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成·

内容提要 《旌阳宫铁树镇妖》是冯梦龙“三言”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充分反映了明王朝激烈的内部矛盾和尖锐的社会问题。文章通过对篇中入话诗、收场诗的解读以及对小说背景的分析，揭示出作者冯梦龙以水神题材来寓含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三言”是明末文人冯梦龙所编纂的系列短篇小说集的总称。其编纂的目的，正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各集书名所示，多劝惩教化的内容。“三言”中，不乏深刻反映当时社会、时代的优秀作品，其中以反映因明王朝激烈内部矛盾而产生的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冯梦龙为代表的正统文人，面对明末危如累卵的国家形势所抱有忧患意识为重要内容。而《旌阳宫铁树镇妖》为此类内容的篇章之一，充分体现出冯梦龙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明朝政治与《旌阳宫铁树镇妖》入话诗、收场诗之解读

《警世通言》卷四十之《旌阳宫铁树镇妖》，是出自江西文人“竹溪散人”邓志谟的《铁树记》。该著是一部以水神为题材的小说，主要围绕道教仙人许逊镇妖故事的情节展开叙述，以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及其思想感情。小说全文是由一首小诗引入的，其诗云:

春到人间景色新，桃红李白柳条青。

香车宝马闲来往，引却东风入禁城。

酾剩酒、豁吟情，顿教忘却利和名。

豪来试说当年事，犹记旌阳伏水精。

此诗前四句，描写的是春天万物始新之气象，以及京城贵族、士大夫们在这样美好时节悠闲赏玩春色的热闹情景。然而，这种描写，与诗歌后四句所描述的水神传说以及小说主题似乎并不吻合，且小说的结尾又有如下一段预言诗作为小说的收场。现将此预言诗引录于兹:

三三两两两三三，杀尽江南一檐耽。

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

诗中的“荷叶”指代朱宸濠，而“黄菊”则指代正德帝朱厚照。作者借小说主人公许逊之口，用诗歌“预言”了明朝历史上“宁王之乱”的失败结局。宁王之乱，众所周知，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发生的皇室内乱，宁王朱宸濠企图篡夺皇位，以失败告终。故事的叙述者在此诗前面交代说“正德戊寅年间，宁府阴谋不轨，亲诣其宫”，其时正与历史上发生皇室内乱的时间相同，这种交代，增强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而“宁府阴谋不轨”更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这说明叙述者是站在皇室的正统立场来说的。而在诗后，作者又补充交代“后来果败。诸多灵验不可尽述”之类的话，都意在印证真君许逊预言的灵验。由此可见，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小说主人公许逊，皆站在正统皇室、君王的立场，对“宁王谋反”这种大逆不道表示反感，从而体现出小说作品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表面上看，文末预言诗与入话诗虽然在小说结构上有着“起结”的作用，但从内容上看，两诗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很不一致，且不能产生前后呼应的艺术效果。这种不一致现象，让笔者产生了新的疑问:入话诗中是否隐藏着其它的信息?

依笔者管见，这首入话诗在明朝以前的文献中并未出现，仅见于《铁树记》《旌阳宫铁树镇妖》以及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藏冯梦龙《三教偶拈》所收录的《许真君旌阳宫斩妖传》。

日本学者大塚秀高认为:“《三教偶拈》的刊刻年份虽然无法确定，但其中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所见‘皇明’这一说法，此书刊刻时期当在崇祯，或者是南明时期。”根据大塚秀高的观点，笔者认为入话诗是《铁树记》的作者邓志谟所作。同时在日本内阁文库藏萃庆堂本《许仙铁树记》的“豫章铁树记引”中，有“皇明万历癸卯春谷旦”的记述，因此这部小说应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无疑，而这首诗的创作也应该大约在这一时期。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冯梦龙在把《铁树记》收录到《警世通言》时，对这首诗的韵文进行了一些订正。

