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琪

如喧嚣后的寂静，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莫言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就在人们还在对他是否被诺奖压垮这一话题议论纷纷时，莫言带着他的小说、诗歌、戏剧再度归来，如沉默中的爆发。《故乡人事》《天下太平》《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短篇小说接踵而至，他为自己的文学王国又添了些许重彩。系列短篇《故乡人事》对土地的哀婉凭吊，《天下太平》对乡村生存之困的戏剧性书写，《等待摩西》关于人性、信仰和等待的深思，《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对众多人曾经的文学梦的反讽，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短篇新作涉及到乡土、人性、社会变迁、文学环境等诸多方面，莫言通过它们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回归，同时，也以此实现了自己创作上的一次新的超越。

一、旧诗意与新处理

对于进入“现代”的中国人而言，“乡土”从来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她不仅是生存的物质根基，更是乌托邦意义上的精神托归之处。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贾平凹的商州，没有谁能够真正绕开自己的故乡。同样，对故乡的书写依然是莫言的坚持。多年前，在那篇有名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象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现在，莫言重回故乡高密东北乡，重写故乡人事。系列短篇《故乡人事》中的三个分篇，以一种交叉递进的姿态不断强化着对于土地、人性以及自我的回归式反思，这种“回归”不仅是小说中“我”对故乡的回归与超越，也是莫言对于汉语新文学的传统的回归与变异。

莫言对故乡的坚守源自他对土地的挚爱。《故乡人事》如岩浆般浓重、热烈的情感与艺术思想被包裹在对既往和历史的理性与从容之中，似乎稍一碰触，便会被这炽热溶化，卷入其奔涌的狂流。莫言曾说：“我对故乡的感情跟我对土地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土地养育了我们，承载了我们，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立命之本，同时土地也耗干了我们世世代代祖先的血汗。”在《地主的眼神》一篇中，依然还是我们熟悉的构图：镰刀与葬礼、土地与麦收、趾高气昂的贫协主任与阴损狡黠的老地主。莫言将自己最朴实、虔诚的信仰付诸这些熟悉的人与事，那些深远的情绪则在单纯澄澈的叙述中若隐若现。小说中曾写道“我”与地主孙敬贤在割麦中较劲的过程，不禁想到《白鹿原》中关于“麦客状元”的头衔，孙敬贤无疑就是这片土地上的“麦客状元”——“老地主割下的麦捆、麦穗整齐，麦茬紧贴地面。地下几乎没有落下的麦穗。”孙敬贤对小麦或者说“食物”存在着一种虔诚，这源于他对土地的敬畏。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我”在小学三年级时的一篇作文，还有他和多置的土地而被打成地主阶级，受尽折磨，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沧海桑田般的世事变迁的一种感慨。后来，面对孙敬贤的孙子孙来雨时，“我”将其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并说：“如果我早知道能惹出这么多事情来，打死我也不会写那篇作文。”这是对于孙敬贤的自责，是一种关于敬畏土地的自省，更是关于当代历史的认知的一种反思。

土地之下是莫言最真诚的写作，也是“我”的真情流露。“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这样说。他将这里的“血”与“魂”熔炼成最质朴、最纯澈、最手舞足蹈、喋喋不休而又最隐秘的话语，浑然天成的风格自成一派。即使是在生发小说的意义时，依然是气定神闲。在《地主的眼神》中，莫言将最沉重的情感放在了三处对话中：“叔，你离家这么多年，还记得咱村里有多少亩地？”“别的忘了，这个忘不了。”“我好捣弄机器，喜欢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俺爷爷就爱土地，这大概也是遗传吧。”把最深的情感置于最直白的对话中，没有那种强行抵达或阐释而产生的焦虑。小说以葬礼开始，也以葬礼结束，这场高“密东北乡最豪华的葬礼”，也是小说最后的情感升华，在“就像对着仇人的坟墓挥舞拳头”的荒诞和无意义中，是作家对一代人的哀婉吊唁。

