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松林

二战刚刚结束，萨特就成了法国文坛的翘楚，几乎所有的刊物都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戏称此时巴黎知识界只有两类人：拥护萨特的以及反对萨特的。前者之所以拥护萨特，主要是因为萨特不仅成功地将存在主义从德国搬到了法国，而且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即将存在主义大胆地阐释为“一种人道主义”。“自由”“责任”“担当”等字眼大大刺激了人们麻木的神经，特别是战争时期的惨痛教训，使他们觉得萨特的理论具有重要价值。而在后者看来，萨特的理论简直一文不值，因为政治或者道德的狂热完全替代了理性的思考，就像精神鸦片，它在使人陷入感性泥沼的同时，“转移了年轻人要担负从法西斯悲剧的废墟中重建一个正义社会这一使命的注意力”（弗林192）。昔日同在一个战壕的战友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等很快同他分道扬镳，勒内·艾田伯（Rene Etiemble）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攻击萨特：“‘亲爱的萨特’？如果我今天还这样称呼您，那我就是和您一样在说谎。所以，我还是伤心地说一句：祝愿您倒霉吧！”（维诺克 126—27）。尽管有各种反对的声音，萨特还是坚定不移地把存在主义带到了大街上。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文坛的后起之秀，早年曾是萨特的信徒。在疗养院期间，他阅读过萨特大量的著作。巴尔特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1945年至1946年，人们在这一时期发现了萨特［……］我想说，从停战那天开始，我成为了一个萨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Barthes，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I 1310）。