笔者在前述中，认为入话诗前四句所描绘的是一幅京城贵族、士大夫们欣赏盎然春色的情景，而这种太平盛世的描绘，并不符合明末的实际。因为明朝末年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而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益加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晚明“三大疑案”的发生。这三大疑案分别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王钟翰在《关于明末三案的原委》一文中，叙述了明朝末年的宫廷“三大疑案”的原委。现简述如下: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万历帝欲违背“立嗣立长”之祖训，宫廷内引发了一场“国本之争”，遭到大臣和东林党的反对，万历帝不得已而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梃击案的激烈而嚣张，正是一场直指太子朱常洛的政治谋杀事件。刺客虽然谋杀未遂，但牵扯出了万历宠妃郑贵妃的嫌疑。

“红丸案”的发生更为蹊跷。明光宗泰昌帝继位不到一个月时病重，服下鸿胪寺卿李可灼进献的红丸暴毙。时人怀疑是郑贵妃唆使下毒，明熹宗继位后并未深究。光宗死后，明熹宗继位年号天启。宦官魏忠贤欲趁着熹宗年幼之机，把持朝政大权，让天启帝养母李选侍居住在帝王所在的乾清宫内。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移宫案”发生时，东林党人曾积极参与此次事件，并在朝政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活跃，《明史》卷二四三《赵南星传》中亦有“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之记述。

东林党人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万历之后党争迭起，特别是在天启帝时代，东林党与宦官魏忠贤之间的党争日趋激烈。他们极力标榜“天下为公”等政治主张，同时也提倡地方分权。这些新的思潮给朝政乃至全社会都带来了新的气象。此外，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亦与东林党的主张有一脉相承之关联。

《铁树记》和《旌阳宫铁树镇妖》正是在皇权纷争激烈，党争严峻的万历、泰昌、天启时期出版的。而这一时期，也是东林权势最盛之时。

以这样的时代背景来解读小说入话诗，笔者认为:前四句“春到人间景色新，桃红李白柳条青。香车宝马闲来往，引却东风入禁城”。是描述东林党人当时活跃的情形，而诗中的“东风”这一意象，正是指代东林学派的政治、学术思潮。也就是说，东林党人把他们的新思潮，传播到了紫禁城权利的中心。

而诗的后四句“酾剩酒、豁吟情，顿教忘却利和名。豪来试说当年事，犹记旌阳伏水精”，可以作如下的解读:如果新的时代从此到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振奋起精神来高歌一曲，把世间的名与利统统忘却!我们将豪情满怀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还犹然记得许真人降魔伏妖(镇压宁王之乱)的伟大壮举!(这意味着明朝将会永远安泰下去。)

这种解读，也许被认为是过度的解读。因为在现有文献中，能确证小说原作者，即《铁树记》的作者邓志谟与东林党人有交往的史料还不充分。尽管如此，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东林学派的思潮在文人群体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至于从事于小说创作、出版的邓志谟来说，他有对学术、政治、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曾与东林党人有着过密的私交。冯氏注意到邓志谟《铁树记》所蕴含的价值，于是把它收进自己编纂的小说集，继而将它易名为《许真君旌阳宫斩妖传》而收入《三教偶拈》中，作为道教故事的典范之作，与儒释相并列。以同样的思路解读文末诗:“三三两两两三三，杀尽江南一檐耽。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亦可作如下解释:反对宦官魏忠贤的东林党人层出不穷，前仆后继，杀之不尽。待到夏过秋来的时节，我们大明一定能万世安泰。

由此观之，前后二诗互相呼应，特别是文末之诗借古讽今，意在暗喻明朝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二、小说背景为何设定在南昌?