莫言始终坚持“贴着人写”的人物塑造原则，他笔下的人物都以历史或现实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进行了更具有生命灵性也更富艺术化的再创造。《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是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他对土地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爱，却也因为土地被打成地主，他有高超的收割技术却逃脱不了政治问题的牢笼；人们对他“被划成地主确实有点冤”的唯一一丝怜悯，也被他狡猾、阴鸷的性格所扯平，最终得出“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个好人，这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的结论。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折中”或沉淀，不如说是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斗士》中有两位“斗士”，第一位是方明德，可以说是乡里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由时事造就的人，他那些“光辉灿烂”的事迹与既往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我是共产党员，你不是，你可以当顺民，我不能，我要战斗！”就是他对过去一个时代的“缅怀”。“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性子还是比较直的。”一方面是因没得到武功的象牙棋子而伺机报复，另一方面是从武功言之凿凿的骂声中知道他与王魁的媳妇有不正当关系。总的来说方明德算不得一个好人，而站在其对立面斗争了一辈子的武功，更是一个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恶人”。他如同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与村里一手遮天的方明德的斗争执着而坚定，同时又是一个无赖，将仇恨制成毒箭无差别地射向每一个人，命贱、出身不好、相貌招人恶等等不利条件都转化为他的“法宝”。就是这样一个被现实与仇恨腐蚀、异变的现代版阿Q，最终成为了村中一霸——“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与前三者相比，《左镰》中的田奎则是一个纯粹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一场孩子们的闹剧，田奎被父亲砍去了右手，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面无表情、无所畏惧的影子，就如同小说中出没在坟头间的毒蛇，平静之下仿佛隐藏着某种令人惊悚的不安。

这些色彩鲜明的人物所映射的，是莫言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批判。这源于他对自鲁迅以来批判性主题的继承，以及向着更深、更广的层面探寻的自觉意识。在《地主的眼神》中，小说四部分在时间的运用上是过去——现在——过去——现在的安排，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这种跳跃式的叙述时间模式，也将过去与现在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此模式中，小说的最后一句“叔，我爹与我爷爷一样”所引发出的时间和社会的发展悖论、固化的人性矛盾，也格外令人深思。其次，是对乡村社会历史背景的刻意抽象与模糊化的处理，使得人性刻画更为突出，在《斗士》与《左镰》中已经几乎没有了对乡村环境的铺陈式描写，而是将之抽象为几个线条简练的人物，从某一人物的角度出发来看世界，类似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他早期的《红高粱》中用小孩子的视角来观看成人世界的方法。而其关于人性的叙述，也不同于他原来那种爱恨交加或善恶一体的写法，而更呈现出一种矛盾和中性化的趋势。《地主的眼神》中“我”对与地主孙敬贤的态度即是如此：“我承认，我对这个具有超高割麦技艺的老地主没有丝毫好感，但我对他无端挨打又充满同情，我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但又对他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斗士》中，更是模糊了善与恶的概念，方明德与武功的斗争是“坏人”之间的较量，最后的胜利者则是武功这样一个“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假如我们从“后诺奖时期”的角度看，或借用赛义德的“晚期风格”的说法的话，似乎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与历史之间的和解”。确乎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比较刻意地将自我经验和形象融入其间，并且对于人物的善恶给出一种评判，但同时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并不假定为终极正确，而只是作为一种叙事视角和一种体验。这样主体与历史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可以的含混其辞，产生了一种歧义与和解。

