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红

文学发展本身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作家的成长、作品的面世、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是诸多力量合力的结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编辑无疑是其中一支关键助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群摆渡人，他们默默地守护在文学渡口边上，用自己的德识才学将一批又一批的文坛新秀摆渡到文学的庙堂之上。何启治就是这样的一个摆渡人，几十年来，经他之手编辑或终审的长篇小说约近百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何启治的《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对自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十年编辑生涯中交往过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进行生动的描摹，重现了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学现场。在书中，编辑与作家的互动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共生”现象。

一、行为上的“共生”

所谓“共生”，本是生物学上的术语，《现代汉语》对它的解释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共生。”应用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共生”往往指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利共荣关系。就编辑与作家而言，二者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个编辑与一个作家一旦因作品结缘，相应地，编辑行为与写作行为就桴鼓相应，形成“共生”关系。一方面作家为编辑提供了优秀的文学文本，另一方面编辑对作品具有修正之功。有学者认为：“编辑技艺更是具有个性特征，这是一个剪板枝修蔓的过程,沙里淘金的本领。这是采璞输玉的创造。而编辑角色的艺术在于全其思想,美其风格。”只有双方共同协作，精益求精，才能打造出文学精品，实现共赢。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品实质上是在作家与编辑的共同打磨下成为艺术珍品的。

张洁的代表作《沉重的翅膀》可以说是这种文学“共生” 现象的典型案例。《沉重的翅膀》从写作到修改到发表到出版再到修订，离不开著名编辑家韦君宜（何启治在书中亲切地称呼她为韦老太）的悉心点拨。写作缘起于张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拜访韦君宜，韦君宜得知张洁在工业部门工作多年，便勉励她写改革方面的长篇小说。几个月后，韦君宜收到了《沉重的翅膀》初稿，审阅后觉得“这是一部优缺点都很明显的好作品”，便与张洁共同拟定修改方案。随后，《沉重的翅膀》在《十月》1981年4、5期连载，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对小说褒贬不一。为此，“韦老太和该书责任编辑周达宝等同志与作者一起作了冷静的分析，并逐章、逐段甚至逐字逐句地推敲，对原稿作了近百处修改。”为了让《沉重的翅膀》单行本顺利出版，韦君宜还去求见邓力群和胡乔木，为张洁及其小说进行疏通。两年后，张洁对小说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修改。韦君宜对修改工作极为关心，“她写了长达四页纸的审读意见，对修改稿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逐项提出作者和初、复审遗留的问题，请作者最后改定。”可以说，《沉重的翅膀》（第四修订本）能够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韦君宜功不可没。

邓贤的成名作《大国之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也可算是“共生”的产物。《大国之魂》是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印浴血抗日的鸿篇巨著。时任《当代》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认为这是一部在“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有分量有魅力的好作品”。同时针对作品的现状，他提出删去一些枝蔓，删去作者家世部分，但要保留慰安妇片段。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初稿完成后，何启治等人一致肯定“小说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和阳刚之气，几乎吻合了中央军委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战略思想，是一部正合时代需要的好书”。但编辑们也认为三次军事演习的层次不清、“蓝军”司令朱海鹏与“红军”参谋军官唐龙形象有点类型化，处理朱海鹏和江月蓉的关系过于简单，语言略嫌粗糙。修改后的《突出重围》在《当代》发表后反响很大并被拍成电视剧。

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作者还提到其他编辑与作家互动的例子。比如孟伟哉在主持《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以自己的创作才能帮助过不少文坛后起之秀。他审读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深受感动，情难自禁下就把末尾改成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那样，这额外增添的一千文字“营造了一种有震撼力的氛围，充满了庄严感，悲壮感”。小说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并获得“《当代》文学奖”和1977-1980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所以何启治感慨道：“其实，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后面，往往也有编辑的劳动。”遇罗锦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因为排版原因必须删掉一千九百多字，为此，孟伟哉便逐一抠字眼，抠出一个页面来。孟伟哉不留痕迹的改动使文章更加完美，以致有人发出“遇罗锦的文字真有这么好吗”的质疑声。