如前所述，入话诗和文末诗皆深含着政治寓意，同时也反映了小说编者寄托忧思于许真君的镇妖故事，以尽快解决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美好愿望。而许真君故事的缘起是从太白金星的预言开始的:

彼时老君见群臣赞贺，大展仙颜，即设宴相待。酒至半酣，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众仙长知南赡部洲江西省之事乎?江西分野，旧属豫章。其地四百年后，当有蛟蜃为妖，无人降伏，千百里之地，必化成中洋之海也。”

老君曰：“吾已知之。江西四百年后，有地名曰西山，龙盘虎踞，水绕山环，当出异人，姓许名逊，可为群仙领袖，殄灭妖邪。”

太白金星预言四百年后江西豫章将要发生大洪水，而引起洪水的罪魁祸首是“蛟蜃”为妖。为了防止这一场灾祸，老君受记许逊为群仙领袖，镇妖除魔。

豫章，是南昌的旧称，也是前文提及的宁王之乱发生的地点。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举兵于南昌，意图颠覆正德帝的政权。在七月攻陷南康，完全占领江西后，意在直逼南京。因此他沿着长江而下，开始攻打安庆。此时，王阳明集合来自各地的勤王军队，在七月二十日一举攻占了宁王的老巢南昌，意欲夺回南昌，于是朱宸濠与王阳明的军队在鄱阳湖上展开激战。二十四日，背水一战的朱宸濠与王阳明的部将伍文定在南昌东北的黄家渡进行了最后的决战，结果大败，并于南昌西北的樵舍被生擒。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中对许逊和蛟龙的决战场面有如下描写:

真君举慧眼一照，乃曰：“今在江浒，化为一黄牛，卧于郡城沙碛之上。我今化为一黑牛，与之相斗，汝二人可提宝剑，潜往窥之。候其力倦，即拔剑而挥之，蛟必可诛也。”

……真君化成黑牛，早到沙碛之上，即与黄牛相斗。恰斗有两个时辰，甘、施二人蹑迹而至，正见二牛相斗，黄牛力倦之际，施岑用剑一挥，正中黄牛左股。甘战亦挥起宝剑斩及一角，黄牛奔入城南井中，其角落地。今马当相对有黄牛洲。此角日后成精，常变牛出来，害取客商船只，不在话下。

黄牛洲是南昌城南的一处沙洲。在《万历新修南昌府志》中有如此记载:“在县南大江中，神仙传以为许旌阳剪纸化牛、斗蛟精之所。”另外，在清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更加详尽的记载:

又黄牛洲，在府西南十里。

黄家渡，府东三十里。正德中宸濠作乱，赣抚王守仁讨之，克南昌。伍文定击贼于黄家渡，败之。……樵舍驿，府西北六十里，近昌邑王城。有巡司。正德中宸濠作乱，王守仁克南昌，宸濠攻安庆未下，闻之，遂移兵罂子口。其先锋至樵舍，守仁遣伍文定等击之，败贼兵于黄家渡，贼退保八字脑。既而宸濠败保樵舍，文定等四面合攻，遂擒之。又破馀党于吴城，江西遂平。罂子口，在府东北鄱阳湖滨。八字脑，见饶州府。

据此文献，我们可以得知黄牛洲与黄家渡以及樵舍的实际距离，相隔其实并不远。但是在小说文本中所写的“今马当相对有黄牛洲”，与实际的地理位置并不符合。马当在当时并不属于南昌府，而是属于九江府彭泽县。

关于马当的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的“彭泽县”条中有如下记述:

马当山，在县东北四十里。山像马形，横枕大江，回风撼浪，舟航艰阻。山腹有洞，深不可涯涘。山际有马当庙，陆龟蒙铭云：“天下之险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今有巡司戍守。

浔阳江，县西北二里。自湖口县东北流经此，又东北达南直望江县界。小孤、马当，为江流襟要处，有事时所必争也。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得知马当在彭泽县东北四十里，同时还是长江中的一处军事要地。所以小说的原文，似乎是邓志谟把地名给弄错了。但就算是邓志谟真的一时疏忽把地名给弄错了，那么后来的冯梦龙则万万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低级错误。因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四十的《马当神风送滕王阁》这篇故事，讲述的是王勃乘坐的船只在马当依靠神风一夜行至南昌，并在南昌写下闻名古今的《滕王阁序》之轶事。由此可见，冯梦龙不可能对这样的距离感毫无认知。因此，笔者可以肯定地说，冯梦龙是特意袭用了这一设定。其理由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史料来证实。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如下记述:

正德十四年宸濠叛，遣将寇小孤，沿江焚掠，进寇望江。《江防考》：“小孤山江面险恶，乃盗贼出没之所。相近有毛葫洲、花洋镇、沙湾角一带，洲诸纵横，汊港甚多。有安庆、南湖二营官军哨守。”今亦见南直宿松县。

小孤山是长江中一块独立山峰，与马当相对。这两处地点都是长江中的战略要冲，即所谓“有事时所必争”的军事要地，也是宁王之乱时的一处战场。

至此，对于先前的疑问，终于找到了一种合理的解答。即如《铁树记》的作者邓志谟是故意把小说中的地名设定为与历史相符，来暗喻宁王之乱。而冯梦龙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旌阳宫铁树镇妖》里袭用下去。因此，小说中描写的黑牛和黄牛的决斗，实际上是在暗示明朝当年的那场战争。

在小说文本中，许逊为了寻找适合修炼的神仙洞府，与郭璞同游至庐山。沉醉于鄱阳湖风景的许真人，为了成就他日之灵验，让郭璞留下了一首诗。该段情节如下:

一日行至庐山，璞曰：“此山嵯峨雄壮，湖水还东，紫云盖顶，累代产升仙之士。但山形属土，先生姓许，羽音属水，水土相克，不宜居也。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又行至饶州鄱阳，地名傍湖，璞曰：“此傍湖富贵大地，但非先生所居。”真君曰：“此地气乘风散，安得拟太富贵耶?”璞曰：“相地之法，道眼为上，法眼次之。道眼者，凭目力之巧，以察山河形势；法眼者，执天星河图紫薇等法，以定山川。吉凶富贵之地，天地所秘，神物所护，苟非其人，见而不见。俗云‘福地留与福人来’，正谓此也。”真君曰：“今有此等好地，先生何不留一记，以为他日之验?”郭璞乃题诗一首为记，云：

行尽江南数百州，惟有傍湖山石牛。

雁鹅夜夜鸣更鼓，鱼鳖朝朝拜冕旒。

离龙隐隐居乾位，巽水滔滔入艮流。

后代福人来遇此，富贵绵绵八百秋。

笔者以为，郭璞此诗实际上亦是一首直指宁王之乱的诗。诗的首联中提到了“石牛”。日本学者铃木阳一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石牛可以作为水神的代表符号，可以象征镇压洪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宁王的反叛被镇压下来了。颔联是在讽刺宁王占据了江西(鄱阳湖)，在家臣的簇拥下建立的伪政权。其中“雁鹅”“鱼鳖”是对其家臣部将的嘲讽，而颔联在叙述宁王曾经自立为帝的史实是显而易见的。颈联中的“离龙”是火龙的代称，依据《易经》乾为天卦象所示，其中“离龙隐隐居乾位”一句，意指宁王企图篡夺明朝帝位；而“巽水滔滔入艮流”一句，则从当时的地理方位，指出南昌在巽为东南，而京城在艮即其东北。因此，颈联可以理解为“火龙”朱宸濠企图从南昌起兵直捣黄龙之意。至此，笔者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这部小说是在暗喻宁王之乱，而小说中许真人让郭璞留诗以为他日之验，正寓含着待到宁王之乱被镇压后，这块地才是真正的福地了。而小说为何把南昌设定为故事的背景这一谜团，也终于被解开了。宁王在反叛失败后，被押解去京城处刑，而小说则描写孽龙被镇压在了南昌城南的井里:

遂琐了孽龙，径回豫章。于是驱使神兵，铸铁为树，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铁索钩琐，镇其地脉，牢系孽龙于树，且祝之曰：“铁树开花，其妖若兴，吾当複出。铁树居正，其妖永除，水妖屏迹，城邑无虞。”又留记云：“铁树镇洪州，万年永不休!天下大乱，此处无忧。天下大旱，此处薄收。”

既然如此，那么小说的开头为什么要以太白金星的预言来作为全文展开的线索?