显然，莫言与鲁迅写作视角的不同导致了批判性的差异。就鲁迅而言，他对于乡村和农民的书写是一种站在高处的俯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是这种状态的最有力证明，而莫言则是坚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小说伦理与写作视角，把真实和想象中的自我同时带入小说之中，无论是黑孩、李一斗还是蓝解放、上官金童，都是不同时期的莫言自身在小说中的植入。这种写作状态，在《故乡人事》中的表现就是“我”的作用，“我”是故事的发起者，在《地主的眼神》中，因为“我”在三年级的一篇概念化作文而影响了孙敬贤的命运，同样是“我”与于红霞的谣言引发了对孙敬贤阴暗面的叙述。《左镰》中“我”的谎言则是导致田奎被砍去右手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作为一个“业已他者化的归乡者”也是引发思考的支点，在“我”对孙敬贤态度的不断变化中，引发了对土地和古老乡村文化与伦理的思考；在“我”与孙来雨的对话中凸显了传承的重要性。这种“归乡人”的情节，在鲁迅的小说如《故乡》《祝福》中也有体现，但都是外来人与故乡人、外界信息与内部信息的冲突和矛盾，而莫言笔下的“我”则带有更为强烈的自我审视。《左镰》中，莫言写道：“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绕梦牵的什么。”反观他的目标铁匠老韩，作为一个手艺精湛的外来者，帮助改善了乡人的劳动工具，为村子带来了便利，这也就是莫言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理想，通过自己的笔带给故乡实实在在的福利。所以，在他笔下的“归乡者”大都为故乡带来益处，或是为故乡人汲取外界新鲜经验提供帮助。同时，小说的相当一部分是对“我”年少时所犯错误的自审与忏悔，左镰是田奎的“私人订制”，而那个双手健全的男孩却因我的过失，只能在自我的记忆中找到，“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又何尝不是萦绕心头的愧疚，“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也许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回忆他和他的同窗小友的童年时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故乡人事》是对一代人和土地的一个悲哀的吊唁，更是莫言的双重回归与超越。

二、故事的浓度与叙述的简约

从《故乡人事》到《天下太平》，莫言依然在讲述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不同处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天下太平》以少年马迎奥的叙述视角，来讲述一个村庄当下的人事。从马迎奥的名字不难看出，他应该出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小说虽然是以少年一天的经历为故事主线展开叙述的，但却以短暂的一天映射出一个村庄的复杂人事与历史变迁。这次的故事与以往不同，它没有《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或是《白鸥前导在春船》中那样细腻清新、温情婉转的笔法，没有《红高粱家族》《檀香刑》或是《丰乳肥臀》中那样浓墨重彩、绮丽诡谲的狂欢化的描写，也没有《天堂蒜薹之歌》或是《地主的眼神》中那样跳跃、闪回的非线性叙事。但它是有个性的，就像小说中那只老鳖一样潜隐和充满邪性意味。小说以马迎奥为主视角，冷静甚至有些冷漠地记录了马迎奥一天中的经历和见闻，无论景物描写、人物刻画还是情节叙述，都是简洁明晰、波澜不惊的。但小说内里的思想意蕴、情感表达和包含的信息量却十分饱满澎湃、直击人心，就像金庸笔下“独孤求败”所说的剑术的最高境界——手中无剑，剑在心中，片叶飞花皆可伤人。越简单越有冲击力，也许读者早已被当下纷繁复杂社会收拾的疲惫不堪，反而对简单质朴的事物情有独钟，也许莫言小说已经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