的确，并非所有的文学天才都是浑然天成的，他们中不少都需要伯乐的引导和修正。美国著名的资深编辑格罗斯认为：“编辑通常具备了批评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以及作者应该善加利用的卓越的表达能力。编辑能够诊断出手稿中的优点和缺点,然后下一个可能正确的处方。”所以，毫不夸张地讲，优秀的编辑之于天才的作家，就像灯塔之于水手。韦君宜、何启治等人敏锐的判断力、中肯的建议、锦上添花的修改照亮了张洁、邓贤、柳建伟等作家扬帆不久的文学之航。当然，在编辑与作家的“共生”行为中，尤其要注意尊重作家的主体性和独创性，不能越俎代庖地为作家发言，必须在“修瑕”的过程中“存真”，维护原稿的内容和风格。

二、 情感上的“共生”

情感是人类天生具备的一种本能。情感上的“共生”指的是人与人在交往中产生的心灵交流和情感共鸣。文坛上，作家与编辑因为合作而结成莫逆之交的例子不少。《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也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编辑与作家的真挚友情，既有政治上的风险共担也有生活上的惺惺相惜，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温情气息。

关于何启治与陈忠实的关系，有学者曾这样评道：“如果没有文学期刊编辑何启治二十年如一日的鼓励与呵护，作家陈忠实也不会写出传世之作的。”何启治与陈忠实结缘于1973年的隆冬。当时何启治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派到西安组稿。他在西安小寨街头拦住陈忠实，向他约稿，把当时总共才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的陈忠实弄得很是茫然。对于信心不足的陈忠实，何启治耐心地加以鼓励。这次谈话对陈忠实影响很大，他后来在《何为益友》一文中写到：“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当陈忠实完成《白鹿原》并决定投送出去时首先想到的是何启治。《白鹿原》出版以后，评论界好评如潮。但由于少数高层领导对《白鹿原》进行了批评，使小说成为烫手山芋，导致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落选于各类较有官方色彩的评奖。对此，何启治在研讨会上对小说进行了高度赞扬，并以评委的身份推荐它参加文学评奖活动。当《白鹿原》终于在重新修订之后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时，何启治写了一篇短文《欣喜·理解·企盼》，既为陈忠实高兴又为他鸣不平，因为他认为：“一个优秀编辑和一个优秀作家在面对某种困难时，就应该而且必然会这样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否则，还怎么能称之为‘知音’呢！”

在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何启治倾心扶持和呵护的作家何止陈忠实一人。张炜的小说《古船》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屡受批评，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何启治据理力争，甘愿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以个人名义上书出版社一把手，立下“军令状”，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至此，《古船》才得以在1987年8月正式出版。他为旅美华人女作家姚蜀平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的出版热心奔波。这是一部反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小说，但因为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出版屡屡受挫。无奈之下，何启治请花城出版社的老社长范若丁帮忙。尽管在出版前作家删除了一些敏感的文字，但仍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已退休的何启治毫不犹疑地答应做该书的“特约编辑”。

对于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和赵凯，何启治不仅在精神上激励他们，在生活上还给予他们无私的关怀。他不顾舟车劳顿，辗转跋涉于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只为了与瘫卧在床的贺绪林见上一面。何启治的探望极大地鼓舞了贺绪林的信心。同时他还向陕西省作协创联部推荐贺绪林，使之成为省作协会员。试想，如果没有何启治最初的扶持，贺绪林也许会永远埋没在那间破旧的农舍里，也就没有后来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的长篇小说《昨夜风雨》。残疾人作家赵凯9岁患类风湿病，18岁瘫痪在床，身躯僵直成板状人。他给素昧平生的何启治写信，倾诉生活的艰辛和创作的艰难。后来何启治写信请求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就近关照。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忙下，赵凯的作品陆续刊载在各地的报刊上。赵凯的小说集《想骑大鱼的孩子》还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对于何启治的帮助，赵凯曾写道：“在那么多年的黑暗摸索中，我躺在乡村的小屋里，从1994到2005十年间，何老师与我不间断地通信，给我寄赠书刊，那是我唯一来自外界的支持与关怀，像暗夜长路中远方希望的灯火召唤我默默前行，呵护我坚守文学的理想没有放弃。”

可见作家和编辑不仅是事业上守望相助的伙伴，还可以成为生活中互相关怀的知交，二者在“情感”上的共生，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生动地描绘了何启治与陈忠实、张炜、竹林等作家相交相知的场面，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坛佳话。

三、身份上的“共生”

