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红

文学发展本身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作家的成长、作品的面世、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是诸多力量合力的结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编辑无疑是其中一支关键助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群摆渡人，他们默默地守护在文学渡口边上，用自己的德识才学将一批又一批的文坛新秀摆渡到文学的庙堂之上。何启治就是这样的一个摆渡人，几十年来，经他之手编辑或终审的长篇小说约近百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何启治的《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对自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十年编辑生涯中交往过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进行生动的描摹，重现了许多鲜为人知而又弥足珍贵的文学现场。在书中，编辑与作家的互动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共生”现象。

一、行为上的“共生”

所谓“共生”，本是生物学上的术语，《现代汉语》对它的解释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这种生活方式叫做共生。”应用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共生”往往指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利共荣关系。就编辑与作家而言，二者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个编辑与一个作家一旦因作品结缘，相应地，编辑行为与写作行为就桴鼓相应，形成“共生”关系。一方面作家为编辑提供了优秀的文学文本，另一方面编辑对作品具有修正之功。有学者认为：“编辑技艺更是具有个性特征，这是一个剪板枝修蔓的过程,沙里淘金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