卸掉冗长、繁复的外衣，莫言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批判。小说《天下太平》的高潮开始于马迎奥被老鳖咬住食指，从而引发各个人物的登场。在想尽办法让老鳖松口的过程中，莫言又一次刻画了熟悉的场景——围观。围观群众不断掏出手机，记录着营救的过程，时刻准备发微博和朋友圈。像是又回到了《檀香刑》中围观残酷刑罚的场面，在观看人慢慢死去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又像鲁迅的小说《药》中观看杀头的场景：“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些不断探出来的手机摄像头就像一颗颗呆滞的鸭头，举着手机的手臂便如同挺到僵硬的脖颈。这种围观源于村民们所谓“新闻意识”的增强，这是莫言笔下农村的发展变化，新鲜的事物丰富了农民的生活，但人性的冷漠与精神的贫瘠却不是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改变的。当村书记二昆不无自豪地炫耀：“我们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训下，都有强烈的新闻意识，都能熟练的使用手机的录像功能，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五岁儿童。”却依然要用往老鳖鼻孔里插猪鬃的“土办法”来让它松口，也许是从蹲着到坐着上厕所的经历，让他们忘记了这些简单、实用的“土方”，也许只是怕让老鳖松口的过程太快而失去发微博、朋友圈的素材。小说中除去咬住马迎奥食指的老鳖以外，还有多处出现了鳖的意象，如袁晓杰的外号是“小鳖”，那么可想而知他的父亲袁武自然就是“老鳖”，他开设的太平养猪场将垃圾、污水排入太平湾，导致水源污染、村民生病，对于太平村来说他无疑是一只见利忘义的“老鳖”；村书记二昆时不时爆粗口“鳖羔子”，对于袁武来说二昆又何尝不是“老鳖”，为了将养猪场规划为养老别墅，他往袁武头上扣的罪名一个比一个大；老打鱼人垂头丧气地说：“今日真是被鳖咬着了。”对于太平湾来说打鱼人是一只贪婪的、索取无度的“老鳖”，而对他来说将其扣留的二昆与警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老鳖”。将“老鳖”这一意象继续放大，村民们被手机所支配，成为手机的奴隶，新事物与旧传统产生了矛盾，村民们在这种文化的矛盾中无所适从，新文化和旧传统也就互相成为了企图咬死对方的“老鳖”。莫言将故事的背景放置于这样一个环境下，天下太平也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小说《天下太平》中的人物形象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对于围观施救过程群众的描写，仅寥寥几笔却意味深长，在表情刻画上，没有轮廓、没有细节只用了表情都怪怪的、眼色都很暧昧两个短语来形容；动作描写同样简单，“众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盯着瘦警察的手指。十几个手机，盯着鳖头拍摄。”；语言描写也只有“众人齐声叫好。”“众人跟着喊：‘天下太平！’”两句话。仿佛鲁迅笔下的围观者，那一张张模糊的、没有特点的面孔在快要淡出读者视线的时候又恰到好处地浮现出来，冷漠、麻木、呆滞的形象跃然纸上，一颗颗头颅变成了长在脖颈上的五颜六色的手机，对生活、对遭遇做出机械地反应。相比之下，对马迎奥的塑造是非常精细饱满的，这体现在他对自然的观察、细微的想象力和情感上，小说一开始便是描写马迎奥观察壁虎吃蚊子和断尾巴的情节，而在看到麻雀与知了关系的变化时，更是得出了知了愤怒和不服气以及麻雀气性真大的结论。小孩子对于自然界的好奇，用成人的思想和语言表现出来，原本是矛盾的，然而马迎奥的形象却愈发表现得明晰、立体。其次，是对马迎奥心里的描写，如他向捕鱼人讨要老鳖是为了给爷爷补身体，面对老鳖时想到爷爷故事中关于“鳖精”的传说，以及在老鳖咬伤自己时，想到这是外出打工的父母大肆杀鳖的报应等等。马迎奥善良、顽皮的性格和作为留守儿童的遭遇，也是在这一段段逐步深化思想描写中构建出来的。与马迎奥相比，小说中对村书记张二昆的刻画也堪称生动，他一出场便是叼着烟卷、打着饱嗝，俨然一副懒洋洋的痞子形象，而他与壮硕警察和袁武的两次对话，也是小说的最精彩之处，特别是在说到人民警察顶风冒雪来援救留守儿童，这样的视频发到网上，就变成网红时，各种新时代的符号、流行语接踵而来，不仅将他两面三刀、巧言善辩的形象鲜明地刻画了出来，更是抓住了敏感的时代神经，将一副围观的小场景变成了新时代的浮世绘。还有一位着墨较多的是星云姑姑，不禁让人联想到《蛙》中的姑姑，她是村里的医生，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输液，这也影射讥讽了如今医院中滥用药物、过度治疗、小题大做的现象。然而最荒诞、最可笑的是她那句：“姑姑给你输上液，咱们跟老鳖较上劲儿，看看谁能熬过谁。”简洁、幽默和时有荒诞意味的叙述中，更显出了作者人物刻画的功力与风格。