在传统天文学上，金星由于一直出现在西方的夜空，又被称为长庚星，《西游记》第二十一回中就有太白金星化身为李长庚的例子。《旌阳宫铁树镇妖》的故事结尾，叙述许真君因为除妖的功德，在南昌的西山万寿宫白日飞升。这就使得小说在结构上，与小说开头交代的太白金星这一人物的预言有了呼应，进而使得小说在结构上更加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金星又俗称为启明星，小说编者通过太白金星的预言，一方面是让故事更具谶纬意味，同时又何尝不是包含着对明朝未来的祈盼!

三、以王阳明为原型的水神镇妖故事

由此可见，《旌阳宫铁树镇妖》是一篇以民间传说为文学素材，糅合进了政治讽刺意图的水神题材小说。而小说中的反面角色火龙，其原型是讽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宁王朱宸濠。那么小说的主人公许逊这个人物形象，是否也同朱宸濠一样，有着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呢?

根据火龙原型为宁王朱宸濠的分析，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许逊这个人物的原型，很可能是在宁王之乱中取得最终胜利的正德帝或其他的历史人物。令人欣喜的是，在明人董谷的《碧里杂存》卷下“斩蛟”条中，有着如下的一段记述:

嘉靖八年春，金华举人范信字成之谓余言：宁王初反时，飞报到金华，知府不胜忧惧，延士大夫至府议之，范时也在座。有赵推官者，常州人也，言于知府曰：“公不需忧虑，阳明先生绝擒之矣!”袖中旧书一小编，乃《许真君斩蛟记》也，卷末有一行云：“蛟有遗腹子贻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阳明子斩之。”既而不数日，果闻捷音。

通过这一段记述，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许逊的人物原型就是带领明朝军队取得勤王战役胜利的王阳明!但遗憾的是《碧里杂存》中提及的《许真君斩蛟记》，依据《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18册所收的《铁树记》前言所述，它已经是一本逸书了。

不过在史料文献中还有着其他的线索。笔者在王阳明的传记中，找到了另一个证据。

宁王之乱平定后，由于被皇帝猜疑，王阳明在政治上进入了人生的低谷。他在正德十五年庚辰八月所做的“纪梦”诗的序文中如是写道: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阁，忽梦晋忠臣郭景纯氏以诗示予，且极言王导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其言甚长，不能尽录。觉而书其所示诗于壁，复为诗以纪其略。嗟乎!今距景纯若干年矣，非有实恶深冤郁结而未暴，宁有数千载之下尚怀愤不平若是者耶!

王阳明竟然在梦中与郭璞相会了，而郭璞正是《旌阳宫铁树镇妖》中与许逊同游名山胜地的风水师郭璞。在梦中郭璞把东晋大臣王敦、王导的内情告知于王阳明，而王阳明在醒来后于诗中写道“开窗试抽晋史阅，中间事迹颇有因”。王阳明文集中的这段记述，真的只是记录他自己做的一个梦，还是别有深意?关于王敦和王导，在《晋书》本传以及元帝、明帝的“纪”中有着详细的记载。他们是堂兄弟，同为东晋的开国功臣。但是身为贵族的王敦在明帝太宁二年(324)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意图篡位夺权。政变失败后，王敦“愤惋而死”，其追随者也被清剿。而其堂弟王导则因为反对叛乱，被冠以忠臣之名，流芳千古。

关于这一段历史，日本学者冈田武彥在其《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上中下)》里做出了如下阐述:

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后，人生一度跌入低谷。在此期间，他做了一首《纪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假托东晋忠臣郭璞梦中向自己示诗，来批判王导：“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王阳明在《纪梦》的序中记述了王导是王敦叛乱的幕后黑手一事，但是在流传下来的王导的传记中，都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如果王导与王敦叛乱真的毫无关系的话，王阳明是不会写的。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导是忠臣，所以史官在写史时刻意将王导的不臣之实忽略了。……

