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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铜艺术之大美有言

2018-11-12匡正

文艺生活·上旬刊 2018年4期
关键词:博爱中华文明孙中山

匡正

读过一段文字,甚合吾意:

平庸者只有一条命,叫性命;其快乐仅是肉体的快乐,满足饱、暖、物、欲而已。

优秀者有两条命,即性命和生命;其快乐是精神的快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卓越者则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其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思考,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普惠苍生,让他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快乐!

人之辨如此,刻铜艺术之审美亦复如是。或可分物美、艺美、格局美之三重境界,

实用之美、器型之美、情谊之美,可归于物美之境界。

文房之美、刀痕之美、诗书画印之美,可归于艺美之境界。

而家国苍生、兼济天下之情怀抱负则可归于格局美之至臻境界。

刻铜文房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有最后之文房美誉,据前辈考证,从兴起到衰落不过区区九十年,但期间作品精彩纷呈、璀璨荟萃。

笔者机缘凑得《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四件刻铜墨盒。

“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并被视之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

孙中山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博爱”,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即所谓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仁者,爱人”;墨子提出了“兼爱”;《孝经·三才章》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曹植《当欲游南山行》则谓:“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则云:“大仁博爱而无私”;韩愈的《原道》将博爱概括为“博爱之谓仁”。这些博爱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先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

孙中山一生题词总数469件,其中“博爱”就有64件。孙中山通过题词的这种形式普及“博爱”思想,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广泛拥护,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强意志以及追求和平、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决心。

总之,“博爱”是孙中山遗留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们实现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应广为阐释,发扬光大。

天下为公——原意是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不少人把它理解为“大公无私”的意思,这是不正确的。正解是指君位不为一家所私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都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财产,实行专制统治。

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皇权的。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正是要结束这种“天下为私”的不合理状况。但是,民国创立以来,“天下”被袁世凯篡夺,后来的北洋军阀也把“天下”视为私有,争权夺利,混战不息。因此,孙中山大力提倡“天下为公”,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以国民公仆为己任。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曾多次题书“天下为公”四字。

天下是大家共有的,所以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然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这一口号才有巨大的号召力。

世界大同——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他多次说,中国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临时大总统誓词》,《选集》第2卷第2页)。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世界大同,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孙中山在1912年10月对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所说“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至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一段话,正是他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畅想描绘。

孙中山并不是大同世界速到论者。在他看来,实现世界大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民生问题要一个个解决,要从最简单、最迫切的问题入手,逐步发展演进。

但中华民族之沉疴顽症,又岂是一时一人可根治?即使以孙中山先生高瞻之眼界、伟大之人格和毕生之精力能力挽诸弊十分之一二,亦勋建中华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伟绩。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由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其强烈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铮铮遗言,今犹在耳,回首百年,振聋发聩,其间的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不过数声叹息!

当下之中国单就GDP而言已进入了全球经济之大国,但与孙中山先生的寄望或已渐行渐远。

中华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之硕果仅存者,其苦难观别具一格,每当中华越是动荡的时期,往往亦是思想最活跃、人文最荟萃、大师辈出的时间,譬如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

但强权统治者并不喜欢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人文气象,更有甚者掀起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满清文字狱、文化大革命等文化浩劫,不一而足,其对中华文明的摧残是无以伦比的,而中华文明的火种能够始终不灭,这些先贤的思想光芒持续递传正是核心之原因。这才是所谓的文化自信。中华真正之崛起若不以文化复兴为首要条件及根基,最终或不过一场镜花水月而已。

前人之殷殷后人之切切,在当下之环境中如何跳出中华文明轮回之宿命,有识之士献计纳策不容逃避。

资中筠先生有一段话深以为然:“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

何谓民族之精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追古抚今,物以载道,几件墨盒传递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未来的殷殷期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最闪耀杰出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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