在语言与技艺方面，《天下太平》可谓延续了莫言一向的风格特点。华丽奇崛的想象依然是小说一大亮点，特别是在写马迎奥关于“鳖精”的想象时，带着假面的妖精、没有时刻信息的列车、鳖洞连接的另一个世界等等夸诞描写，都仿佛重返《红高粱家族》中那个奇异诡谲的想象世界。然而在小说的其他部分，莫言又刻意展现了冷静和节制的笔法。这样的写作方式，就像广袤的平原上突然拔起一座孤峰，正是这种阅读快感上的落差，才使得这篇小说更具情感上的冲击力和美学意义上的表达。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简约、浓缩的技巧。”莫言将对农村的深重情感以及复杂的思考，浓缩于简约的人物关系和单线条的故事构造之中，以自然清新的叙述，刻意收敛的情感态度，构造了一个“叙述的辩证法”的例证。

三、历史的长度与戏剧性浓缩

如同很多作家所描述过的一样，近四十年确乎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之变的一段历史，如何叙述和处理如此漫长历史中的故事，《等待摩西》以一个短篇的形制，创造了一个便是以此段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柳卫东命运辗转起落的一生。从弃儿到宠儿，仍旧回到弃儿，最后终于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莫言在谈到这篇小说时曾说：“这些故事都是有原型的。一位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总而言之，因为小说里面有人物原型，而且人物原型短短5年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

《等待摩西》的时长足以支持一部长篇小说的架构，但作家却刻意浓缩，用了十分俭省的笔墨完成了这个人物的命运。看到小说的题目就会想到《旧约》中的英雄，摩西一生经历曲折，童年流落幸被收养，意外地接受了埃及王庭的教育，长成后备感犹太民族被压迫的耻辱而发奋斗争，最终成为了民族领袖，并带领犹太人民摆脱了埃及的统治。他倡导人们学习十诫，并成为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中为人们所敬仰的先知。小说名字之所以取名《等待摩西》，除了主人公柳摩西名字中有摩西二字，与他一生经历也是息息相关。从某个角度讲，柳摩西的一生的经历与犹太教中这位伟大的先知确有相似之处。他一生经历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少年时期，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缘由，柳摩西改名柳卫东，并因改名字的问题被爷爷柳彼得扇了两耳光，但在批斗柳彼得时表现的十分积极，扇耳光、揪头发、吐口水，无所不用其极，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第二阶段的成年时期也可算的上一波三折，从一个一无所有甚至被马秀美的哥哥打致残疾的破落汉，一跃而成为村里的首富，却又在好日子刚刚开始时，忽然悄无声息销声匿迹，经历了35年生死未卜的失踪。最后一个阶段，他终于由一个一文不名的骗子混混，回到了一直等待他的妻子身边，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并将名字改回了柳摩西。这就是柳摩西的一生，他跌宕的命运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以及其相去霄壤的价值翻覆。而且，同样是写乡村人物，相比《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诸篇，这篇作品用了更为节制而平和的笔法，将人物一生的经历描写得精到、明晰，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思想意蕴也更加直击人心。

在《等待摩西》中，信仰问题无疑也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内核之一。文中也多次提及关于基督教的信奉。首先是东北乡里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柳彼得，他虽自称信奉上帝，动辄道理一大堆，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封建自私的小农。小说一开始，在柳摩西建议他更名为柳爱东时，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柳摩西两记耳光，也许不是因为他对基督和上帝的信仰，而让他对柳彼得这个名字有所执拗，而仅仅是因为“柳卫东”和“柳爱东”这两个名字看起来更像是兄弟关系。从此爷孙两人就像结下了巨大的仇怨，柳卫东在柳彼得被批斗时，积极地站出来“大义灭亲”，揪头发、吐口水，将他的爷爷当成了阶级敌人；而柳彼得则在柳卫东扇他耳光的时候，将其一根手指咬断，这样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天下太平》中咬着马迎奥食指的那只老鳖，他的种种行为怎么也无法与信奉上帝的基督徒联系到一起。他在柳卫东破落之时更是将其赶出家门，在孙子媳妇带着孩子在街上行乞时亦无动于衷，美其名曰：“她们正在承受该她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如此冷漠的举动仅仅是因为怀疑柳卫东的失踪是他的妻子造成的，就像文中所述，他只是借着上帝的名义给自己编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却健康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其中反讽的意思也就显而易见了。

