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佳

写下《罗伊先生》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很久，如果不是拿起个人作品集一下就翻到这篇文章，可能就忘了这是当时作品集里最得我心的两三页文字。思绪回到某个夏天，在空调房里盖着毯子看电影，从冰箱里拿出的汽水瓶上附着一层水珠，那个正在经历创作瓶颈期的姑娘在眼前的光影之间找到了文字之于她的新意义。

一直好奇电影导演和编剧的灵感从何而来，那些镜头里和镜头外的内容又是怎样被创作者赋予具有生命力的意义。我开始读关于电影的书，查找导演的采访资料，也经常在我所居住的城市中游走，不错过每一处有趣的市井街头。我发觉写作和拍电影这两种看似没有紧密关系的艺术形式之间有着同样的表达工具——语言。镜头是电影的语言，文字是写作的语言。连接镜头语言的部分是蒙太奇手法，连接写作语言的是分开的段或章节。原来在当今世界上，艺术的多种形式早就不再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勇敢无畏的人总是将各种形式的艺术互相组合。在我大学主修的电影专业研讨课上，导师与同学们分享实验电影之于电影发展史的重要意义。我在想，文学又何尝不能具有与其他艺术形式兼容的实验性呢。

《罗伊先生》是我用电影思路创作出的文章之一，也是那段浸泡在影像和文字世界里的时光缩影。我一度把自己设置成与故事中人物产生互动的角色，但互动多数都是不被察觉的，只是用一双眼睛看着，或者通过与故事中小配角的直接对话推进主线内容。尽量不在不必要的时候打破第三道墙，免得让故事本身看起来像一场经过编排的虚假真人秀。

故事中的人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人。长得像宫崎葵的快餐店女店员是我有一年夏天在南京打过一次照面的女服务生，吃完宵夜已经是餐厅打烊的时间，离开的时候看到她的男朋友在店门口停下摩托车等她下班。英语专八考试得了九十五分的陈立秋是我一位从前自命清高的小学同学，他把心脏不好的数学老师气晕的事情真实发生过。给在外地上学的儿子做佛手贝的热心肠阿姨就是随便一个居民楼的标配邻居，她们过着常人看来十分无聊的生活，只是心里有个时刻惦记着的人就让她们感到高兴，那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种高兴。看似主线人物的罗伊先生是我一位性格有趣的朋友，即使和他之间有能称得上“朋友”的关系，也时常难以捉摸他的行为和想法。四条故事线并列行进，开头花了最多笔墨的罗伊先生在文章最后仅仅是无比平淡的收尾，四条故事线留给读者抑或观众的不是行走于江湖的神秘双面人，而是像另外三条故事线里那样的小人物，是在这世界上真实质朴的存在。就像英国导演希区柯克在《惊魂记》里做的那样，片头把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女主角私吞公款上，逐渐让观众发觉那经过仔细铺垫的剧情只是个幌子，是为了烘托后续情节的悬疑感所使用的道具。

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共通点保持着我近些年的创作乐趣。文字人和电影人同为创作者，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灵活变通是我所理解的值得践行的事。希望将来的日子里，在不受限制的创作世界，我还是那个想拍电影的文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