文学史就像一个大舞台，作家是舞台中心的明星，编辑是这一幕幕戏剧的制作人，他们甘愿隐身在幕后，推出一个个耀眼的作家和一部部华章杰作。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才思敏捷，文笔高妙，身兼作家编辑于一体，做到职业身份的“共生”。文学大师鲁迅、茅盾、郭沫若、沈从文、老舍、巴金、丁玲、叶圣陶等人都曾投身于编辑行业，将自己的文学理念与编辑理念融汇贯通，不仅创作出一批著名的文学作品，还发掘了不少优秀的文学新人，编辑出版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图书报刊，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发展史和编辑发展史的进程。而编辑个人要做到这两种身份的“共生”，就必须有“才”有“学”。《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为我们刻画的就是这样一批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编辑兼作家的群体。

首先来看《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的作者何启治。他是一个资深的编辑，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副总编辑，《当代》《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始终笔耕不辍，佳作不断，著有小说《天亮之前》(合作)，评论集《美的探索》(合作)，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何启治散文》，散文、评论集《文学编辑四十年》《何启治作品自选集》，报告文学《航天功臣黄春平》等。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获中国505杯报告文学提名奖，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合作)获中国作协优秀报告文学奖。可以说，何启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对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各种文学体裁均有涉猎，熟悉创作规律，具有行家里手的本领。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一书中，他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的文人群像，共计有二十七位。其中，有童心不老的冰心，有“随和却不随便”的秦牧，有勇智仁义的王火，有刚毅执著的范若丁，有热情直爽的宋晓黎杨（宋晓玲），有睿智风趣的严文井，有做事雷厉风行的韦君宜，有顽强可爱的牛汉……他眼光老道，在写人叙事的同时兼及对笔下人物各自代表作的评论。他对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王火的《战争与人》、姚蜀平的《似水流年》、竹林的《生活的路》等小说的评论不落窠臼、鞭辟入里。

《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在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之外坚持进行业余创作的编辑并不鲜见，如德高望重的韦君宜、范若丁、牛汉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为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她本人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文学创作，并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被冰心称作“极好的作家”。韦君宜著有长篇小说《母与子》《露莎的路》、中篇小说《洗礼》、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散文集《似水流年》《海上繁花梦》《故国情》以及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等。她的作品贴近现实，感情真挚，“能在白描中见出写人状物的文字功底，又能在塑造形象、铺排故事中见出思想的深度。”范若丁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他与文学终生不离不弃，16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两次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奖，两次获得秦牧散文奖。主要著作有散文、小说集《并未逝去的岁月》《相思红》《暖雪》《皂角树》及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在莫斯科》等。他的《旧京，旧京》被评论界比喻成“斑斓的凝重的活化石”。作者眼中“可敬可爱的牛大哥”牛汉是“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也是《新文学史料》的主编。为了收集到更多史料，牛汉不辞辛劳地走遍中国的山南海北，一心扑在《新文学史料》的编刊工作上。同时他又不忘老本行坚持诗歌创作。他的诗作如《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汗血马》被人们广为传诵。其他同仁如屠岸被作者认为是“当之无愧的诗人、作家、戏剧评论家、翻译家和学者型的编辑家”；王笠“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多方面的文学才能”。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编辑与作家的身份“共生”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一方面作家身份对编辑工作具有促进作用，相信一个有创作经验、有写作体悟的编辑更易设身处地与作者沟通，更易发现问题，从而帮助作者斟酌、思考、修正，刮垢磨光，使稿件更加出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编辑拿起笔进行创作，对于作家队伍的壮大、文学武库的充实大有裨益。

总而言之，何启治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所展现的文学“共生”现象很值得研究。在韦君宜、屠岸、王笠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之下，何启治这一代编辑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编辑理念、文学理想、高尚情操必将影响新一代的编辑们。作家——作品——编辑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作家与编辑的互动制约着文学作品的最终风貌。良性的互动可以把一部有瑕疵的文学作品打磨成艺术经典，反之，不佳的合作有可能把一部精良的文学作品扼杀在襁褓里。在编辑出版行业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的当下，商业力量和行业功利主义对编辑的侵扰愈发严重。为此，编辑更应该与作家进行双向的行为“共生”和情感“共生”，同时努力做到个人职业身份的“共生”，编辑写作两不误，成为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的特殊力量。

宋向红 莆田学院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41页。

②张西山：《角色的艺术——〈编辑人的世界〉读感》，《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⑫⑬⑭⑮⑯⑰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页、285页、285页、5页、240页、359页、357页、169页、177页、265页、290页、327页、340页。

⑩[美]格罗斯:《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⑪石晓博，屈忆欣，章学锋：《编辑与作家关系刍议——从陈忠实的文学道路说起》，《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