相比柳彼得，柳卫东的妻子马秀美则堪称是一位对信仰极虔诚的好妻子、好母亲，她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柳卫东的落魄岁月，风餐露宿、蓬头垢面也毫无怨言，在柳卫东发迹之时，任劳任怨为他生儿育女，甚至要祈祷自己要为他生个男孩来传宗接代。在柳卫东失踪的三十五年里，她承受了巨大压力，面对着生活的苦难，不仅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更是一心一意的等待丈夫的归来，每次礼拜都满含热泪地祈祷，加油站里、过路的司机手里的每一张寻人启事，都是她对丈夫的忠诚、对信仰的虔诚和对苦难的不屈不挠的证明。即便她没有一个西式的名字，但她对信仰的执着也远远超过了柳彼得之流。最后是柳卫东，一生的起起伏伏，迎合与背时，落魄与发迹，都昭示了社会历史的沉浮与价值标尺的颠覆对人的戏剧性的捉弄。开始的柳摩西必然是爷爷柳彼得给取的名字，后来在“打倒洋奴，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改名柳卫东，在尝尽人生百态、历经磨难后最终又皈依了基督而改名摩西，在这样一个循环中，他的名字终于又回到了原点。

读《等待摩西》仿佛又见鲁迅。小说的叙述是以“我”为主视角的，继承和延续了“归乡人”的叙述模式，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讲述了柳摩西一生的经历，进而映照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笔下的人物也有相似之处，特别是马秀美，使人不仅会联想到《祝福》中的祥林嫂，小说中马秀美与“我”关于丈夫柳摩西失踪的对话，也如同祥林嫂那一番“极秘密的切切的”话：“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的回答也与“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如出一辙。然而两人最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马秀美虽然也经历了苦难岁月中的等待，但最终结局却是好的——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染过的头发黑的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相比于祥林嫂失去孩子、郁郁而终的经历，算得上是非常圆满的结局了，两个女性形象虽然都没有文化，但马秀美有着坚定而虔诚的信仰，文中有句话值得深思，“我看着他们家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知道她已经成了信徒。”最开始觉得是成为耶稣的信徒，而到后面才发现马秀美的信仰是他的丈夫，是对自己丈夫还活着的坚定信念支撑着她走过三十五年艰苦的光景。而祥林嫂的精神支撑早在孩子死去时也跟着崩塌了。同时，两位作者不同的时代经历造就了这截然不同的结局，祥林嫂在时代的“铁屋子”里死去，马秀美则在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中得到了看似完满的结果。此外，小说《等待摩西》的结构和故事性也较之有了巨大的变化。虽同样是以“我”为出发点的，《等待摩西》种的第九和第十部分中和老战友的相聚，以及去黄岛寻找柳摩西的情节，从叙事手法和故事内容上看却更接近现实中的莫言，也许是续写的缘故，使小说也呈现出复调的感觉，正是在这种复调中也完成了文学作品中“我”和现实莫言的穿越与衔接。

小说的结尾更是充满了悬念。与《等待摩西》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在就要见到期待已久的柳摩西时，“我”却转头就走，只留下一句“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摩西就如同《等待戈多》中的戈多，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关于等待的意义，也许“我”已经忘了我要等待什么，可是，有个等待感觉也不错。就是在这种贝克特式的荒诞中，从起点到起点，让读者们在自己的想象中找寻关于信仰、关于等待的意义。

