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波

曾几何时，手机微信圈盛传一个帖子，即，讨论聂耳“是不是音乐家”的话题而引发业内的讨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讨论可以说几乎是不需证伪的。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视角转入特定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一个出自偏隅之地、18岁出头的青年去到上海，在很快的时间里即进入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职业艺术表演团体，既奏乐又唱歌还演戏，这已经是难得的天才表现，更何况，在那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当他不经意间拿起如椽之笔，即谱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集体心理结构中的最强音并由此唤起华夏民众必胜信心的旋律时，他的所有行为，就远远超越了形而上学“艺术”的一切内涵与外延，而具有了横跨古今、超越时代的社会学意义而辐射出情感的热、精神的光。我们知道，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之初的华夏大地，为了民族的崛起、唤醒昏睡的民众，用音乐达成民众的情感认同、唤起人们的觉悟、搭建情感的社会契约，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文艺青年心底自觉的冲动。其中，以贴近民众的歌曲体裁作为创作方式，尤其以旋律化共性写作这样的手法传情达意的选材方式，就成为热衷于国事天下事有识之士所喜爱的文化鼓动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开篇的讨论，就成为了一个十足的“伪命题”。一个民族，只有记住过往的历史、崇拜先贤的功德，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因此，今天由昆明市政协、昆明聂耳研究会牵头开展对聂耳音乐“大众性、民族性、艺术性”历史贡献的纪念活动，也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