阳明梦中出现的郭璞又是何许人?郭璞（276—324），字景纯，郭瑗之子，河东闻喜人，东晋诗人和卜筮学家。郭璞博学有高才，善辞赋，辞赋被誉为东晋之冠，卜筮也堪称当时之首。早年曾参与王导的军事活动，元帝每遇大事，必求郭璞占卜。后来出任王敦的记室参军，王敦叛乱时也曾求其占卜。郭璞告诫他万万不可，“明公起事，必祸不久”。王敦大怒，杀之。……按道理，郭璞应该对王敦充满仇恨，而不是对王导。可是在阳明《纪梦》的序中，郭璞却对王导充满怨恨，所以才托梦示诗。如果王阳明所述为事实的话，那王导肯定有不臣之处。

依据冈田武彥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王阳明很有可能是假托郭璞之梦，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作为平乱的功臣，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却跌落谷底。因此他通过郭璞之口，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明朝末年，王阳明的心学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其思想影响的文人学士们，在文学创作中也意图发扬其学，而冯梦龙正是一名典型的阳明学的簇拥者。冯梦龙对王阳明有着极高的评价，曾把王阳明的事迹整理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出版。

此外，笔者注意到在《铁树记》和《旌阳宫铁树镇妖》中，还有如下的情节:

许、郭二人离了鄱阳，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有一人姓王名朔，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见许、郭二人登山采地，料必异人，遂迎至其家。询姓名已毕，朔留二人宿于西亭，相待甚厚。真君感其殷勤，乃告之曰：“子相貌非凡，可传吾术。”

……却说真君仙驾经过袁州府宜春县栖梧山，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具以玉皇诏命，因来相别。王朔举家瞻拜，告曰：“朔蒙尊师所授道法，遵奉已久，乞带从行!”真君曰：“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寿而已，难以带汝同行。”乃取香茅一根掷下，令二童子授与王朔，教之曰：“此茅味异，可栽植于此地，久服长生。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调和美酒饮之，必见功效。”

言讫而别。王朔依真君之言，即将此茅栽植，取来调和酒味服之，寿三百岁而终。今临江府玉虚观即其地也。仙茅至今犹在。

在这段情节中，一名叫做王朔的人物登场了。小说中的王朔虽然是作者正面描写的人物，但是在故事最后，许迅及其弟子集体升仙的时候，王朔却被许逊以“子仙骨未充，止可延年得寿而已，难以带汝同行”给拒绝了。这里令人不解的是，在小说中，得到玉皇诏命允许，与许逊一起成仙的弟子一共是四十二名，而且多半并未在小说中有过描写；而被许逊认为是“子相貌非凡，可传吾术”的王朔却被拒绝于仙门玉京之外。其实，这一段描写虽然看似矛盾，然而正体现出小说编者的“春秋笔法”。于此，我们再回到前面有关王阳明“梦”的讨论。在梦中，郭璞颠覆了以往的认识，“且极言王导之奸，谓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我们把这一段记述和小说的这一段春秋笔法进行比较后，可以得出如下的推断:邓志谟和冯梦龙在王阳明的文集、笔记中充分解读出了王阳明的人生遭际，并产生了共鸣。邓志谟在小说里已埋下了隐喻正德帝对王阳明的态度之伏笔。作为镇压宁王之乱的最大功臣，正德帝听信谗言对王阳明产生了猜疑心。这些共鸣、伏笔及猜疑心，正好与小说中许逊对王朔所说的“子容貌非凡”，但是最后功德圆满集体成仙之时，被玉帝排斥在仙班之外的情节相吻合。换言之，王朔被仙家拒绝的不幸，当是影射王阳明受排斥的不幸。

总之，邓志谟和冯梦龙在明朝末年这个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以许逊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并糅合进历史事件进行再创作，旨在彰显王阳明的功绩，同时也寄托了他们那些传统文人希冀匡扶社稷的伟大理想。

四、以邓志谟和冯梦龙为代表的明末文人之忧患意识

邓志谟的《铁树记》，经过冯梦龙的整理成为《旌阳宫铁树镇妖》并收录在其编纂的《警世通言》之中，后又被作为道教小说的代表再次收录于《三教偶拈》中。其理由可以从《警世通言》书名而得出，旨在劝惩，意在警世也。