四、漫画与白描，苛刻与宽容

假如说上述几部小说多是书写当代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变迁，那么《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两篇，则是把视线聚焦在了文学环境和生态上了。而且两篇小说加入了大量讽喻的成分，不禁使人想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这让人感到颇为意外，因为纵然过去几十年中莫言一只表现了很强的批判性，但却几乎从未在品性、在人性与道德的范畴中将人物一边倒地进行处置。换言之，虽然莫言也写了很多并不正面的人物，但总是对他们心怀悲悯，或者暧昧，因为这缘于他对于人性之善恶在根本上互为纠结共生的理解。但这两篇小说却显得尖锐甚至尖刻了许多。

“金希普”与“宁赛叶”是两篇小说中所共有的人物，小说也是在“我”与这两人的关系变迁中所完成。但观此两人名字即可发现，是对俄国两位伟大诗人普希金与叶赛宁名字刻意的倒置。倒置当然意在颠覆，已预示了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小说将这两个怪胎人物放置于八十年代的乡村，显见得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隐喻意味的，作为底层人物，他们将文学当作人生的敲门砖，同时作为文学人物，他们又以根本误解和功名利禄之心来混迹社会，虽然指涉的是那些作为废墟人格的特定人群，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讽喻了整个文学界的不良风尚。

首先来看金希普，一个彻头彻尾的欺世盗名之徒，如同《围城》中自封为“十八家新诗人”之外的“第十九家”的曹元朗，披着文学和诗歌的虎皮到处招摇撞骗。小说中为他的出场也设计得别具匠心，浑身酒气，满口烟味，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见人就分发名片，名片上一大堆的前称后缀更是虚无缥缈，配着专职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如此的出场更像是一个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诗人这两个字完全搭不上关系。果不其然，小说中金希普的两首诗就将其底细暴露无遗：第一首是在同乡会上所朗诵的关于馒头的诗：“大馒头大馒头，洁白的大馒头，芬芳的大馒头，用老面引子发起来的大馒头……”一首“诗”念完，已让人胃口全无啼笑皆非。第二首与前者公共场合的哗众取宠不同，是用于“私人唱酬”，是时过境迁之后金希普写给我的一首“古风”，形式和长度上有所进步，但内容还是毫无意义的大白烂，甚至有“师傅从来不差钱”“生如鲜花之灿烂”这样毫无内涵的语句，可想而知金希普在与“我”的两次见面之间，依然是过着到处招摇撞骗的日子，这首送给我的所谓“古风”兴许在某个重大场合也被他朗诵过。

另一篇《表弟宁赛叶》中的宁赛叶与金希普相似但也有不同，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个踌躇满志、自认满腹才华却得不到施展的落拓之士。在他与“我”的对话中甚至也可以看到某些才气方面的展示，但随着对话的深入，其真面目也一点点展示出来，他眼高手低、懒惰无耻却偏偏一副苦大仇深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嘴脸，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却将所有的罪责推脱于外人身上，年过三十家业无成，如跗骨之蛆般啃食父母的辛劳，却对家人专横跋扈，某种程度上，宁赛叶比金希普更为可恨、可耻。

正如鲁迅在塑造孔乙己这个人物时所表现的厌恶要甚于他对其他人物的哀痛一样，莫言对于这两个人物的态度也更为严苛。在这两篇小说中，他情绪的释放更为尖刻和外露，但无论如何，莫言还是莫言，他骨子里的敦厚仍然在主导着他的笔致。所谓“可恨之人亦必有可怜之处”，小说中也时时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悲悯之情。《表弟宁赛叶》中“我”虽不耻于宁赛叶的所作所为，但还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亲情羁绊在内，对于宁赛叶引以为傲的《黑白驴》“我”虽觉得它上不得台面，充其量就是一头“杂种驴”，却仍努力向其辩解无法发表的缘由，尽管一次次被宁赛叶“打脸”，却一次又一次地拉下脸、弯下腰为他的工作奔波，这不只是对宁赛叶的同情，同样也是对亲人或有着文学梦的人们的同情。同样的悲悯情怀也发生在金希普身上，“我”虽然早就知道金希普是什么人，在同乡会上却也没有拆穿他，并在其朗诵时报以掌声，即便在得知他骗了姑父的钱后，也依然愿意给他辩解的机会。对金希普来说可能是逢场作戏，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如文中所说：“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踏踏实实过日子，老老实实做人。”

