儿童文学家，其创作思想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五四时期，儿童问题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备受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关注。儿童文学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成为了一种教育的工具——从孩子抓起，从根本上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文学家和教育家没有忽视儿童文学的审美性、趣味性以及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这与郭沫若的儿童文学观正好不谋而合。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总结了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儿童文艺创作经验及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观：

儿童文学不是那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儿童文学不是那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儿童文学不是那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而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其所不同者特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故就创作方面而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就鉴赏方面而言,必使儿童感识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能依据儿童心理而不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现，不能起浑化作用。仅用儿童本位的文字以表示成人的心理，亦不能起此浑化作用。儿童与成人，在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状态,相差甚远。儿童身体决不是成人的缩影，成人心理也决不是儿童的放大。创作儿童文学者，必先体会儿童心理，犹之绘画雕塑家必先研究美术的解剖学”。

因此，《黎明》在迎合儿童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上，有以下表现：第一，剧本设计上，郭沫若采用了独幕剧，戏剧冲突单一、结构单纯、线索明确、情节生动又极富有故事性，充分考虑了儿童戏剧的特殊性和戏剧的一般性相结合的特点。第二，在内容上和手法上，作者将中国民间童话蚌精的故事融合在带有神话色彩的伊甸园里，使戏剧的表现超越现实的约束，就此展开海阔天空的幻想，在这瑰丽壮美的童话色彩中，故事的情节、人物形象、人物语言、舞台布设和氛围，都广泛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并赋予了令人深思的时代精神。第三，歌舞表演上，诗、歌、舞三位一体：“剧中且歌且舞的音乐旋律,葱笼浓郁的诗意抒情，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长处。那无甚戏剧冲突的简单情节，清一色的小儿人物角色和溢满全剧的童稚的情趣以及泰戈尔式的清新婉丽的格调，很是适合中国儿童心理和知识水准。”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充满缤纷色彩的艺术境界。第四，在风格上，背景宏伟壮丽，气氛热烈昂扬，随着诗情的发展而流淌出自然和谐的韵律，格式在变化中有整齐、音节的急缓抑扬张驰有序；文字表达明白流畅而生机勃勃，语言高亢明朗而绮丽奔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第五，在美学品格上：“《黎明》由于时代的感召和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开拓，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与泛神思想的高度锲合，使得该剧充满了崇伟的时空感和高亢的格调。受移情作用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地泯化我和物的界限，物的‘雄伟’印入我心中便变成我的‘雄伟’了，在泛神论的支配下，这种美感的转化就更直接、更轻易，因此，《黎明》的通篇都充满了壮丽的崇高之美。”五四时期提倡发现儿童、放飞童心、张扬童性，着力创造生气蓬勃、充满希望、富有“爱”与“美”的儿童戏剧，郭沫若以上的这五点表现，蕴含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这一代剧作家对儿童的关爱之情，这恰恰与时代特点相契合。

三、小结

《黎明》这部儿童剧，于1919年9月发表以后,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因此，《时事新报·学灯》先后刊载了两次；时隔多年，在1978年复载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后于1982年，该剧被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剧作全集》。这部儿童剧在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转变时期，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浪花渐渐被沙滩所吞噬。诚如郭沫若自己所评述的：“我曾发表过一篇《黎明》，是我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怕久已沉没在忘却的大海里去了。此种作品有待于今后新文学家的创造”。这部儿童剧正是郭沫若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在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代氛围中，向西方童话剧进行学习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它是中国儿童戏剧萌芽期刚刚绽放的花骨朵，虽在艺术上稍显稚嫩，人物形象上稍显单薄，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在文学体裁上，拉开了融歌、舞、剧于一体的中国式儿童戏剧的新序幕，这些经验在黎锦晖等人的童话剧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创作方法上，将采用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童戏剧黎明时期的浪漫抒情基调；在创作构思上，紧扣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给从事儿童表演艺术的工作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启示。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尝试，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作家及时捕捉住人民的希望和理想，并通过艺术构思，凝聚成动人心弦的艺术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