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媛

中国人对海德格尔学习可以追溯到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沈有鼎先生, 他在德国访学期间就曾听过海德格尔的课程。但海德格尔思想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存在主义”是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人道主义”“现代主义” “形式主义”等诸多文化思潮的涌入，开始在我国逐渐传播的。随着关注中心从萨特转向海德格尔，到了90年代便形成了“海德格尔热”，他在中国激起了经久不衰的阅读热情。在大众文化风行、传播媒体当道、文化泡沫沸腾的信息时代，海德格尔的著作被接二连三地翻译出版。但这些书究竟有多少人能耐心地读完并心领神会，却实在不好说，毕竟海德格尔太难解了。正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译者孙周兴所说，这本著作出奇难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语句里，充满了晦涩曲折的义理。”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探问者之间》收录在海德格尔演讲报告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第三篇，是因195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手冢富雄教授的一次来访而作。这是海德格尔作品中较为例外的一篇，作者以交流对话的形式探究了日文章化中的一些问题，并对语言本质进行了深入讨论。而这次交流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一场经典且影响深远的对话。

“对话”是由对九鬼伯爵的怀念展开的。手冢富雄介绍九鬼伯爵把关于日本艺术和诗歌的美学讲课稿汇成一本书出版，并进一步说明“他试图借助欧洲美学来考察日本艺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