莫言当然也不忘展示着两个文学怪胎所出产的土壤：人们对于修习和从事文学的人会有一种出自传统的尊崇，而乡村中人们更是以淳厚之心倾力待之。这就更助长了他们的自我膨胀和恣意妄为。金希普来宁赛叶家过年时，姑父把热炕让给他谁，宁赛叶的妻子将下蛋的母鸡煮了招待他，却最终被骗去了钱财；宁赛叶在家中啃老却对父母飞扬跋扈，但老两口还是勤勤恳恳的看大门、干苦力……莫言或许并不意在表达对于乡村人们的愚昧的悲悯，但的确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存在的合逻辑性。透过这种关系，我们也依稀可以看出莫言对于我们的文学内部的文化构造的一种思考与影射。

很显然，就这两篇小说而言，莫言将批判的目光聚焦到了当代的文学生态和文学环境之中。宁赛叶抱怨没有赶上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许是理由之一，但归根结底文学的羊肠小路上不可能挤进太多的人，没有真正的才华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支持的抱负，到头来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金希普名片上虚无缥缈的名衔，和他动辄高山大海、电闪雷鸣的自说自话；宁赛叶梦中那头可吞日月却不知其来所自的“杂种驴”，还有他昏暗压抑的生活和毫无感情的泪水，都是轻薄为文或一梦黄粱的最新范例。作者漫画式地刻画了这两个“文学型的油腻男”，但笔锋也实实在在地指向了文学的名利场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混世者，指向了那些谋粱混事的规则和潜规则。

《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虽属两篇小说，语言运用也有明显反差，但笔法却相当一致，即由中国传统小说到鲁迅、钱钟书一脉相承贯穿下来的白描与漫画手法，叙述简约而笔力深厚；在情感表达上两篇小说也浑然一体，有多处互文，比如《诗人金希普》中金希普在同乡会上殷勤的交际、合影成为了《表弟宁赛叶》中金希普骗姑父钱财的资本；《诗人金希普》中提及的“神女”诗社也在《表弟宁赛叶》中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不过是一群文学混混抽烟喝酒写歪诗的聚集之所。以金希普和宁赛叶为出发点，将批判的目光直指自己所从事的文学领域，显然是有风险的，但也正是这种冒险精神，让那个人们熟悉的笔锋犀利而不受羁绊的莫言又回来了。一如茅盾所预示的：“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盗名的，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确乎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尖刻犀利毫不留情的莫言，也看到一个宽厚容忍能饶人处且饶人的莫言，能够看到怒其不争的莫言，也能够看到哀其不幸的莫言。

透过这几个短篇新作，我们所看到的，到底还是那个植根于高密东北乡的莫言，那个视角独到、笔法丰富、一剑封喉和一击致命的莫言，是那个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赤子之心的莫言；但无疑，也是一个在“归来”中不断思索探寻，在继承新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另辟蹊径的莫言。“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我与我的同行们在一样努力地祈祷着、企盼着成为幸运的头。”莫言曾经的祈祷和企盼的，当然早已实现，但眼下的新作，似乎又昭示了这条路的依旧漫长和遥迢，依旧的灵光照耀和无限风景。

王梦琪 西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③⑩莫言：《超越故乡》，《名作欣赏》2013年第1期。

②莫言访谈：《用“汁液横流”的语言勾勒出社会变革的画面》，《共鸣》2012年第11期。

④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⑤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⑥[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⑦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⑧莫言：《莫言谈新作:“锦衣”圆梦“等待摩西”》，《山东商报》2017年12月12日。

⑨茅盾：《文学与人生》，《快乐阅读》201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