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 华

品读云南省富源籍诗人钱德华的长篇史诗《我的胎衣之地》，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尽管选材相似，但立意却有明显不同，诗圣的“诗史”重点反映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疾苦和磨难，荷马史诗侧重展现民族英雄对国家的功勋和深远影响，钱德华的这首巨作是从乡村发展的历史烙印来肯定社会的进步，它有历史的纵深感，并且始终贯穿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惜浓墨重彩地客观展现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乡村的发展进程，文学性、思想性和历史性水乳交融。

诗歌共十七节，600多行，标题、题记加正文5904字，叙述了富源县块泽河下游一处叫羊得补的村庄从远古到当代共产党领导下除恶铲霸、兴建房屋、引水修路、土地下户、农民务工的历史，并贯穿村民、诗人及家人的奋斗史。家庭、村庄、祖国，点、线、面结合，将题材处理得有血有肉、左右逢源，留下耐人寻味的审美空间。

关于亲人，重点写到父亲年幼时为地主当长工、痛失双亲、入党闹革命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同时提到大爹、小叔的去世和小姑的病危，以及自己离开故乡在县城工作的事。关于乡亲，重点写到对祖先追根溯源，村民的勤劳、淳朴、执着、热情，对村庄和土地的依赖，以及摆脱贫困、落后的艰难历程。关于祖国，重点写到除恶铲霸革命斗争、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去世、除“四害”、土地下户、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将党带领人民闹革命并走上繁荣富强道路的历史轨迹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