这种劝惩、警世的意图，在“三言”其他作品中亦有所体现。《警世通言》卷二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亦复如是。

日本学者铃木阳一在其《白蛇传》的解读补遗(一)中指出:

《西湖三塔记》与《白蛇传》虽然题材相同，但是旨趣相异。在《清平山堂话本》编纂之时，当时可能存在过的短篇小说文本，大多今已不存。因此与一些未被文字化的民间艺能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文本，或者是一些反映韵文形式的“叙述”（笔者注：原文为“韻文による語りを反映した文字テクスト”）文本相别，在十六世纪中叶，产生过与《西湖三塔记》不同的《白蛇传》散文文本的可能性十分大。因此，在那样的文本之开头引用林升的诗，直截了当地描绘了杭州的美景与繁荣，以及享受生活的人们的画面，并且其作为旨在强调“不应该重蹈南宋覆辙”之深刻教训的诗被放在小说开头也并不奇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首诗的冲击力在创作之初的时空点也许并不强烈，但是在百年后的小说中，又被放在小说的开头，则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读者所接纳并领会的含义也将产生很大的变化。

铃木阳一认为，林升的诗在成化年间的文本中被放在小说的开头，其冲击力并不那么强烈，但是在被异族占领半壁江山的南宋，以及冯梦龙生活的明末，对这一首诗的理解则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同时还认为:“小说编者在明知道‘读者能从中体会到明朝可能将要面临与南宋一样命运’之危机感，还是刻意把这首诗放在了小说的开头。”并指出《木棉庵郑成虎臣报怨》的入话诗中“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亦反映了冯梦龙的忧患意识。

由此观之，在明朝末年，随着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政治腐败，党争林立。在那样的历史时期中，百姓不堪其忧，农民起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同时北方后金的崛起亦是对明王朝最大的一个威胁。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明王朝所面临的处境正与南宋相仿。

基于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以邓志谟、冯梦龙为代表的明末有识之士，既秉承着传统文人忠君爱国的思想，还具备着强烈的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他们也因为自身的无力而感到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将理想寄托于文学创作之中，希冀能唤醒世人的共鸣，以期达到真正发挥“喻世”“警世”和“醒世”之功效。

这一点在冯梦龙的《三教偶拈》序文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夫释如济颠、道如旌阳，儒者未或过之，又安得以此而废彼也。

由此可见，冯梦龙一边抱持着对王阳明这般经世济民的伟大文人的向往，一边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世人起到劝惩教化的作用。因此他创作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来彰显王阳明之功，同时也寄托了他们那样传统文人希冀匡扶社稷的伟大理想。

历史如车轮般前进，历史上的王朝也不断的更替，千古兴衰如今都成为了过往的烟云。但是在明末的历史进程中，邓志谟、冯梦龙为代表的有识文人都曾经鲜活地生存在这个国度上，书写了无数至今仍然动人的篇章。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的过程中，他们发出的呐喊依然令我们今人动容，同时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也感动和激励着现代的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注释：

① 大塚秀高《〈警世通言〉版本新考》，《日本アジア研究》第9号：《埼玉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纪要》，2012年，第15页。

② 参考《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18册所收《铁树记》上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③ 王钟翰《关于明末三案的原委》，《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④ 刘宝村《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江淮论坛》2004年第1期。

⑤ 胡小伟《冯梦龙与东林、复社——兼与胡万川先生等商榷》，《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⑥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巻三“山川”条（出自《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史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⑦⑧⑨⑩⑪[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江西二”，《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99、3900、3941、3942、3941页。

⑫ 铃木阳一《〈白蛇传〉の解读—都市と小说》，《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所报》，1990年。

⑬ 董谷《碧里杂存》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⑭ “在本书之前，至少已有一种通俗小说行世。……这里所说的这部《许真君斩蛟记》，今已不传。”《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18册所收《铁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⑮ 冈田武彥《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杨田译）上卷，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8页。

⑯⑰ 铃木阳一《〈白蛇传〉の解读补遗（一）》，《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NO190，2016年，第103－104、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