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源于捷克文的“卡夫卡”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寒鸦”。他的父亲名叫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商人，他的母亲名叫尤丽叶，是一个安详、善良、聪明异常的女人。

家世与童年

卡夫卡曾回忆说他小时候，家里四壁都塞满了他太姥爷留下的书。由此可见，他的太姥爷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而他祖父不过是个屠户。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非常强势的人，曾当过三年兵的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使他的家庭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卡夫卡开始对父亲也是很崇拜的，不过渐渐地就对于他总是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教训、挖苦包括母亲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而感到不以为然。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着他年轻时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带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那些苦，同样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不出他的那些结论。我是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却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其实，我还是很愿意了解他当年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的，但他总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会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张和父亲一样的大脸，只是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点不一样。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直到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卡夫卡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孩子。他有两个弟弟，但都亡于幼年。他还有三个妹妹，但她们三个好像始终与哥哥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直到后来，卡夫卡病得快死了，小妹才和他消除了隔阂，成为他最信赖与最亲近的人之一。

总的来看，卡夫卡的童年过得并不是十分开心。由于母亲从早到晚都要在商店里忙碌，晚上又会被父亲拉去陪他打扑克，这对夫妻把对儿子的教育，基本上全都交给了他的家庭教师和学校。当时，他们为儿子请了一位法语女教师。卡夫卡也很少和妹妹们一起玩，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只有在父母生日时，他才会为妹妹们编个小戏。这几乎成了家庭惯例。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这些小戏中的一些片段和诗句。有很长一段时间，卡夫卡都会陷于这样一个梦境：身为富翁的他，乘坐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的车，驶入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到鞭挞的美丽的姑娘，然后，载着她扬长而去。

他还经常会为自己的学业担忧。还是他的日记：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个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昏脑涨地又过了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长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也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

卡夫卡小学、中学读的都是德语学校。他读施蒂凡中学是布拉格最严格的中学。由于学生少，上课时每个人都会被叫起来提问。老师在学生们眼里，就如同大老虎。卡夫卡曾说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在卡夫卡的同学中，还是出了一些人物的，比如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为了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哲学家。还有艾米尔·乌提兹和保尔·基施，前者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后者则成为了一名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不过，卡夫卡和他们之间好像也只限于一般同学。

父亲对于卡夫卡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卡夫卡曾经回忆说：“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但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很宠我，但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从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父亲从根本上说还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虽然他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他自己的成长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体罚对待，但他仍一直希望能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显而易见，卡夫卡虽然对父亲对他粗暴的教育方式颇有微词，但他依然十分能够理解父亲。这从他在提到父亲时，总是最公正的方式，来评价他，就能得到证明。他的《乡村医生》，就是献给父亲的。父亲在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亦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当时，只说了一句：“把它放桌上吧。”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则在卡夫卡的眼中是一个“理智的典范”。他知道母亲很爱自己的丈夫的，尽管父亲是一个不容有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但是母亲偶尔也会偷偷地脱离这个共同体，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

大学时代

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大学。本来是想学文学专业的，事实上已读了一个学期的文学，但固执地父亲却坚持要他学习法律，他只好接受。他曾说过，他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还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没所谓，就像中学里学得很多东西一样。我必须要选一个专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就行。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了。我并不期望自己能得救，所以我已经自暴自弃了。”

《卡夫卡传》的作者马克斯·勃罗德就是在这时认识了比他大一岁的卡夫卡的。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布拉格大学一个演讲厅里。那时候，这个演讲厅里每天都人在演讲。卡夫卡是这里的常客，但他从没上台演讲过。那天，勃罗德刚进行完一个关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演讲。他当时是一个狂热的叔本华的信徒，而对于尼采却不感冒，更一口咬定尼采是个骗子。

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写道：“那天，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一直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对方。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也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那天，他比平时要开朗多了，当然，他在伴我回家的路上，说不完的话都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

“那天，我们还谈到了各自喜欢的作家，并为各自喜欢的作家辩护。我是崇拜梅林克的，且拒绝一切‘现代派’的作家，而他则是对霍夫曼斯塔尔充满好感，对梅林克则毫无兴趣。我还背诵了一段梅林克《紫色死亡》中的文字。他只是皱了皱鼻子，然后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击我的佐证，那句话是‘房子走廊里充满了潮湿的石头的气味’，再然后他就不再说话了。——这个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至今我都依然记得那天我们是走的哪条街，他是站在哪所房子前，说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